“二十一世纪的小说是雨果的反义词，必须是福楼拜、屠格涅夫、左拉的反义词，是托马斯·曼的反义词，是马克·吐温的反义词，是D·H·劳伦斯的反义词，是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反义词，是昆德拉和村上春树的反义词……”（周恺《刺青》）

  继《苔》之后，周恺首部短篇小说集《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近期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这是周恺的第二部代表作品，写于《苔》之前，是他早期作品的结集。3月13日下午，周恺来到南京先锋书店，与艺术家、原《天南》杂志主编欧宁，评论家、“现场文丛”主编何平进行对谈，与读者分享这部新作的心路。

  《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是何平主编的“现场文丛”中的重要作品，现场文丛瞩目汉语文学未来，遴选35岁以下，年轻态、有潜力、审美品质经得起推敲的青年作家，对标八十年代作家社的文学新星丛书和长江文艺社的跨世纪文丛，力求一书一设计。该系列已出版有青年作家、戏剧家陈思安最新小说集《活食》，入围2020年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和2020年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初选名单。2021年该文丛还将推出青年作家三三和王苏辛的作品。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陈曦

  以为不可能发表的一批小说

  《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收录短篇小说十篇，这些作品关于周恺创作起步时的遭遇，关于“现实的泥泞”与“诗意的纯粹”，也关于更宏大的周遭与历史。

  这一系列短篇小说创作于2015年前后，此前，周恺的作品大多发表于《天南》杂志，2014年初《天南》由于经济原因停刊，周恺“索性不再考虑发表的可能，尽自己想写的写”。

  “当时有篇小说刚拿了一个海外文学奖，当然，参加的人也不多，二十来个。接着，《天南》就停刊了，在那之前，我的小说基本全是在《天南》发表，主编欧宁给了我无限的包容，可想而知，这就几乎断了我的文学路。那一年多的时间，我果然一篇小说都没发表，没作品，再加上我住在小地方，过去结交的写作上的朋友，也只剩零星几个还有往来，那阵子，我处境很是糟糕，白天去电台上班，念稿子念得磕磕巴巴，总是被投诉，晚上又在家写着这么一帮无望的人，几乎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周恺说，2016年，这些小说差不多就写完了，后来想着，就算发表不了，总得给人看看吧，就在邮箱里找，找了一大堆人出来，把这些小说群发了过去，没想到收到了阿乙的回复，经由阿乙推荐，他跟更多的文学杂志有了联系，一些小说发表在《芙蓉》上，也认识了南师大的何平老师。到今年，集子里的小说就基本上都发表了，这是他完全没想到的，为此，他很感激阿乙。而这些遭遇在小说里多少都有些体现。

  小说的主角都是诗人，代入了作家本人的遭遇

  何平认为，现在年轻作家的写作往往意识不到文学的秩序，或者说有意回避这样的秩序，而周恺是这代作家当中比较少的、要在文学史链条中去确定自己写作标记的作家。

  小说集当中写到了几代诗人和小说家，诗人出现在每篇小说里。指向了某些文坛往事和一代知识群体的身份迷思。《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里的女作家习惯推演自己的未来，以至于后来每每出现预料外的事，都会被她排除到生活之外，她的遗稿终结于死后一年，她焦虑地等待这一天的来临，实际上，这一天早已成为她的记忆。在《失踪》里，早春杂志社停刊，它掀起的“孤独者文学运动”也宣告终结，主编谷岸曾说要去找一座“会说话的山”，从此失踪。《伪装》的主人公以七个名字经历了七段人生，警方基于一本他的回忆录草稿，将跨越两个世纪的一系列悬案串到了一起，他说这是“对野蛮世界的野蛮回应”。

  周恺坦言，写这个系列小说受欧宁影响很大，欧宁为他打开了一扇窗，让他了解到上一代人的写作情况。当时《天南》策划过一期“诗歌地理”，他印象很深，后来写作的时候，又有意识地找了1990年代之前那一批诗人的东西来读，写了关于诗歌的记忆，以及诗歌对他们人生的影响，其中的《伪装》，就写到了成都。在周恺看来，这批诗人后来大概分成了两拨，一拨人出去了，还有一拨留在故土，后者是他更感兴趣的，这些人被收纳进了体系当中，却又在自我放逐。这种自我的放逐，使得他们对于肉身的态度和他们对于诗意的态度，两者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差。

  欧宁认为，周恺整本书里面写到的诗人，很难指认出他是哪一代人，因为这是作家虚构出来的。但读周恺的书，可以感受到比他年龄大的写作者对亲历事件的记忆与想象。

  作为80年代先锋诗歌运动的亲历者，欧宁对80年代特别怀念，在《天南》第三期策划过一期“诗歌地理”专题，以各地诗人们专门撰写的叙事文本，来再现80年代的诗歌记忆。约稿的时候划定了四个诗歌中心——北京、上海、南京、成都+重庆，由大仙、陈东东、韩东和万夏分别忆述。万夏的那篇尤其出色，“从成都市中心的主席像开始，过渡到他家所在的盐市口，在那边怎么约朋友吃饭，搞饮者大会、诗歌大会。在成都吃火锅，觉得不好吃，立马坐火车到重庆去吃重庆火锅，约见重庆的诗人。整个80年代不仅是诗歌创作，还有诗人的生活方式，通过这样的方式叙述得活灵活现。”就此而言，周恺的小说跟《天南》那期“诗歌地理”形成了对应，一个是写实的，一个是虚构的。

  失去了反叛对象的写作，应该写什么

  一代人来、一代人去。对谈中，作为文学亲历者的何平、欧宁，与作为新一代文学书写者的周恺，也明显感受到不同代际写作者之间的差异。

  何平、欧宁都是出生于60年代后期，在他们开始写作的80年代，对文学群体有很深的体认。“1987年我逃学去上海，之前我读了大量上海‘新感觉派’的作品，就是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他们，我对上海充满了想象，想象施蛰存那一代人在上海这个地方，如何办书店、写作、聚会。到了我们这代人，都是从小地方出来的，在中学时候开始写作，但是没机会接触比我年龄大的人，就是顾城、北岛那一代人，然后就亲历了80年代先锋诗歌运动，这是又一代人。他们写作、结社、办刊，在全国漫游，把酒诵诗。”欧宁说。

  相比上几代人，周恺认为，他们这代人的个体意识仿佛生来就有。“70年代初期开始有了个体意识的写作，这种个体意识的出现是源于对既有秩序的某种反叛，比如说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它有一个反叛的对象。比如文学史上讨论得比较多的，杨练的《大雁塔》和韩东的《有关大雁塔》，这两者作为比较的文本是非常明显的，后者是对前者的反叛。韩东写一帮人爬上大雁塔当一回英雄，下了大雁塔又回到人流当中去。但到了我们这一代写作者，觉得一切都被抽空了，但是你又想写，我觉得我的同龄人很多都是跟我一样的状态，对抗性的东西没有了，大家对过去集体的生活、抱团取暖的热情没有了，每一个人都像独狼一样去寻求写作的意义。或许没有什么结果，但是在抽空的状态下，有可能会产生出杰出的作品。”

  此外，周恺新书中收入的这些小说都有罪案的元素，比如《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这篇，就有一个真实的案件支撑，一个叫阿橹的诗人，是跟顾城一起写诗的，90年代中期在北京抢劫杀人。不过，小说里只留下了一些案件的边角料。周恺坦言，其实这也是为了让小说更“好看”，吸引读者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