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

  最近，历史题材剧《觉醒年代》火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蔡元培这些语文课本里我们熟悉的名字，以真实的形象出现在荧屏。他们慷慨激昂，以文为武，热血反抗。

  他们的故事还远不止于此。大学肄业却奋力呐喊的“宅男”鲁迅，提倡白话文、第一个用“她”字的刘半农奔走国际一线，为新时代奋斗的瞿秋白……这群有志青年，值得我们铭记。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王子扬 宋经纬

  一个夜晚

  夜晚，宅子里灯火通明，火光照亮一沓沓古碑、古籍的抄本，两个人静静站着。

  一人问：“你抄这些有什么用？”

  另一人回答：“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对话结束，接着又是漫长的沉默。

  时值乱世，朝不保夕。前脚，袁世凯想当皇帝，跟蔡锷打得不可开交。后脚，张勋就盘着他的大辫子，闹闹哄哄搞复辟。百无一用是书生，回答的人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无力，除了抄经，他还能做点什么呢？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被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而且从昏睡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他悲哀地发问。

  想不到，眼前这个朋友却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于是，当他再次翻开书，悲凉地审视那个残破的时代，拿起笔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这个书写者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而发问“抄这些有什么用”的，就是新文化运动倡导者钱玄同。

  双雄论战

  钱玄同的这次来访不是没有所求的。他希望鲁迅能为他们的杂志写稿，那本杂志正是《新青年》。

  杂志的名字叫“新青年”，可陈独秀创办它之时，已接近不惑之年。

  1915年，陈独秀正处于人生低谷，还一度被列为通缉犯，不得不流亡日本。身在海外，陈独秀以“独秀”为名发表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文中，他不吐不快，痛陈国家极端黑暗，甚至故作危言，说与其如此，不如当亡国之民为好。

  李大钊自然不能苟同，于是他也写下了《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对陈独秀的消极态度进行批评。

  “厌世之辞嫌其太多，自觉之义嫌其太少。”李大钊的话扎心了。

  二人可谓是不打不相识，这番关于“爱国心”的激辩，也奠定了二人日后坚实的友谊。

  那年初夏，陈独秀的妻子病了，他也顾得不这许多，迅速回国。国内还是老样子，但是陈独秀的想法已经发生了改变，特别是与李大钊相识之后，他走出了消沉。

  他意识到，自己必须做点什么。经过多方奔走，他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旅，一本叫《青年杂志》的刊物横空出世。为了避免跟当时的《上海青年》周报名字混淆，第二卷时，杂志正式更名《新青年》。

  三月为期

  创业谈何容易？忙活一场，杂志最初发行量只有千余本。陈独秀创业，本就是靠朋友介绍的投资，销量不好，自然“压力山大”。

  1916年，他跑到北京，为了把《新青年》继续办下去，他特来募款。巧的是，彼时蔡元培翻阅了《新青年》，大加赞许，决定聘请陈独秀到北大任教。

  蔡元培和陈独秀是老相识，清末那会儿就认识，两人为刺杀满清大员，还曾一起研究炸药，救亡图存。有感情基础，蔡元培又介绍了一份这么好的工作，可陈独秀偏偏不干。“我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头衔，能否胜任，不得而知。”况且，杂志还一堆事要忙呢。

  蔡元培也是个倔脾气，他亲自登门找陈独秀详谈：我们学校唯才是举，《新青年》也搬来北京办吧。陈独秀拗不过：我只干三个月，如果胜任就留下去，如不胜任就打道回府。

  这三个月，不管对陈独秀的创业，还是对《新青年》，都是至关重要的。

  杂志由最开始陈独秀一人主编，改为多人编撰，实行主编轮流。先后有多名学者、进步人士来到这里，小小一间编辑部云集群星，点亮了夜空。

  特别是在蔡元培的庇护下，《新青年》羽翼渐丰，并形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阵营。

  四大台柱

  发展起来的新青年有“四大台柱”，除了陈独秀和开头提到的钱玄同外，其他两位分别是胡适和刘半农。

  胡适和刘半农同一年出生，同样是青年才俊，但路数却大不相同。胡适是高材生，人长得帅，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二十多岁进了北大，成了全校最年轻、薪水最高的教授之一。

  1916年，这位青年才俊与陈独秀书信往来，并成为《新青年》的编辑。第二年，他发表文章《文学改良刍议》，认为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

  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呻吟，五务去滥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

  这一篇文章，影响了后世的文学说话，直至今天。

  而另一位“台柱”刘半农，高中肄业。辛亥革命爆发后，常州府中学堂被迫停办，刘半农只能带着他的二弟刘天华，去上海撞撞运气。

  到了上海，刘半农先是在上海开明剧社工作，后来与陈独秀相识，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当时，正处于白话文兴起阶段，再加上翻译介绍外国文学骤增，第三人称代词的写法越发混乱。而中国历史上汉语书写中，第三人称代词没有性别之分，更没有人和动物的区别，只有一个“他”字。周作人等用“伊”字来专指女性第三人称，刘半农产生了用“她”字表示女性第三人称的想法。

  但这个想法并没有急于公布，不久，周作人在《新青年》第5卷第2号译文《改革》一文的序言中透露了刘半农的这个想法，立刻引起人们激烈争论。

  后来，刘半农自己向《时事新报》寄去了《“她”字问题》的文章，于1920年8月9日发表，获得广泛认同。自此，“她”字便作为女性第三人称代词出现在人们的文章和书籍中。

  刘半农所作《教我如何不想她》白话诗，经赵元任谱曲，一时之间成为风靡全国各大城市的流行歌曲。

  五合六聚

  在《新青年》的影响下，一些进步刊物改用白话文，使全国报纸面貌为之一新。新文化运动拉开序幕。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震动了全世界，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

  18岁的常州青年瞿秋白，带着满心憧憬来到北京，准备报考北京大学。可因为学膳费用太高，瞿秋白只得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学习俄文。入学后，成绩优异的他，几乎每次作文都能油印传观，名遍全校。

  1919年，瞿秋白与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等人受邀担任《新社会》旬刊编辑。瞿秋白的《欧洲大战与国民自解》《革新的时机到了》等几篇文章，顺应时代，迅速得到社会认可。瞿秋白还同时译介果戈理、赫尔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俄国作家和诗人的作品。

  瞿秋白应北京《晨报》邀请，准备担任该报特派记者到苏俄采访。他坚信，自己虽然只是一只蜜蜂，但当蜂蜜酿成时，定会有益于再造中华。

  1923年，瞿秋白回国后成为《新青年》杂志一员，发表多篇介绍列宁、共产国际纲领与策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方面的文章，逐步成为中共领袖之一。

  五合六聚，山川长河。这群有志青年用最顽强的勇气、最执着的信念，保护着国之气脉。他们或尊崇古道，或寻求新知，为新世界开启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