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朋友们都会说起他的温润质朴，与他诗歌呈现的澄澈天真是如何相一致；也会提及他的低调、不太为人知，又是如何与他在汉语新诗写作中标杆性的地位不符合。

  1979年，年仅19岁的吕德安凭《澳角的夜和女人》在诗歌圈崭露头角，这首天然质朴的小诗奠定了他日后写作风格的基调。此后的四十年，尽管诗歌界嘈杂喧嚣，吕德安却从未随波逐流，他安静而坚定地走在属于自己的诗歌道路上。

  一月中旬，吕德安携新书《傍晚降雨》来宁，这部新诗集收录了他各个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在诗人韩东看来，《傍晚降雨》是“当代汉语诗歌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本诗集”，因为“中国新诗确实发展到了一个需要总结的时刻，通过重拾吕德安这样伟大、杰出的诗人，回顾中国当代诗歌发展脉络上的轨迹是有意义的。”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张垚仟/文 顾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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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吕德安过着游居于西雅图与家乡福建之间的生活。在家乡的山间，有他亲自参与修盖的一座园子。在园子里，吕德安像农民一样劳作，在写作与绘画上精耕细作，被称为中国的弗罗斯特，而本人的生活状态更接近“隐逸者”。

  一个上世纪80年代初就走在同代人前面，甚至走得更远的诗人，一个在第三代中发出不同于同时代的声音的人，“隐逸”形容的不仅是他陶渊明式的生活方式，更多的是他以干净、天真、无求游离于诗坛外的态度。

  在吕德安看来，当下的中国文坛多数情况下似乎只是获奖的地方。对于诗坛中那些诗歌之外的东西——基金、诗歌节、代理、讲课，他也不甚在意。

  吕德安的注意力只在于诗歌本身，他依旧保留着对待诗歌的纯粹与天真，就如同他在文章中所言， “具体到写作本身，我想它仍然像某种修行，其持续的力量源于你从中可以不断明晰你所言说的、所发现的事和物，从中获得愉悦——愉悦是我写作非常重要的动力之一。”吕德安坚信，有什么样的生活就有什么样的诗歌，“我多么希望有一天，当我写作时感到生活正手把手地教我写出一行行诗，写出一首天下最笨拙的诗。”

  生活与诗的二重性在吕德安处是合一、完整的，也许正是这种待在边缘和旁观的态度，使得吕德安成为当代重要的诗人之一。

  从《澳角的夜和女人》开始，吕德安就奠定了深情、质朴、天然、淡泊的写作基调。他的诗大多取材于生活中那些微不足道的事物，精准地把握世相物态并以看起来平静实则动人的方式呈现。他完美地将诗歌技艺融入真诚的写作中，文本没有阅读障碍却又意蕴丰富值得反复进入。正如东荡子诗歌奖·诗人奖的颁奖词所称赞的那样，“他像历史上少数睿智者，走着僻静的殊途，高尚其事，不与世俗争，而他多年来专注于诗的劳作已为当代汉语赢得了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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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德安出生于福建马尾小镇，1977年，他来到鼓浪屿的一所美术学校读书。在岛上，吕德安结识了诗人舒婷。通过舒婷，吕德安接触到地下诗刊《今天》及一些近现代西方诗歌，全新的诗歌景象在他眼前拉开了序幕。

  80年代初，吕德安与金海曙等诗人、画家共同创建诗社“星期五”，与此同时，他的诗歌创作也开始逐渐进入自觉状态。那时，“朦胧诗”风靡全国，吕德安虽然喜欢那些回归人性的写作，但也认为诗中的政治色彩削弱了诗意。吕德安主张诗歌对日常生活的关照，让诗歌回到生活，回到我们自身的现实。

  诗歌创作初期，吕德安受叶赛宁和洛尔迦影响，诗歌有着歌唱式的民谣化风格。后来，他借鉴了弗罗斯特和叶芝的方式，感知现实和语言的界限所在，并努力在诗中避免概念式的转述，而是将其转化为可触摸的诗意的语句。也就是这个时候，吕德安写出了广为流传的《父亲与我》。诗中回忆了吕德安和父亲在镇上的一次散步，诗的音调开始从歌唱转向陈述，写得安详而又从容。在这首以日常生活经验进入的诗歌中，吕德安从现象抵达本真，抒发了诗人直接面对世界而生成的情感。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韩东写信邀请吕德安加入南京“他们”诗社。信中写道，“我们这里已有九个全国最好的诗人，就差你了！”在吕德安看来，“他们”的诗人在当时的诗歌表达上比较清晰干练，词句不夸张，透过诗，能感到作者自身的生活经验和态度。基于共同的审美趣味，吕德安加入了“他们”。

  在那个同时代诗人纷纷投入创作的繁盛时期，吕德安也迎来了他的诗歌写作黄金时段。不同的是，在多数人极力追随和模仿国际大师的意象和风范，写得很杂、很大、写重大题材时，吕德安依旧安静地、不急不缓地独自走在属于他自己的路上，尽管因此没有被很多人看见。但是，他却被少数具有慧眼的人看见，成为“诗人中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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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诗坛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并不意味着吕德安不关注中国诗歌当下的生态与发展。

  上世纪90年代初，吕德安以陪读的身份来到美国。在纽约的地铁上，英文不好的吕德安还是看出了车厢内贴着诗歌，他甚至还猜出了一两首读过的现代诗。

  这几年，国内当代诗歌的推广机构与推广人多了起来，“朗读者”之类诗歌节目与活动也越来越多。吕德安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趋势。

  谈及当下的诗歌写作，吕德安认为确实有一些优秀的年轻诗人，但在这个商业化的时代，诗歌的经典性也愈发值得质疑。

  “一代一代的诗人中会有一些很优秀的诗人。有时候你会觉得他们的起点很高，他们的敏感度、他们的信息很丰富。当然从情感上，我总是希望有像80年代那种精神性很强的东西。另一方面，因为网络时代造成了一种写作上的轻浮，甚至表面化、消费化，这一点我是不会太认同的。”吕德安停顿了一会，接着说，“但谁知道，可能这都是一个过程。每个过程它总会淘汰很多诗人，留下好的，往往很少。”

  吕德安的诗歌有时候给人一种与时代脱节的感觉，实际上，正如他关注着诗歌发展，他也以一个诗人的方式回应了社会与时代。“一个诗人，肯定要有所谓的知识分子精神。肯定会对社会的问题很敏感、有所表达。我想这是诗人的一个天职，他多少会以不同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吕德安说，“很多艺术品创作，不一定都是史诗般的或者政治题材的，艺术家都是用形象来构成自己与世界的对话。我想诗歌不同类型的写作，也是一样的道理，都是对社会上不同形态的噪音进行消解。诗人首先也是人，有不同的人生，有他不同的声音，他的回应是多样化的，这首先就是对一种统一的声音的回避和抵抗。同时这些不同的东西会拥有不同读者，会感化他们。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有个性的、有创造性的东西，在当下都有意义。”

  对话

  我不知道

  什么叫成功的诗人

  读品：回望中国新诗发展的历程，如何看待自己的写作成就？

  吕德安：有人曾经说我某种意义上是成功的诗人，因为我好像不怎么受其他诗歌左右、影响，一路上一直保持着某种特点写下来的。但是我不知道什么叫成功的诗人。如果说，我写得还比较有一点个人的色彩和语调，我就已经挺满意的。

  读品：理想中的读者是什么样的？

  吕德安：这个读者首先应该是自己，你自己要觉得这首诗拿得出来，它是不是感动你自己。然后从艺术层面上，我会认为它应该是你所有诗歌经验的、每一次新的开始。甚至在这种要求上你会想着，你心目中重要的读者，就是你认可的这些同行，你写出的东西，如果他们都觉得好，那就肯定应该是好。我这么说，不是说诗为他人写，其实诗还是为自己写，只是这些读者也是你心目中读者。另外我也觉得，你的诗如果能感动更多的人，那是最好的。有些诗如果写出来，让人家觉得我也可以这么写，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你会得到极大满足。这就说明诗，它具备一种开放性。这种开放性的创作，可能也是我写诗以来一直想拥有的东西，它会推进你、让你创作得更加开阔。

  读品：如何看待“中国的弗罗斯特”这个称呼？

  吕德安：从一种荣誉感来说，我真的受宠若惊。但在我具体的创作中，我确实曾经想我能够像他就好，或者我觉得能够融入某种像他那样的音调，这对我个人是一种很大的恩赐。同时如果中国也真有这样一个弗罗斯特，那是中国读者的一个福分，因为它代表着一种精神，或者就是一种自然的声音吧。

  读品：您认为自己对于诗歌语言的贡献是什么？

  吕德安：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谈得上对语言有多少贡献，只是可能在创作某类型的诗歌里面，你可能会跟其他人拉开距离，你这些尝试又得到一些读者或者同行认可的话，我会非常高兴。当然早期创作那种想变革、想挑战某种东西的野心还是有的，比如说在语言上尽量干净，尽量精确，尽量离开一些陈词滥调，我觉得我做到了一些，是吧？

  读品：在整理修订诗集的过程中，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吕德安：最大感触就好像拨开时间的尘埃似的，重新发现或者重新去感知一些诗歌带给我的情感意义上的事情。所以有一次我跟朋友说，我在编的时候，如果认真一点，我几乎都能感觉到当时这首诗是怎么写出来的。有一种情感的东西在里面。

  我昨天还在赞美这本书，这本诗集是我所出的书籍里面最漂亮的，端在手上又很轻盈。事实上，我有挺长一段时间没怎么写诗，主要的精力也投入在绘画上。这本书对我来说有点总结性的意味，当然我知道我还会写，写更加像我自己的东西。

  吕德安

  1960年出生，福建人。当代重要诗人、画家。著有诗集《南方以北》《顽石》《适得其所》《两块颜色不同的泥土》，著有散文随笔《山上山下》《写诗，画画，盖房子》等，现居西雅图和福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