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李静睿34万字长篇历史小说《慎余堂》于近日出版，讲述了北洋时期四川孜城某盐商家族的兴衰故事。小说以溥仪退位始，以溥仪被逐出紫禁城终，这当中的12年不管于国于家于个人，都是难以解释的混乱复杂。

  出生于四川自贡的李静睿，自小便被自贡盐商的传奇耳濡目染，以此为题材创作故事也一直是她多年的心愿。小说断断续续写了4年，其间查阅的各种资料不下上百种，书中主体故事纯为虚构，但整体背景却有大量经过变形的历史细节，融入了作家对历史的理解与对当下的思考。在不少读者看来，这样的题材选择对青年作家而言挑战不小，李静睿的用心与突破舒适圈的勇气值得赞赏。近日，她就这部新作接受了现代快报《读品》周刊专访。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陈曦

  写得很慎重，也积蓄了足够的耐心

  读品：能谈谈写作这部长篇的初衷吗？以前你都是写现代人故事的。

  李静睿：这个故事在我心里已经很多年了，大概从2012年正式辞职开始，我就一直在有意识地搜集相关材料，包括书籍、照片、论文，甚至淘宝上买到的影印版地方志，材料堆在家里，我有空的时候会随便翻动，但那个时候，我确实还完全不知道最终我会如何使用它们。每年回到自贡，也总会去各种遗迹走一走，正好那几年我爸爸学会了开车，我们可以去一些更远的地方，破败的盐商住所、废弃的盐井、完全无人问津的“文物遗址”、当年歪尾船们密密麻麻挤在其中的河流，等等。

  这些资料和画面一直在我脑子里流动，但我等了3年，才开始下笔，我写得很慎重，也积蓄了足够的耐心，一是不想浪费自己对这个故事的热情，二是想等人物慢慢自己出现，在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人物是第一位的，最终决定动笔，也是因为去了一次横滨中华街，在那里我看见了余达之和林恩溥。小说最早在《十月》发表之后，有几个读过的朋友来家里吃饭，他们在饭桌上讨论令之怎么样、达之怎么样、恩溥怎么样，我就特别高兴。前段时间我重读了《飘》，觉得实在太好看了，这就是我现在最喜欢读的书，也是现在我最想写出的书，读完之后希望大家记住的不是作者的天赋和技巧，作者不重要了，留下的是故事和人物。

  读品：或许一些人会奇怪——一个女生怎么会对这样的题材有兴趣。

  李静睿：我觉得不论男女，一个作家最终都会去写自己最喜欢阅读的题材，我喜欢现实主义叙事，喜欢漫长的俄罗斯文学，喜欢历史、家族和城市交织的故事，喜欢一种可能有点俗气的“爱恨情仇”和“跌宕起伏”，这些爱好最终汇集成了《慎余堂》。写完之后我本来以为自己再也不想做这么艰难的工作，但去年在疫情期间读完了《生活与命运》，又感觉自己在蠢蠢欲动，前几天我喝多了咖啡失眠，迷迷糊糊整晚没睡，第二天一起床我就跟丈夫说，自己想到了下一部长篇的题材和人物。

  读品：写作过程中，难度最大的是什么？

  李静睿：最大的难度是维持信心，因为写了好几年，是我耗费时间最长的作品，中间可能会怀疑一万次这个故事到底是不是成立，这些和我朝夕相处的人物又是不是真的能拥有生命，这种信心的磨损是整个写作过程中最让我痛苦的部分，我一直不同意“短篇比长篇更难写”，因为长篇实在太耗时了，而最贵的永远是时间。当然对我来说，更具体的难度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怀孕和生育，而我那几年又在写剧本，中间我腰椎还出了几次问题，严重的时候无法自己起床。有很多朋友来问我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完全要感谢丈夫的支持，尤其是前面一年多，孩子还没有去托儿所，没有老人帮忙，我们又都非常不喜欢家里有外人，就只请了一个晚上过来帮忙的阿姨，整个白天都得靠我们自己。我这个小说资料特别多，一会儿翻这个一会儿查那个，也没法去咖啡馆写，他就尽量每天把孩子带出去玩，让我能在家多写一会儿。北京的夏天到处都那么晒，怎么找树林也没用，最后三个月过去，我面前就是一个漆黑的爸爸和一个漆黑的女儿。

  “张恨水是写当下的故事，我是在写历史”

  读品：小说承袭了现代文学史上《家》《财主的儿女们》这一脉的家族小说“读法”；而余家人在“改良”与“革命”之间的兜转，则关涉近代以来有关国族现代性方案的论争实践；至于孜城风土人情，又与川地的袍哥文化形成了勾连观照。哪些前辈作家给你启发？写作时是否也会有意识地去超脱前辈们的方法，找到一种新的路径？

  李静睿：你说的这两部书我在

  写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过，最早在拟大纲的时候，我心里对标的可能是张恨水的小说。我非常喜欢张恨水，喜欢他写的那种“世情”，喜欢他那些又矛盾又软弱又惹人怜爱的人物，他是被文学史严重低估的作家。但读到前面几章就发现还是很不一样，他是真正写当下的故事，而我是在写历史，这让我们的视角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后面其实放弃了对标，专心于自己的故事和人物。

  我没有受过任何写作专业训练，更没有想过“方法”和“路径”这些问题，这本书对我而言最大的变动是语言，因为是写一百年前的故事，我自己熟悉的那种语言显然不合适了，得另外找到一种语感，第一章我找语感找了很久，前面几段反复写，最终找到了，之后在技术上其实对我来说并没有那么难了。因为那时候在写剧本，我也借鉴了电影剧本的一些方法，比如给每个人物都写了小传，有些内容其实是没有用上的，比如李家和严家，写的时候大部分省略了，但因为有人物小传，我对他们的前情后续都很熟悉，写起来会更有把握。

  读品：小说对“宋教仁案”“二十一条”等很多历史事件都有所评说，通过记者“林远生”这个人物，串联起京城各色人等，各种时局秘闻被讲述、被讨论，小说也引用了不少梁启超、严复的话，看得出来对史料的爬梳下了很大功夫。是否担心有过于沉溺史料之嫌？如何避免小说成为历史的一种图解？

  李静睿：我看了很多史料，但我希望自己没有被这些史料困住，我要写的是我自己的故事和人物，用我自己的语言，至于有没有做到，这要留给读者去评判了。

  读品：周恺的《苔》也是一部关于四川的地方史小说，恐怕不少人会拿你们这两部小说作比较。当时有人提出：现在的青年写作者真有必要像前辈一样去书写革命吗？毕竟革命过于宏大，与切身经验并无关联。对于这个问题你是怎么看的？

  李静睿：我写到一半的时候，看到周恺的《苔》出版了，很多人都在推荐，我当时就买了一本，但因为题材类似，我当时担心会影响我的写作，就一直没有看。一直到最近才开始读，我还私下里跟周恺说，结果一翻开才知道，原来他写的是革命之前，我写的是革命之后，大家在时间上完美错开了。至于别人怎么评价这种题材选择，对我完全不重要了，我不能让别人指导我应该写什么和应该怎么写，我独自寻找我个人的写作脉络。文学或者任何一种艺术，最重要的是保证多样性，而不是保证正确，在沈从文的时代，也有很多人批评他写的东西毫无意义，但作品最终的价值是要留给时间去验证的。

  这倒不是说我对自己的作品有什么可以对标沈从文的信心，而是我希望自己尽可能在内心而不是外部寻找力量，前段时间看格丽克的诺奖演说词，她说：“我们这些作家大概都渴望拥有许多读者。然而，有些诗人不会追求在空间意义上抵达众多读者，如同坐满的观众席那样。他们设想中的拥有众多读者是指时间意义上的，是渐次发生的，许多读者在时间流逝中到来，在未来出现，但这些读者总是以某种深刻的方式，单独到来，一个接一个地出现。”我现在就是这样想，我希望一本书出版之后，它的读者不是在一个广场上参加派对，大家迅速聚集在一起，又迅速消散，我希望我的读者们是在走一条并不是那么宽阔的长路，大家可能零零散散的，也没有什么气势，但这条路上一直有人，这其实是一种很大的野心，但很多时候写作者是需要野心才能支撑的。

  那些归于时代，又不论时代的选择

  读品：余令之最后出走孜城，到燕京大学新闻系读书，“白瑞华问她为何要来此求学，令之指指墙上九字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道：因我信这些，我只信这些。”是否也有你个人内心的投射？

  李静睿：肯定是这样。令之是一个自己走出来的主角，在最早的大纲中，前半部分的主角是余立心，后半部分是林恩溥，贯穿其中的是余达之，但写到后面，我对令之有了越来越深的感情，她最终走的是一条和男人们完全不同的路，在我的心中，也只有这条路带来希望。我本来的大纲是很悲凉的，是一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故事，我自己也没想到，最终的结尾却依然保存了希望，保存了一棵树。

  读品：书封上有一句话，“那些归于时代，又不论时代的选择”。但无论书里书外，个人的选择，终是无法超越时代的，他们总会走向那些“毫无意外的结局”。你如何看待个人与时代的关系？

  李静睿：个人和时代的关系很复杂，我并没有一种确凿无疑的答案，这也是这本书最终抵达的地方，每个人和时代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被时代和狂热裹挟，有些人对自己和时代双双绝望，有些人却意外地走出来了，种自己的树，燃自己的火。最后一句话是有个读者在微博上写的，我很喜欢，谢谢她。

  读品：你是学新闻出身，又做过多年法律记者，为何辞职专职写作？能说说你现在的日常生活和今后的写作计划吗？

  李静睿：我在想写作的时候就凭着一股全然的冲动辞职写作了，但当时确实并没有想到这样一写就是八九年，能出这么多书。我本来以为自己很快就需要回去当记者，或者做别的工作，我以前的同事基本都去了互联网大厂，我感觉他们的生活已经离我非常遥远，那些轰轰烈烈的财富故事也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了。我这些年一直在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而且居然能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并且以此为生，我觉得自己已经非常幸运。

  日常生活就真的没什么可说的了，太普通了，女儿在家的时候陪女儿，女儿去托儿所的时候工作、看书、看片、做饭，甚至完全无意识地虚掷时光。在事业上我是很有意识地在给自己加难度的，上次接受梨视频的采访时我也说了，我希望自己能做一些更难的事情，希望人生更有重量，因为舒适的日子是很容易滑过去的，而我不想滑过去。但这仅限于事业，我在生活上是完全瘫倒在舒适区的人，我不参加任何“应酬”，尽最大可能只和自己喜欢的人接触，好几年前就卸掉了朋友圈，也不参加任何大群，除了微博没有使用别的社交媒体，而且微博我也想逐步退出来，这些都是为了尽可能地保护自己的生活。经历2020年之后，我对日常生活尤其有一种珍视之情，也更强烈地感受到，日复一日工作，既是为了在时间中留下一点什么，也是为了日复一日过这种最为日常的日常生活。

  关于写作计划，我有自己的野心和计划，但在最终完成之前，多说没有意义。希望几年之后，我能用另一本书回答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