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样本的呈现为立法层面带来有益启示。因此，二审无论结局如何，都将载入中国法治史

  中国青年报昨天报道：近日，浙江理工大学特聘副教授郭兵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对被称为“中国人脸识别第一案”的一审判决结果不服，提起上诉。杭州中院已受理其上诉，二审将于12月29日开庭。此次能不能改变一审“没有胜诉的胜诉”之局面，引人关注。

  2019年10月，因为不满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强制游客刷脸，郭兵将其告上法庭。2020年11月20日，该案一审宣判：野生动物世界赔偿郭兵合同利益损失及交通费共计1038元，删除郭兵办理指纹年卡时提交的包括照片在内的面部特征信息。然而，郭兵认为，一审判决对人脸识别滥用的警示作用不明显，杭州野生动物世界依旧强制消费者刷脸入园。

  可供对比的是，近期，广东东莞城管部门对公厕免费取纸设备涉及人脸识别作出回应，协调终止使用该设备。闻过即改的态度，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虽然“刷脸取纸”与“刷脸入园”在情境和必要性上有所不同，但以公众脸部信息作为凭据的性质都是一样的。而既然可以判决被告删除原告面部特征信息，是不是意味着这一规定本身就不宜存在？这无疑带给公众“想象”空间。

  事实上，“中国人脸识别第一案”之所以备受关注，在于此案某种意义上带有“公益诉讼”的因素，例如，郭兵主张野生动物世界指纹识别和人脸识别相关格式条款内容无效。很多人期望通过这一案的审理，让野生动物世界“收回”规定。

  这种期望很好理解。一来，人脸识别被频频滥用，导致个人隐私被泄露、权利被侵犯的危险大增，“刷脸”导致钱财受损的案例早已有之；二来，人脸识别本身是为“便利”而来，但现实中往往给群众办事提高了门槛，带来了诸多麻烦。最能说明问题的，是“94岁老人被抬进银行做人脸识别”这一让网上炸了锅的新闻。人们希望免于这类麻烦和危险。

  今年《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后，业内人士提出了诸多建议和意见，包括认为个人信息处理者不得保存原始生物识别信息。这与郭兵的诉求相一致。现在看来，此举尤为重要。因为这在无形中减少了个人隐私被泄露、盗用的可能性。

  说到底还得依法遏制人脸识别滥用现象。郭兵在诉讼之路上，既孤单又不孤单。孤单的是，“第一案”“第一人”的基本格局还没有发生改变。不孤单的是，他以诉讼的方式提出诉求和愿望，是在为公众代言，得到了公众的支持。同时，相关样本的呈现也为立法层面带来有益启示。因此，二审无论结局如何，都将载入中国法治史。现代快报评论员 戴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