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郁

  很多作家在成名之前，都收到过退稿信，有时候还有那些已经成名的作家。略举几例，比如奥威尔的《动物庄园》遭到拒绝的理由是，关于动物的故事在美国根本就没市场。安妮·弗兰克的《安妮日记》遭到拒绝，编辑说，这个小姑娘写的东西没什么天分。麦尔维尔的《白鲸》遭到拒绝的理由是，作品不能在儿童市场上畅销。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也难逃被拒稿的厄运，理由是这个故事更适合说给心理医生，描写十分作呕，这本书最好被埋葬一千年。

  但是公允地说，收到退稿信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我们这些读者可以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嘲笑那些不识货的买家，错过了无数文学经典。但是，让你在当下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在众多无名的写作者清晰定位到那个天才，无疑也是大海捞针。出版行业，某种程度上也是在玩赌博游戏，命中率都不会太高。就算你是天才编辑，可能发掘了很多经典作品，但是总有你看走眼的时候。

  今天我们来聊聊另外一种形式的退稿信。意大利作家里尔卡多·博齐写了一本《亲爱的作者，您有一封退稿信》。之前有个出版社编辑安德烈·伯纳德编选过一本《退稿信》，集中筛选了文学史上那些编辑看走眼的书，错过的那些经典名著和大作家。但是博齐另辟蹊径，他撰写了无数虚构的退稿信，试着想象一下，很多经典之作，如果在今天的出版环境下，要面对更多的不确定因素，比如如今的市场环境、题材敏感性、读者口味、自我审查、阅读习惯、出版规范等等。于是，很多有趣的退稿信就这样发生了。

  加缪的《局外人》，一个无所事事的年轻人，在海滩边闲逛，还莫名其妙枪杀了一个阿拉伯人，涉猎这样的题材，肯定是没戏了。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会因为没有床戏而被出版方拒绝，“我们本指望能读到一本伴随着法式小刺激的‘五十度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被出版方拒绝的理由很可能是，“如果你能把书中的魔幻、超自然、模糊不清都删掉，那该有多好”。史蒂文森的《金银岛》，书写得不错，“唯一遗憾的是，海盗主题市场，已经被杰克船长及其团队榨干了”。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我觉得你可能不太关注当今写小姑娘市场的潮流”。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夜》，根本不需要理由，没人会看懂这样的书，编辑可能会认为作者脑子有病，需要治疗。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这本书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被拒绝的理由都是类似的，谁会看一个作者喋喋不休地用了几十页就写一个微不足道的物件，阅读这样的书，除非是用于治疗失眠，“可惜啊，马塞尔，我们是出版社，不是医药公司”。

  其实这种虚构退稿信的写法，并不新鲜。已经去世的意大利作家翁贝托·艾柯总喜欢玩这种文字游戏，他曾杜撰了一篇《很遗憾，退还给你的……》收录在《误读》这本集子中，相比博齐，艾柯的写法更有趣一些，比如他假设给卡夫卡的《审判》写拒稿信，首先肯定了这本书是一本不错的书，颇具有希区柯克风格的惊险读物。如果当成惊险小说的话，需要作者对其进行详细的修改，让故事的背景更具体，让情节更加易懂，同时保证悬念迭出。最后还不忘记用一个“好编辑”的标准和语气告诫我们：“真正的写作需要记住老编辑关心的五个问题：什么人？什么事？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为什么？如果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编辑，我会说买下来。如果不行，就不能买。”文学史上不知道有多少名著都是被这种墨守成规的老编辑和陈旧观念束缚住的。

  《亲爱的作者，您有一封退稿信》虽然是给许多作家杜撰了退稿信，但是这种杜撰显然有其现实的所指。因为每一本书的出版都有其偶然性。时代的因素也罢、编辑的认知和环境的变化等等，都可能影响一本书的出版。所以，让我们珍惜那些已经出版的经典好书。

  ■好书试读

  刚志盯上那户人家并没有特别的理由，顶多是因为知道点儿那家的情况。他决心下手干的时候，脑海里首先浮现出来的，是住在那儿叫绪方的老太太，满头漂亮的银发梳理得非常整齐，一身打扮也显露出尊贵的品位。

  “辛苦啦！还这么年轻，真了不起！”她一边说一边递过来一个小小的装礼金的纸袋。刚志后来打开一看，里面有三张一千日元的纸币。从开始到搬家公司干活以来，刚志是第一次收到这样的东西。

  从她微笑的脸上看，没有任何不好的感觉，像每一道皱纹都透着慈祥。刚志匆匆地点了下头。“喂，还不赶紧道谢！”前辈训道。那时刚志刚满十九岁，说起来那是四年前的事了。

  江东区木场这个地方有很多木材批发店，据说从江户时代开始就是这样，木场这个地名也是由此而来的。

  ——《信》 [日]东野圭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一位三十几岁的人类学家有两个年幼的孩子，苏珊和汤姆。他的工作需要他与一个美洲印第安部落中一户热情好客的印第安家庭同住。然而他坚持让他的家人住在一处距离印第安人保留地几英里远的白人社区。即使汤姆和苏珊恳求他破例，他也很少会允许他们来部落的村庄里玩。在他们被允许来访的极少数情况下， 他也严厉禁止他们和友好的印第安孩子一起玩。

  有些人（其中包括几个印第安人）抱怨这位人类学家的做法不符合他的职业道德——他表现出了种族偏见。

  然而事实是，这个科学家知道结核病正在这个部落村庄中肆虐，他所寄宿的家庭中已经有四个孩子死于这种疾病。

  ——《偏见的本质》

  [美]戈登·奥尔波特

  九州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