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湘是青年艺术家，她用绘画、写作、翻译建设了一种别致的艺术生活。2020年，《在俄国》重版，我们又看到了16年前的顾湘，她在俄罗斯留学，比照世界，观察他人。那时还没有“赵桥村”“好小猫”，那时的她还没将废土与科技、田园与画意结合得那么温柔从容、侠义凛然。本期对谈嘉宾是顾湘，她将谈谈她这二十年的生活和创作。从千禧年到2020年，顾湘依然是顾湘，晶莹剔透，面对自然世界，喜欢得雀跃，面对坏人坏事，没忍住唧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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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怡微：在我心里你就是青年艺术家顾湘，我手边有《赵桥村》《在俄国》《好小猫》和《西天》，后面基本都是重版。《在俄国》原来叫《东香记》，再版时连序都是2005年的。想问你怎么看自己的作品重版？如果你可以跟16年前的作家顾湘说些什么，你会想说什么？

  顾湘：我一直以来都没有管出书的事情，碰到什么人说出本书好吗，我就说好呀。我会在意是什么出版社，不管封面什么样，不管他们想怎么经营，我会觉得出就出吧，反正我写好了，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了，这样就使得有些书当初的封面很不好看，或是书名也不是我喜欢的样子，内容我也眼不见为净，随便编辑删改。之前那本《东香记》就是这样的产物，我并不喜欢那个书名，而当时的编辑是看到市面上有一些图文并茂的旅游书很火，就想出成那样一本书，她把我整篇的文章都拆散了，因为她觉得大段大段的不便阅读，然后还叫我写了一些“小贴士”附在旁边，使它显得更像一本畅销旅游书。我也是配合地做了，结果好像也没有畅销。不过我也完全没期待它会畅销，我只是太随和又不太在乎。但是后来想想，还是应该在乎一点，太随便也不好，至少封面好不好看我就挺在乎的，不好看的书我都不想理它，哪怕它是我自己写的。我觉得之前那本《东香记》和我想要的样子相差很远，就曾经是一本我不想理的书。

  其实现在我也没有很管出书的事情，也没有什么意见。但现在运气好的是我碰到一个非常好的编辑，她请的设计师也非常好，我都很喜欢，我心里也没有意见。

  然后这次再版，我发现甚至有些文档随着我这么多年当中的电脑坏掉，我都找不到了……然后有些再去从以前那本书里找出来。重新看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小时候写的拗口的句子实在是太多了，令我自己汗颜，我删掉了不少我现在感觉实在看不过去的句子，但也留下了不少。因为我想我也不能把我的过去全删光吧！2005年的序是许佳帮我写的，还有诗也是那时候石可的诗，我都蛮喜欢的，就保留着原样好啦。

  我觉得16年前的我缺少某种认真对待写作的自觉，完全凭高兴在写，有好也有不好，这也没有办法了，如果当时的我是特别想着要写一本书那样地写，恐怕我也不是那样一个人了。不过我觉得有一个建议还是可以跟当初的我提的，就是不要害怕，更坦诚、更勇敢一点。因为年轻的时候会觉得有些事情不好意思，就不写了，譬如更坦率地说说贫穷，还有自己的意志薄弱——比如我去打过几个工后来因为太累了就没有去，当时我会想，我一边喊着穷，一边又打了几天工又不打了，好像也不怎么光彩，就没写。比如各式各样真实存在的烦心事。还有很多因为缺少认真写作的自我要求，或是因为不够坦诚，而没写出来的事，还有很多由于我没写，现在我已经不记得了。真的，人的记性没有那么好，我前几天看到我写的女老师偷塑料袋的时候我就想，天哪，好在我写下来了，因为我已经完全不记得这事了。不光是对过去写作的我，对生活里的我也是，希望能更勇敢地说出我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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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怡微：我后来在学校教散文课，我觉得《赵桥村》很好，这种好在于它没法被模仿。它既不是典型的非虚构（当然很多事情就是发生过的），也不是传统美文（里面充满了生活建设），它就型塑了一个你。但是呢，你又在那里画画，不只是写作。好像你自己写，“我劝自己学学莫兰迪，他几乎哪儿也不去，住在小小的房子里（九平方米），画画，去学校教画画……虽然我恐怕不是他那种人。”在赵桥村生活的时候，你在什么状况下会优先选今天画个画，什么情况下会选写文章？

  顾湘：从报社辞职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都在画画，因为我画画比写作容易赚钱，画画对我来说也比较轻松愉快，因为我之前一直在干写稿子的工作，当时觉得有点受够了写稿子这个工作了。写稿赚钱是很辛苦的，当作品来写的话我更加写不出那么多来。后来我发现画画也不能专门当成是一件赚钱的工作来干，那样很快就会变得没意思。一幅画是仅存的一个东西，不像书可以印无数本，这使画在作为商品或作品的时候，跟书感觉有点不一样。在画的时候，我如果想这个画是画给我自己的，画好我就不大舍得卖掉它。但如果画的时候我就想这是画给别人的，就会觉得画起来没那么有意思，我当然也不愿意敷衍了事地画它，但也不想投入太多感情。我也不想重复地画一些东西，但如果不重复的话，每一幅都是非常单独的一幅，我就会更舍不得卖掉它，而且也不能卖得太便宜。但也不好意思卖贵，总之要开价多少对我来说也是个难题。我一直是个很不好意思赚别人钱的人，没办法理直气壮地报价。

  后来很快我就几乎不卖画了。我又把画画当成纯粹是兴趣爱好来干了，这样我不用纠结，完全是自己想画什么就画什么。能不靠卖画生活也是因为我当时碰到了凡客找我设计T恤。我觉得设计T恤这个事蛮好的，既可以靠画画赚钱，又是可以复制的商品，像书一样，你可以尽量去做到自己最喜欢，又不用纠结不舍得卖出去。后来凡客好像生意做得不大好，我们没能继续合作下去。但是我又接了公版书翻译的工作，老实说我不是很喜欢翻译这件事，但是我觉得翻译书是一个像种地一样的劳动，付出劳动，就得到报酬，当中没什么花头，也不用纠结什么事，没什么麻烦要应付。大多数人都不能只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的，所以我觉得翻译书这件事也挺好的，让我赚到了钱，而把画画和写作完全当作兴趣爱好在做。这两件事情我都很喜欢，有点忙不过来。加上我又不是特别勤奋的人，所以每天都觉得有许许多多想干的事情来不及干，每天都不紧不慢地干一点。

  画画比起写作对我来说可能更放松一点，我完全是一个业余爱好者，在过程中出现的意外收获也比较多，也可以在一个很舒服的状态下画画，甚至一边听着综艺节目什么的。但写作不行，我觉得写作其实挺费劲的，要用力用脑子。我还觉得我好像有点强迫症。我觉得可能没有人会注意到，也没有人会想到我写东西的时候最花力气的是什么事。就是每一段结束，到下一段开头，我希望它接得非常非常顺。当然可能是只有我自己能感觉到的一种“顺”。如果我觉得接口不顺，我就会不舒服，卡在那里，其实后面要写什么我已经都想好了，直到我想出一句顺的话来接。不是指情节，只是说语句。而且我最后想了半天想出来的一句吧，看上去可能非常平淡无奇，让人难以理解：什么？这句话要想这么久？如此普通啊。我觉得很难向别人解释和指出这种“顺”的存在，因为实在太看不出来什么了，但是真的，有时为了使它平滑，我真的费了很多劲，但好像什么也没干一样。我也不想这样，所以说是强迫症吧，就像确认再三把门关好了。

  说起来我在“想”这件事上也花了太多力气，想得很多，做得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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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怡微：《在俄国》写在“千禧年”前后，你觉得那时候低科技的世界和现在社交媒体发达的世界相比而言你更喜欢哪一个？后来还去过俄罗斯吗？

  顾湘：我还是挺喜欢以前那时候的，但现在很方便，各有各的好吧。我去俄罗斯的时候，他们那里的网络比国内还要落后一点，我们整个宿舍区都没有网络，要去网吧上网。我在宿舍里把信用笔记本电脑写好，存在三寸盘里，然后还不是马上，可能要等几天，然后坐有轨电车去网吧上网，把信发出去，再坐车回来。还是挺像用纸笔和信封写信的感觉的。

  我记得当时国内已经有很多人在网恋了，还有很红的写网恋的小说。但是俄罗斯青年们还在公园里和路上互相搭讪，搭讪是件很寻常的事情，像我更小的时候听说我的北京表哥们也是在公园里搭讪女孩子们的。我认识一个俄罗斯女孩，她可能昨天给我发邮件说今天下午来找我，也没有说具体的时刻，然后我又没有及时看到邮件，结果她就一直在我宿舍门口等我，直到晚上才碰到我，她也没有什么抱怨。说起来，在俄罗斯等待也是寻常事。去办什么事都可能要排长队。很多人都会带着一本有点厚的书去排队。我会想那些厚厚的俄罗斯书都是从这种时间里长出来或是被看完的。

  那时在街上也会看到，人和人之间的差距非常非常大，有人在涅瓦大街上狂飙超跑，有人在小卖部旁边问我们要点面包，许多人非常非常友善，热心帮助我这个外国人，也有不少人看见外国人就要上去施以拳脚。如今我会想，他们之间虽然知道彼此的存在，但在现实中也许不一定有太多交集和接触。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会看到在网络上所有人可能跟所有人打到照面，然后就

  像当街发生冲突一样，在网上冲突起来。社交媒体发达，好像并没有使人说上话、沟通起来、弥合一点割裂，在一片喧哗中，人和人还是隔得挺远的。后来我就没有再回俄罗斯了，因为我回国以后不久就有了一只猫。有了猫以后人就不太适合出远门了。你看我的猫过完年就十六岁了。以后我还是挺想再去看看的。

  张怡微：回归到动物、植物的书写，比方你写幽灵蛛，“死去的一串串一层层挂在空中，像昔日献给神的花串”。你会心疼它们，替它们去骂人，骂伤害它们的人是“下流坯”，我觉得很有意思。你有害怕的动物和植物吗？

  顾湘：我特别害怕蟑螂，我也想过这里面有偏见的因素，但我克服不了。别的东西都还好，什么蛇啊蜘蛛啊鳄鱼啊我都不怎么怕，当然我也会怕毒蛇或者鳄鱼咬我，但它们的形态啊什么的并不会引起我的恐惧，我觉得还挺美的。但蟑螂不一样，就是怕。植物暂时没有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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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怡微：有个热心读者让我问你，“你生活幸福吗？最近在干吗？有什么心愿吗？写东西了吗？”

  顾湘：我现在生活挺幸福的，觉得活着就挺幸运的了。最近在写一个短篇小说，但是我写得很慢，一天能写五百字我就满意了，基本上就以一天五百字的速度写一写。心愿么就是希望大家都健康平安，没病没灾的。

  张怡微：如果用一段话来描述2020年，你会怎么描述？

  顾湘：2020年初，我们在等着拆迁，我们这一片都要消失了，要造通往崇明的地铁，将来去崇明会变得更方便，我觉得挺好的，虽然我也不想搬家。后来拆迁的事就慢了下来，大家一直说“快了快了”，但是谁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会通知我们搬走。在这样的气氛里，我的心就很不定的，而整个外面的大世界，也让人的心很不定。但好像这些都影响不到我们村的其他村民。他们照旧种地、聊天，忙忙闲闲。夏天的时候我就问过一位邻居，你现在种的这个，要什么时候长出来呀？如果还没长出来就要搬走了，不是白种了吗？但是他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搬走，总归也要种的呀，再说我喜欢呀。现在是冬天了，我想想我真是比不上他们，如果我是一个农民，到了现在这时候，我的地里就没东西了，一片荒芜。当一天农民种一天地是对的。活着也不能因为将来会死而心灰意冷。而我呢，由于心不定，很早就开始打包东西，把很多东西都收起来了，结果现在缺东西用。人家就过得很从容，我就总是感到紧迫，什么事都想得很长远，然后容易消极。

  由于这一带要消失了，我就更加舍不得这个非常简陋的小村子了，加上疫情有段时间不怎么跑远，我每天在小村子里转，观察到了许多以往没注意到的鸟。于是我很希望以后这一带即使开发了，也能尽量保留一些原生态的河沟、池塘什么的，因为人工化的森林绿地虽然是绿地，但并不那么适宜鸟类和各种其他生物生活，而我们这里也是接近候鸟迁徙路线的，真不希望它们在长途旅行中无处驻足休憩。然后抬头看看天空，天空中半明半暗，一半是蓝天，一半被浓云遮掩，就像2020年一样。

  张怡微

  复旦大学哲学学士、文学硕士，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任教于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青年作家，出版有多部长篇、中篇小说及散文集。2020年出版有《散文课》《家族试验》。

  顾湘

  生于1980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莫斯科国立大学新闻系。曾出版《好小猫》《为不高兴的欢乐》《西天》《赵桥村》等小说和散文随笔。在周报和《天南》杂志当过编辑。现居上海浦东。写作以外还画画、设计、翻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