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南京作家李樯推出中短篇小说集《喧嚣日》，精选作者从事小说写作20余年来的精品力作。他用平淡内敛的文字虚构了一座崭新的文学城市“乌城”。谢东民、翁小麦、李小艾、余浩，这些在小说中不断闪现的年轻人，带着世纪末的气息向新世纪扑面而来，或迷茫哀伤或躁动孤独。这些在小说中反复穿插、迂回、闪现的身影，汇集成一幅立体多面的70后青春群像，堪称一部70后的心灵史。书中的那个时代，智能手机还没有代替BP机，成家生子还没有代替谈恋爱，走几步就一定买得到划算的盗版碟片，大家都还没有买房搬到郊区。一直都觉得那个时代近在眼前，但一切其实早已远在天边了。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陈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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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喧嚣日》里收入的12篇小说，大多是成稿于2000年前后，可以说是对李樯早期青春写作的一次总结。李樯表示，说起来惭愧，写作、从事文学编辑工作这么多年，这还是他第一次推出作品集。

  “以前的确没有结集的欲望或者说心理环境，有了孩子以后整日挣扎在琐碎的事务中，有10年我几乎离开了文学圈，鲁羊所说的现实生活的‘桎梏’和‘阉割’的力量，在我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但现在好多了，孩子终于单飞，我又可以回到文学了，庆幸、从容而又美好。所以我想，逐步整理和出版之前的作品，也算是一场对青年时代写作的祭奠吧。”李樯说。

  《乌城在别处》《星期五晚上干什么》《喧嚣日》《十年灯》《爱情如此飘渺》……这些小说，甚至这些题目，呈现出这本书强烈的青春气息。《十年灯》里，作者感慨地写下从高中到大学再到毕业后十年间的“沧海桑田”。《爱情如此飘渺》则直抒胸臆，或许此时此刻正发生在很多宿舍里、操场上和教室里。《星期五晩上干什么》，从题目看就是一种“无聊现实主义”的气息，在漫无边际的时光中，一事无成的年轻人难免为了一顿饭吃什么，或者一个晚上干什么而困惑不已。小说没有什么明确的时间标尺，但它所呈现的现实的喧嚣、精神的迷惘以及那种荒谬而无序的生活、生存状态，实实在在敲击着读者的意识和灵魂。

  “我无意去写我这一代人。这不是作家的责任，也不是文学的应有之义。菲茨杰拉德说，写好一个人，便写好了一群人，写好一件事，就写好了一个时代。作家的责任不是去解决世界的全部问题，那是不现实的，你做好你愿意关注的那一部分就好了。历史从来没有赋予过作家这样的责任，‘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无疑是文学的败笔，至少是一种缺点。这不是我说的，是马克思、恩格斯针对莎士比亚戏剧在人物塑造方面提出的批判性观点，转引到小说上，这个观点同样准确，值得信服。”李樯说。

  无意去写一代人，并不意味着李樯的作品没有现实基础。生于1974年的李樯，在1992年进入大学读书，一天天奔向“世纪末”“世纪之交”和“新世纪”而去。书中的这些篇目，内容集中于主人公大学时代到毕业后及婚姻早期这段时间。作家的际遇和作品构成了一种典型性，会在不经意间切入他人的成长，在现实生活里找到一种感人的呼应。世纪之交给年轻人带来的冲击力，包括野心、失望、无聊、激动、梦想、茫然、热情、畏惧等情绪，和飞速发展的中国社会高度相关，和一部分人身在舞台中央而一部分人站在灯光与阴影处密切相关。某种意义上，《喧嚣日》书写的就是这种隐秘而无处不在的情绪。当这样的情绪和青春本身结合起来，70后一代人的待殊性就跃然纸上。

  “我的小说就是写我这一代人，在写当下，在写一代人中的个体的迷惘、欲望、虚无和挣扎。也许‘谢东民’们不足以或者说根本没有资格代表这一代人，但没有关系，他只要是个有血有肉的‘人’，这便足够了。时代性只能也只应该内化为人物和故事的动作、语言、场景、生活环境，乃至一部BP机、一家碟片店、一首迪斯科舞厅里的流行乐。”李樯说。

  除了《喧嚣日》，李樯今年8月还推出了一部长篇小说《恋爱

  大师》。写这本书，起因是因为一场后来甲方反悔了的定制影视故事的合作，恰好当时还无心潜回到所谓的纯文学的水坑，那就走大众路线，坚持把它写完，写出点好玩的故事和有趣的人，走中国传统小说的路子。原本有50多万字，但出版社基于市场的考虑，让他砍到了三十四万字，删去了三分之一强，作品中好多好玩的人物和有趣的故事都被放弃了。“这主要还因为咱不是著名作家，也不是畅销作家，否则应该会有一个更好的出版物呈现给读者。”李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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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樯的主业是文学期刊编辑，但论起办刊经历，他从中学时代起就干起了报刊工作，说起来已经有30多年了，绝对的“前浪”。

  今年的光棍节，也就是11月11日那天，李樯和育邦、何同彬、高晓松一起做了一场文学期刊与时代关系主题的分享活动，一开场高晓松就回忆了他中学时代办油印文学刊物的经历，把李樯一下子拉回到校园时光。上中学时，作为一届文学社长的李樯和一帮同仁，也是整天沉浸在垫着钢板在蜡纸上刻印文学小报的“咯咯”声里，沉浸在把那些刻好的蜡纸在滚筒油印机上“印刷”出来的报纸的油墨香里。油墨香贯穿了他的中学时光。后来进了南师大，还是继续干文学社长的活儿：向系里申请千儿八百块钱，面向社员征稿，编印出一本正儿八经的社刊，与南大、南艺、东大、南邮等学校的文学社都有过互动。

  虽然是资深文学青年，但其实直到大学二年级之前，李樯还没确立要以文学为生的志业，尽管在这之前已经云山雾海地写了不少幼稚的诗歌和小说，中学时期就在家乡的广播电台、县报、市报上发表过诗歌，但那时候还没有要成为一个作家的概念。考上南师大中文系后的头两年，经常去图书馆，看到了马原、孙甘露、残雪，看到了刘恒、苏童、格非、余华，再接下来是韩东、鲁羊、朱文……他被震撼了——原来小说可以写得这么迷人，语言的世界是如此多样而充满吸引。于是决定放弃写散文、写无病呻吟的小诗，也要写小说。上课写、下课写、宿舍熄灯了就趴在床上就着稿纸盲写。室内，八人宿舍里的鼾声此起彼伏，窗外星光若隐若现，夜风撩拨着一个在黑暗中疯狂裸奔着的灵魂。

  不知道没头没脑地写了多少，反正现在都没有了，最后只留下两篇。一篇是1993年底，大二寒假前，在东北的《小说月刊》杂志上发表的第一个短篇，“激动坏了，彻夜未眠，至今还记得责任编辑叫冬林，我很感激他。”还有一篇则是被李樯愿意视为“处女作”的短篇小说《逃离》，由当时还在《钟山》做编辑的王干推荐发表在1995年第一期的《钟山》杂志上。

  “不长，大概六七千字，行文虽然是和所有不成熟的年轻人一样的空洞和虚妄，有不少《少年维特之烦恼》那种主人公式的矫情成分，但它在文学上是成立的。许多年后遇见王干，回忆起这篇文章，他也说当时更多是为了鼓励。我同样感激他，在那样一个热血滚滚的时段，有人帮你放一放血，那种酸爽与酣畅，会成为一生难以磨灭的记忆。”李樯说。

  谈到作品师承，李樯说，早期几年的写作受马原、苏童影响比较大，后来整天跟韩东、鲁羊厮磨在一起，气息上难免向他们倾斜。“但他们都没能构成我文学上的基因，如果一定要找个基因意义上的师承的话，那应该是博尔赫斯和卡夫卡。但你知道的，这两位都没有可模仿性，尽管许多作家都试图模仿他们，但最终结果无非是画虎类猫、东施效颦的结局，所以必须另寻出路。我有一组待发表的小型短篇，就是对博尔赫斯的致敬，也写过几首致敬他的诗歌，这意味着我在心里已经放弃他了，作为可敬可读的作家，他将永远值得置于案头。”从前年到今年，李樯都在另寻他路，并且尝试了一个中篇和一个短篇，都还没有发表，但它们毫无疑问可能是他的转型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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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作家圈在外人看来是个很团结的圈子，作品的气息都很接近。在南京工作生活了20多年，李樯顺理成章地被视为南京作家圈的一员。评论家何平说，谈论李樯的小说离不开“无聊”或者说“虚妄”，陈晓明也曾将南京作家群的代表人物曹寇的写作称为“无聊现实主义”。曹寇评价李樯，“与其说李樯热衷于书写男女关系，不如说他更热衷于描述个体（包括家庭）在这个世界面前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不仅仅意味着世界是我们生活的背景，也是贴肉刻骨生活的内容。我们身陷泥沼，动一动就更加深陷，我们的方向只能是安然接受下坠的过程。在坠落中，点滴喜悦、点滴愤恨等，它们貌似感受，实为动力，是我们活着或活过的唯一证明。”这样的评语似乎也适用于曹寇自己。

  说到南京作家之间如何建立写作上的关系，李樯说：“大家是一个圈子的，又生活在同一个城市，表面的热闹在所难免，其实这之于个体的写作并无任何实质性意义。而且即便说‘团结’，也分志同道合与貌合神离两种状态，前一种是大家因为写作观念上的互相认同而聚在一起，曹寇、顾前、李黎等人，跟我之间大概就属于这种情况。一个城市的写作群，其实也有好几个小圈子，但南京小，圈子不多，大家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所以都很熟悉，见面客客气气，但也不是没有过拍桌子掀板凳的事情。但在北京、上海就不一定了，有的小圈子可能和另一个小圈子老死也不一定相往来。”

  “这是一帮有趣的人，是那种能够脱离世俗生活的‘趣’，什么孩子的成绩啦、房子大小啦、车子贵贱啦、社会规则啦，这些人们津津乐道的‘趣事’，我们在一起不会讨论这些，当然也不一定讨论什么正儿八经的事，就是逗乐子，最多有人偶尔冒出一句与写作有关的俏皮话，但却往往都是金句。至于你说的大家的作品气息有些相近，我是认可的，这是写作观念上的事情，大方向一致，但其实大家各有各的风格，谁也不会愿意趋同或者跟随谁，而是互相暗自较劲。”李樯说。

  李樯

  作家，《青春》杂志主编。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喧嚣日》，长篇小说《寻欢》《非爱不可》《恋爱大师》，诗集《挑灯夜行》（待出），与鲁羊英文小说合集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