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高远山水，却亲切怡人。有木桥，有石阶，丛木成荫，溪泉有声，缓行其间，时可见山居屋舍。渐行渐深，烟云忽生，浮荡于山岩林木间……

  这是江南的山，它是以土质为主的山，其间错杂着碎石，便是画中的“礬头”。它平缓而易于攀登，可栖可居，是苍莽中蕴含着温润的山。这是肇始于董源的山水，又是黄公望的笔墨衣钵。

  画面右上端，作者书款如下：“己巳夏日，仿大痴笔意。王时敏”。左上端，还有董其昌的题句：“绝壁疏泉度，空山急雨飞。子久之笔不得专美胜国。”

  立轴的裱边上有三家跋语，分别是博尔都（清初辅国公拔都海第三子，袭辅国将军）、王原祁（时敏之孙，娄东画派之帅）、王翚（时敏弟子，虞山画派之帅）。分别书于康熙乙亥（1695年）与康熙丙子（1696年），距此画完成已六十六七年，其时该作已被博尔都收藏。

  一件画作，在完成后的六十多年间，先后有三位画坛领袖（包括作者的老师、学生和孙子）、一位清宗室的重要收藏家题跋，可见其分量之重、艺术价值之珍贵了。

  作者王时敏（1592-1680年），字逊之，号烟客，大仓人。明代万历间吏部尚书王锡爵之孙，翰林编修王衡之子，并以祖荫官太常寺少卿。

  他享年89岁，明亡时已过了半百，他是一位跨越明、清两朝的士大夫。他是画史上晚明“画中九友”之一，名列“清初六大家”，是“四王”之首席。

  他的绘画和理论，影响并促成了两个显赫画派的形成，那就是“娄东派”与“虞山派”。而这两个画派，被视为清代山水画之“正宗”“主流”，影响深远，300年来绵延不绝。

  王时敏的艺术，直接来源于董其昌，其少时即在祖父王锡爵的引荐下师从董其昌习画，得到了董氏的精心培育，是其衣钵之主要传承人。

  董其昌在中国画坛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他在理论上以禅喻画。提出“画分南北宗”之说，并作“南顿北渐”之论。他对文人画体系进行梳理和重组，指出了从“境”到“趣”的变化，倡导“以画为寄”“以画为乐”“以意为之”的新旨趣。

  王时敏被认为是董其昌的“真源嫡派”，从理论到实践无不遵循其师指点的山水画南宗之路，就是自董源、巨然至“元四家”的路。时敏特别推崇“元四家”中的黄公望，黄公望的“平淡天真”是一种境界，没有造作，没有纵横，没有积习，这或许正是道家追求的境界，一种看似平常却难以企及的境界。黄公望之于时敏，大约是性格与追求上的相近，在“四王”中，他却是与黄氏走得最近的。他亦兼用倪瓒之逸笔，但缺乏倪的冷逸。他的情味类于董其昌，却冲淡了生拙的趣味。他笔墨的格致，在不生不熟之间，这与董氏的“画须生外熟”意趣趋于一致。

  此图“仿大痴笔意”，大痴即黄公望。年款“已巳”为明崇祯二年，纪元1629年，时敏三十八岁，董其昌则已七十五岁了。时敏十余岁师从董氏，三十八岁前已饱览历代诸多名迹。笔下已非凡品。此年六月他曾仿董源山水图，董其昌为题曰：“画法贵气韵生动，现逊之（时敏）此图，笔墨清润，皴擦古淡，直得北苑神髓，即宋四大家不能过也。”不久又在此图上题曰：“子久之笔不得专美胜国。”赞他：“直得北苑神髓”，指时敏对于董源之深入；子久即黄公望，亦不得“专美胜国”，其评不可谓不高矣！

  三十八岁，正是时敏努力精进并趋于风格形成的盛期，试察其画中笔墨，正如董其昌称赞的四个字：“清润古淡”。中国画特重笔墨，尤其是“士夫画”，或曰“文人画”，它是画的美的符号，也是画的灵性或曰性情的符号。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十二讲》中说：“中国画也不顾酷肖自然，而要把人文意境融入，另成一天地。”又说：“中国画要求在画中见性情。画中有性情，则此画家之性情自然会跃然出现。而欣赏此画者之性情，也从而唤起。”画中的“人文意境”，画中的“性情”，无不依存于画中的笔墨。“清润古淡”就是王时敏的笔墨符号，是他的画与人的真性情。

  笔者在文端描述过此画之境，此境或并无真山真水为依据，它只是王时敏心中的山水。他游览过真山水，他鉴阅过黄公望笔下的山水，这些都是形成他心目中山水的因素。他落笔墨于纸端，一笔一画，不迫不促，缓缓地，任着性情，随着心中朦胧的追求，伴着隐隐的快感，这种快感让他忘我地进入另一天地。

  我想，这或许是王时敏作此画的状态。他把“境”融入“趣”，作画过程中有快乐、有寄托，这大约就是文人画的真谛！

  图中的山水林屋，一层层，自下而上，一遍遍，笔笔到位，在方圆之间，或枯或润，或浓或淡，自苍茫入润泽，由混沌渐明晰，清淡中含着深沉，明快中不乏浑融……在这缓缓的笔墨运行中，清音自出，烟云自生，读者被领入了画家的理想世界。

  山水清音，烟云供养，这三百九十一年前的山水画杰作，供养着王时敏，跃现着他的追求和性灵，也同样滋养着每一位读者。

  庚子孟冬于金陵爱莲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