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理悬疑小说一直是最热门的类型小说之一，今年，经过热门影视剧的发酵，悬疑故事更是吸引了大量读者和广泛讨论，如《隐秘的角落》。这类小说一开始就亲近市场，从不避讳与读者的紧密联系，在创作时也充分接纳了影视化、传播性的因素，与之而来的是要摆脱程式化、审美趋同的影响。一些被归为社会派的推理作家开始将目光聚集真实案件，倾向于用类型化手法讲述一个社会故事，对人的心理和情感也有更深探寻。从类型作者的视角出发，真实是如何走向虚构，创作从哪里开始……这些是本期对谈的主要内容。

  最大冲击来自案件中的情感

  张怡微：你写作推理小说好像有十多年时间了，近些年来的创作好像倾向于真实世界中的案件，最新的长篇《骑士的献祭》是从口述到准备再到小说，听说你最近在构思的新作也是源自一个真实案件。我们会发现你倾向于带着悬疑性质讲一个社会故事，或者说人的幽暗心理或情感，你觉得这种转向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你觉得这类小说创作的核心是什么？

  那多：我之前做了一档口述的节目，采访了一个公安朋友，他是公安系统写材料的人，手上有整个上海一段时间以来最重大的案件。我从节目中十几个案子中选择了两个案件写小说，其中一个就是《骑士的献祭》的故事原型，在由真实案件转换为小说的过程中，第一刀该切在哪，怎么讲这个故事是非常重要的。

  我这些年的写作一直是推理小说。我的文学启蒙其实是和通俗文学密切相关的。让我印象深刻的第一本书是《笑傲江湖》，一直以来的阅读也是武侠小说、科幻小说最多，我的阅读决定了我的写作。悬疑与犯罪的创作经验告诉我故事是最重要的核心。具体来说小说的人物、语言、叙事技巧都是必须要为故事服务的，不能损害故事。我们需要怎么样的故事？我把它称作曲折动人。我也在思考有没有平淡动人的案例，应该是有的，但更重要的是曲折动人。曲折可以分先天的曲折和后天的曲折。当这个故事被报道出来时你是否觉得曲折，这是先天的东西。后天也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比先天更重要。这两年我看了很多犯罪的电影，调整叙事结构和叙述视角，把一个原本可能平常的事件叙述讲得很有悬念。在后天的曲折里又可以分两种。一种是微观的叙事技巧，通常是为了当下的情节张力。比如丹布朗的《天使与魔鬼》中，写了一段主角与对手的争斗，这段争斗首先是在黑暗中地下的一个封闭空间里进行的，主角为了避免被抓到不能发出声音，要脱离打斗逃出去。打斗的后半部分到了地上，从地下到地上，从没有光线的黑暗到达一个阳光明媚开阔的场所，从静谧的对峙到一个激烈的追逐。这种从无声到有声、从静到动、从暗到明、从狭窄到宽阔的转换，非常有画面感，很明显受到了影视作品的影响。这就形成了一个叙述的张力。包括电影《碟中谍6》的结尾中运用了一种双线高潮。同一时间不同的地点的两个冲突，一个是在建筑物里，一个是在远方的直升机上，两场冲突必须同时胜利才能结束，这种双峰式的结构形成了一种叠加推动高潮的叙述效果。

  还有一个宏观的方面涉及到叙事结构：故事从哪里开始讲；是否要用倒叙、插叙的手法；是单线还是双线；是否要有叙事轨迹……这是宏观地把故事说得跌宕起伏的方式，如果把素材比作一块肉的话，这就像切好之后要决定把每一块肉放置在哪里。这是在“曲折”上，我觉得讲故事时可以做的事情。

  但就目前我的创作来说，更注重“动人”。我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更喜欢丹布朗为代表的欧美悬疑作家，他们的特点是快。我小时候不太喜欢看推理小说，觉得有点跟不上，但是欧美作家的作品中，凶手不停杀人，警察不断分析追逐凶手，受害人不断地逃，不需要停下来思考，揪着你不断往前跑。我一开始很喜欢这种很迅猛的酣畅淋漓的阅读体验。第二个阶段是从我看了《白夜行》开始，它不是那种完全停滞的本格推理，犯罪者在不断地作案中也有变化成长，但是也不像欧美悬疑那么快，你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足迹。我慢慢地发现，过了一段时间回溯的时候，欧美那些小说其实没留什么记忆，只记得这本书很精彩，除此之外没留下更多。但是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能让我记得更多，包括人物、情绪、情感等等。它速度没有那么快，所以它有更充分的空间写所谓一切何以至此，周遭社会的挤压是怎样的，你会更深入到人物中，与他产生各种各样的共鸣。

  就我个人来说，当然想写留在读者心里更长一点时间的东西。所以对于曲折动人来说，我觉得能够带来冲击的核心情感的“动人”是更为重要的。包括五年前在听那些真实案件时，最早是想去了解细节的，但实际上让我受到最大冲击的是这些案件中的情感。让我写《骑士的献祭》原因也是情感，一个如此善良的人为什么会杀人，如果我处在那样的情境会怎么办。原型案件中的这种情感压在心里一段时间后，我就想把它写成小说。我觉得作者在创作时首先要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我在写《骑士的献祭》时要的就是情感。我要保持情感的张力，就要做一些取舍。我之前的小说都是蛮复杂的，一层一层的反转也是我之前相对比较擅长的东西，但我要写《骑士的献祭》时却有意放弃了过多的反转。当翻转过多、迷宫过于复杂之后，我们可能会觉得很精彩，但它其实无法很好地纳入你想传达的东西，因为这种情感会在一层层的反转中被削弱。所以我创作时首先告诉自己要一个相对简单的方式，放弃悬疑通常的做法。

  摆脱真实才能让作品显得更加真实

  张怡微：今年王安忆在复旦创意写作专业新开了一门“非虚构写作实践”课程，让同学们从自己出生那一年的报纸上寻找一个特殊事件进行田野考察。许多同学都选择了一件杀人案。这些真实的案件成为了故事的素材，但同学们常常会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已经触碰到的材料的基础上打破它。我们常常在找案子的时候，发现这里有偶然性的成分，作家运气非常好，直接遇到了有头有尾的故事和有细节的材料。优秀记者写的特稿也很好看，甚至犯罪的人都很会自我分析，能从原生家庭聊到自己的犯罪动因。这些丰富的材料给我带来的困扰是：我们还能做什么？虚构得以安放的空间在哪里。你在将真实案件转化为小说时是如何面对这个问题的？

  那多：其实我并不过多依赖材料，我很怕材料对我产生太多影响。《骑士的献祭》比较特殊，因为这个案件原型对我冲击比较大，我想要保留，所以原型跟小说比较接近。但是我之前写的《19年间谋杀小叙》，部分原型取自北大的一个著名案子，包括现在写的《二十四个合葬墓》这个小说，他们都与原案拉开了距离，不太会受到案件原型和材料的影响。

  我首先面对是叙事的镜头的选择。它得跟随主人公李善斌，如果把镜头放在被害人的话悬念可能被击破。另一个问题是，在原型的案件中凶犯是束手就擒的，他没有心力再去逃跑。但在小说中，我觉得凶犯和警方的对立不够，显得张力不足。只有对抗才有足够的张力和悬念，我觉得他不能束手就擒，还得做一件事情。他要逃，为什么逃？脑子里的第一个构想是复仇。我自己对李善斌的认识是一个善良的人，如果用复仇的方式对抗警方是不符合人物性格的。我再问自己他最挂念的是什么,是他的家庭，他的子女,和警方的对抗要从对孩子的爱和愧疚中寻找，他要为他们找一笔能够生活下去的钱。

  最初的问题考虑清楚后，我将小说的结构定为双线架构，一条写罪犯李善斌，一条写警方，案件的原型是上海宝山的碎尸案，中间的部分和原型是高度相似的，男女主人公原型够丰满，我觉得需要对其他人物进行一些填充。加入的老警察这个角色最初是非常功能化的，设定为有情感缺陷的人，我为了让他最后有改变，全部汇拢到最后给读者一击。老警察处于中年步入老年的时间段，中年渡河渡到中游很容易中途就被击溃，我把这些东西放入到了老警察身上，后来发现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共鸣。第二个需要丰满的人物是李善斌的女儿，她对父亲的情感不能是惯常的女儿对父亲的感情，我最终设定的是崇拜认同中又有一些负面的复杂的心态，最终这种情绪延续到了同母异父的弟弟身上。另外的问题是小说的前史太长了。前史的交代我处理得很小心，大段的前史的交代会削弱阅读的快感。我把前史分拆为几部分放到作品各个部分，在扔出一个悬念时加入一个人物的描述。

  我希望虚构的小说能够有真实感，希望有情感的传递，因此反而舍弃掉了一些真实发生的东西，因为有时真实的东西放到小说里反而削弱了真实感。比如真实案件里，看监控发现凶手面部后，老警察是骑着自行车偶然撞见他的，这显得太过巧合。小说里转换成老警察一个漫长的走访、判断、布网的过程，这种非巧合的

  转化中排除掉了原型案件中的真实。包括我将原型中的案发地化粪池改成了污水河，我小说最终目的是要表达情感，化粪池会影响阅读感受，给读者带来不好的影响。

  其实在这些年的创作中，我渐渐意识到了真实的局限性，我曾经当过四年的记者，它就是要求要不断地追求真实细节，直到提炼为一个新闻报道。但是从非虚构到虚构，你需要面对一些真实的局限性。就《骑士的献祭》来说，我的素材来源只是一个警察的讲述，我没有再看任何相关的报道、视频，只是把他的讲述作为小说最初始的核，我担心知道太多太多真实的事情后会被真实捆住，但即便如此，我仍然觉得《骑士的献祭》还是被捆住了，编辑问我很多的问题，我都无法回答，比如男主的行为逻辑，我有时候并没有想过，我觉得真实中他就是这么做的。所以其实真实的事情搬到小说中会有一些不真实感，只有摆脱了这些，才能让作品显得更加真实，或者说更加小说。

  满足读者期待是很重要的事情

  张怡微：因为你的书都很畅销，相对应会有更多的读者更直接的反馈。你会受到这些批评的影响吗？另外作为一个类型小说作者，你如何面对和读者的关系？和我们不写类型小说的作家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那多：其实我蛮固执的，在豆瓣里翻评论看到那些说我不好的，我会下意识地过一遍，是否存在有价值的部分。但大多数情况下，我接受意见最多的是来自我的老婆，我比较接受审美、水准比较一致人的评价。

  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满足读者期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比如《骑士的献祭》出版到现在有一段时间，有一些反思，读者明显有争议的就是深圳那一段。我现在重新写肯定不会这么写，造成了前后小说气息的不同，作为男主来说他在分尸的那一刻开始，他已经发生了改变，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他，深圳段是他改变的体现。但是读者的感受最重要，你不能跟每一个读者去解释，客观的事实就是这样一个小说后四分之一，你在小说中的感受从日本的社会推理，转变到拼接了一点港片犯罪里的因素，没有满足读者的期待，读者不是期待他最后有这样一个复仇方式。如何把读者期待满足到最好，我觉得这是任何阶段的作家都要不断面对的问题。

  比如我最喜欢的作者金庸，虽然《鹿鼎记》是他最喜欢的小说，但是《鹿鼎记》没有满足读者对武侠小说的期待，它里面有一些反武侠的因素。再比如《好莱坞往事》，我们忍耐了前面冗长的部分，等待着昆丁的最后一击，但是没有最后一击，但是那一刻我哭了。电影没有满足我之前对这个电影的期待，但是竟然在最后彻底被击中，因为它满足了更深层次的期待，就是对这个世界的梦幻感，带我们逃离了残忍血腥的现实，它一点都不曲折却非常动人。但是我觉得这可能并不普适，一方面，这种平淡是有知名导演背书的；另一方面这种平淡并不适用到类型创作中。我们能追求的依然还是曲折动人，直到成长为昆丁。

  访谈整理：欧阳高飞 摄影：谢诗豪

  张怡微

  复旦大学哲学学士、文学硕士，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任教于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青年作家，出版有多部长篇、中篇小说及散文集。2020年出版有《散文课》《家族试验》。

  那多

  上海悬疑小说家。著有《骑士的献祭》《19年间谋杀小叙》等20余部畅销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