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1日，南京迎来了立冬之后的第一场雨，让人初步领教南京冬日的湿冷。不过，位于城南晓书馆里的一场“围炉谈话”却分外暖人。当日，著名媒体人、前FT中文网总编辑、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力奋《牛津笔记》新书分享会在这里举行。他与他的同时代人——著名新闻传播学者、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杜骏飞一起，回溯60后一代人的精神成长，并就大学教育、中西文化交流、个人阅读等展开气氛热烈的交谈。张力奋十多位复旦大学同学从全国各地赶来南京，为老友新书发布助阵。
张力奋生于1960年代，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84年留校任教，1988年去往英国留学。之后的20年，他在遥远的西方远观中国渐渐展开的全球化，体验中国人重建国家认同，实地报道“中国崛起”。2016年回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任教。迄今，张力奋在中国与西方生活的时间几乎完美地对半两分。《牛津笔记》以日记体的方式结构全篇，作者用直白的文字和黑白影像记录其2017年在牛津大学客座一学期的所见所闻所感，其中穿插了作者中西方生活、采访、观察的经历见闻。
这是一本饱含温情的书，它如同一艘归港的航船，满载欣喜与感动，无论是对游子或是归人，都饱含亲切。这不仅是附在一位记者、一位学者身上的符号，也是生活的叙事、生命的叙事。而从两位学者的对谈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张力奋旅居牛津多年的心得感悟，更能看到他于新旧之间、中西之间的淡然处之，以个体对抗宏大叙事的我执，以尊重跨越文化鸿沟的信念，字里行间，静水深流。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陈曦
对时事、人文、历史和生活的洞见
世界和人类——两个再宏阔不过的话题。但是翻开《牛津笔记》，里面充溢的是日常生命体验，而非宏大叙事。堆沓的旧报纸、角落的古董店、牛津的阳光下一辆单车走街串巷……这些，融汇成充满秩序与情感的交响乐，在张力奋的笔下流淌。
张力奋说，这么多年一直困扰他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正常社会应该要有怎样的语言？
“因为我自己的童年、少年和大学都曾经经历过宏大叙事的年代。所谓宏大叙事往往只是一种语言和视觉的想象。这样一种因为理念而创造出来的世界往往非常的虚弱和苍白。看上去它告诉我们很多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很切实的日常生活的记忆作为基础,那它只是一个空中楼阁。很多生命体验和记忆，本来就是碎片的、裸露的、不经雕琢的，那何不保存它本来的面貌？宏大叙事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病，所以我希望我们重新回到个体、回到细节，回到日常生活。其实我在这个里面可以写很多我在牛津遇见的名人，那这本书的味道就会不太一样了。这是需要去抵抗的一种诱惑。”因此，张力奋说，这本书看上去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写作，其实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一个选择。他想在这本书当中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否能够比较诚实地记录和保存我们的记忆，这也是他用碎片化、日记体写这本书的初衷。
杜骏飞表示，《牛津笔记》让他看到了一种正在消失的书写传统，是对时事、人文、历史和生活的洞见，是英式随笔与中式小品的曼妙结合。虽然他自己写作多年，但张力奋的写作依然是他所追求的一种写作风格。
“我们现在写作出了问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语文范本是一种装腔作势、言不由衷的范本，而且不美，不美就罢了，还缺乏理性、逻辑、论证、反驳，这些都是有问题的。张力奋这本书当中有过去老文人的腔调，用简单句表达复杂的意思，词汇相对比较少，但是能够给你留下复杂的文化印象，情与理的交织非常强，是一种很自然的写作，是经过多年刻苦写作之后终于达成的松弛感。这种松弛感有点类似歌手在舞台上的即兴歌唱，不需要准备，就是以那种表达自己真情实感和不惜表现出瑕疵为美学的追求。从汪曾祺开始，包括陈丹青他们都是这样一种写作风格，是老派的中文写作，我觉得迟早在中小学要恢复这样的文本。”
读书、学习是为了征服愚昧和无知
《牛津笔记》给读者一种感觉，就是作者试图实现的不仅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沟通，更是通过独特视角和精妙语言的使用，展现中英两种文明传统的共性与差异，进而促成一种文化上、观念上的融通。那么，二十多年英伦生活给张力奋留下的最深刻的文化记忆是什么？
“其实当你真的沉浸到另外一种文化时，你会发现人和人之间的相同是远远多于不同的。所以我希望这本书可以加强人与人之间、不同文化之间的信任。写中西，我不是要写中西之异，而是写在很多外在的不同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共同的人性的东西。我对不同的文化，都希望可以去感知和融入。
“我对农村的感觉是很好的，我小时候在宁波生活过，当时农村其实是很贫乏的，但是它给你带来很多很美好的记忆。我到英国去，也不是因为英国是个强国，英文化当然是个强文化，而应该是，你到了那个地方，你选择去跟那个文化发生关系，你就首先必须尊重它。
“现在我发现很多我的小留学生朋友，他们有的时候还没有在另外一个国家待上一个月，就已经有了很多的批评、批判。甚至他们是带着某种偏见离开故土，到了另外一个国家。所以，我觉得对另一种文化的基本的敬畏，应该是我留学时期非常看重的一个东西。”张力奋说。
评论界认为，《牛津笔记》可以媲美蒋彝的《牛津画记》，名为笔记，实是一段旅程，途经历史与现实、东方与西方、知性与情感、人与自然。可以说是中国留学生出国前的必读。
“中国现在到了一个由富转贵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需要依靠哪些养分？中国古典文化，这点毋庸置疑；另外，全世界最好的精神营养、最伟大的文化传统，我们也是要去掌握的。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留学，我主张你们去。向他们学习，跟现代文化体系对话，甚至超越。留完学后回国，让中国伟大文明传统在西方文化的浸润之下打磨得更加光彩夺目。”杜骏飞说。
“八十年代，杨振宁先生、李政道先生经常到复旦，我的数理化都比较差，但是我记得当时听过杨先生讲座，讲‘物理学与美’，为什么这代科学家他们有那么好的文字修养？他们在童年接受了完善的教育。我自己对我这代人评价是比较低的。我们这代人没有正常的童年，没有正常的教育，我如果不是因为出生在上海，我当时的考分进不了复旦，当时复旦至少一半名额是给上海当地考生。所以，英国生活对我最重要的影响，是让我看到什么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什么是一个正常的日常生活，并且看到社会演化过程当中的那种静水深流。牛津教育没有大喊大叫，就是本着一种精神，在一种很缓慢的渐变的过程当中，能看到一种静水深流的脉络在里面。”张力奋说。
分享会现场来了很多高校学生和学术界人士，《牛津笔记》的写作对象也是那些接受过良好教育、甚至有意愿出国深造的人。现场一位读者抛出了一个问题：读书这件事分不分对象？譬如说，一个养猪专业户是否有必要去读约翰·洛克？
“一个养猪专业户是应该去读洛克，还是读‘母猪产后护理’呢？我的回答是，还是读母猪产后护理。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分享读书体验，是不是要屏蔽无心向学的人群呢？答案是：不是。为什么呢？我以为所有人都有向上浮动的渴望，这是人最基本的渴求。学术是为了什么？哈贝马斯的回答是为了征服，‘征服’不是我们网上键盘党征服世界的意思，是征服野蛮和无知，所有人都为这个而念书、学习。养猪专业户读书，首先为生存，但是不可能永远为生存，不可能他的子子孙孙都养猪。相反，你如果是养猪专业户，你会期待儿子、孙子会有更高的追求，期望后人享受更好的生活，包括精神生活。所以，养猪专业户也许生活得非常底层，但是他的孩子有一天念完书回村帮他父亲，甚至扭转污染治理，这就是洛克的价值。文化由高向低是真正的精神需要。”杜骏飞说。
功利阅读时代，重申“自由而无用”的精神
虽然张力奋一再反思60后这代人是精神贫乏的一代，但毋庸置疑的是，他们也是从80年代那个理想主义高扬的时代走来的一代人。那个时代的人，无论何种专业出身，对知识、对文学都有遏制不住的热爱。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夏琼是张力奋的同班同学，在高校执教三十多年，她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现在学生们的阅读越来越趋向“功利”，当然她也理解，刷分、考研、就业这些巨大的外在压力使得他们无暇去读那些“无用”之书，于是她在现场向自己的同学和同行抛出了这样的疑问和困惑——你们有多大力量能够改变这种现状？
对此，杜骏飞表示，他并不觉得上一堂课，或者在网上写一千、两千篇文章就会有多大的用处。“在时代洪流里，每个人不是一滴水也是一粒沙。但我坚持认为，当我们跟学生讲了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的时候，还是有历史的效应。这是因为一个人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做错了时候，是远比他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做错要更好的。”
“我也不知道能有什么作用，我们写的文章其实也没有什么人看。我辛辛苦苦写博客、微信那么多年只有10万粉丝，徐静蕾第一天就50万，鹿晗第一天就500万，我们在这再发表宏论也不如明星粉丝多。我也无所谓。但将来有一天，我不希望因为自己能做而没有去做而感到后悔，这是我的答案。”杜骏飞说。
张力奋认为，自由意志对人而言非常重要，他现在回复旦教书，就讲一些专业和实践中自己认可、相信的东西，学生可以选择听，也可以选择不听。
“我非常有幸来自一个信奉‘自由而无用’的学校。我们读书的时候，从现在来看是很不正常的大学，很多老师都是从全国各地甚至是从牛棚里解放出来的，十年已经没有做学术。我们当年进校没有学前教育，没有开学典礼，没有校歌，毕业的时候也没有学袍，一切有仪式感的东西，我们那会儿都没有。但是复旦人就是有那么一种情结。这个事情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当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彼此都在用非常巧妙的方式影响对方。”
回母校任教这几年，他感受到复旦人总的精神脉络并未改变，即比较温和、“自由而无用”。“在我这本书里面，如果还有一些当年的余绪的想法，就是希望你们能够真正享受大学，它能够给你们的东西是超乎你们想象的。我们说的‘自由而无用’，其实这个无用就是说目的性不要太强，不要太明确，反而有的时候你的天地会更开阔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