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部记录了中国古典诗词大师叶嘉莹一生的文学纪录片《掬水月在手》登录院线，温暖了无数观众。

  其实，与叶嘉莹同时代的还有很多值得尊重的女性学者。她们的故事又是怎样？

  今天就跟着文脉君，一起探寻女先生的故事吧。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王子扬 宋经纬

  阳光灿烂

  当四五岁的叶嘉莹，咿咿呀呀跟着父母学念诗词时，此时的杨绛正因为报考受阻愁眉不展。

  四年后，她认识了一个男同学。男同学开门见山：“我没有订婚。”杨绛紧张得要命，磕磕巴巴：“我也没有男朋友。”

  这么一个照面，就是一辈子。男同学就是钱钟书。

  钱钟书和杨绛鸿雁传情，感情日益增进，两人先去英国牛津，再到法国巴黎，过着一段神仙眷侣的生活。

  帅气男同学的追求让人神往，可是追求张兆和的，偏偏是土里土气的男老师。

  她这阵子快被这个叫沈从文的老师逼疯了，他的情书一封接一封，一封接一封。

  连校长胡适都看不下去了，他劝女孩：你看小沈人多好啊，“他顽固地爱着你。”女孩脱口而出：“我顽固地不爱他！”

  这也难怪，张小姐是江苏巡抚、两广总督张树声曾孙女，在家行三。大姐张元和尤擅昆曲，二姐张允和才气逼人，四妹张充和书法一绝，与张兆和合称“张家四姐妹”。

  眼光之高，何必单恋一个沈从文。

  有人鸳鸯蝴蝶，就有人危机四伏。此时哈尔滨的一条小舟上，正上演着一场“绝地大逃亡”。逃亡的女主角叫萧红。未婚夫跑了，欠下旅馆一大笔钱，萧红大着肚子，想还还不上，想走走不了。

  天降大雨，松花江决堤，淹到城里。萧红当机立断，托小伙伴租了条破船，跌跌撞撞，唱了出夜奔。

  那一年，她们都还年轻，有大好的青春、大把的时间。

  那一年，林徽因写下：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响点亮了四面风；轻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作为那个时代稀有的知识女性、穿着裙子的读书人，她们站到了时代潮头，等待她们的是，时局动荡，金粉银沙，还有大江东去。她们都将书写属于各自的传奇。

  铁马冰河

  卢沟桥的炮响，惊醒了很多人。

  叶嘉莹的父亲失联了，母亲没多久就因为癌症住院，不久去世。那阵子，她陷入痛苦不可自拔，唯有写下一首首诗歌。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上天对她试炼，才刚刚开始。

  彼时的《西风》月刊，一篇名叫《天才梦》的小文石破天惊。“我是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写下这段文字的人，是不满二十岁的张爱玲。

  祖国大地上，侵略者的飞机对无辜同胞狂轰乱炸，惨烈的景象刺激了两个物理系女孩。一个名叫陆士嘉，一个名叫何泽慧。

  前者决心改学航空专业，几经波折，终于拜在空气动力学之父和现代流体力学之父普朗特门下。后者发奋图强，转投实验弹道学专业方向，而后因为她发现铀核“三分裂”现象，被外媒叫做“中国的居里夫人”。

  而那个被称作“三十年代文学洛神”的萧红，到底没撑过四十年代。

  1941年，萧红在香港检查出肺结核，几个月后病情恶化，却因庸医误诊为喉瘤而错动喉管，雪上加霜。外面，太平洋战争炮火连天，日军占领香港。萧红垂死病中惊坐起，写下“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春寒料峭，萧红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1岁。

  萧红去世之前，她第一个想到的是柳亚子。这位可敬可爱的长辈刚一进屋，萧红一把抓住他的手——“我害怕！我怕……我就要死。”

  “这时候谁敢说能活下去呢？这正是发扬民族正气的时候……这时候就要把死看得很平常。”柳亚子正色道。

  香港之行，跟柳亚子在一起的，还有他的次女柳无垢。柳无垢小萧红三岁，文采斐然、精通翻译，为人更是机敏可靠。香港沦陷后，她与父亲乔装改扮，撤离至广东农村，并在游击队的护送下，辗转到达广西。

  身世沉浮

  1948年，戏剧舞台上，杨绛的《弄假成真》《游戏人间》热度犹在，电影院里，张爱玲的作品《太太万岁》《不了情》票房火爆。

  这一年，叶嘉莹结婚了。新婚燕尔，她随先生坐上了一艘上海开往台湾的船。

  那些日子，坐船赴台湾的人很多，其中有一个三十岁的女人，名叫林海音。多年之后，她写下了一本自传体小说《城南旧事》，被选进中学教材，成为几代人的回忆。

  说回叶嘉莹，来到台湾后，她生活得并不如意。家里只有她一人在工作，独自抚养女儿，供养全家。之后，她又漂泊海外，从美国到加拿大，唯有诗词相伴。

  同样在海外漂泊的，还有张爱玲。1955年秋天，张爱玲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远赴美国。

  在纽英伦州，36岁的她遇见了美国剧作家赖雅，两人结为夫妻。此时的赖雅已然65岁，身体走下坡路，文学无大建树。他们的经济状况也相当拮据，张爱玲曾给友人写信，“辛苦地从早上十点写到凌晨一点，手脚都肿了”“工作了几个月，像只狗一样，却没有拿到一分酬劳”。

  这段婚姻维持了11年，以赖雅的去世告终。

  1972年，张爱玲搬到了洛杉矶，深居简出。

  山河大地

  就在张爱玲幽居洛杉矶的日子，叶嘉莹做了个重要的决定：回到祖国。

  上世纪七十年代，叶嘉莹已经拿到UBC终身教授的聘书，但她心里深藏着回国教书的心愿。

  “银翼穿云认旧京，遥看灯火动乡情。”这一次的返乡，叶嘉莹写下长诗《祖国行》。

  南开为叶嘉莹安排的课程是汉魏南北朝诗，每周上两次课，每次两小时，上课的地点是教学主楼最大的阶梯教室，可以容纳300人。开课不久，整个学校的学生乌泱泱前来围观，其中还不乏其他学校的学生，他们扒在窗户上听课，还自嘲：“买的挂票。”

  为何如此？她在《我与南开大学的因缘》中说：“诗歌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是非常重要的，带着生命的力量，而西方人是没有这种生命的共鸣的。”

  特别是，叶嘉莹还曾经带着心中的情结，随诗人席慕蓉一道，沿叶赫水寻找祖先生活过的地方。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当年的城池不再，只有一望无际的玉米田，在风吹过的时候，沙沙作响。她的灵魂，似是找到了归宿，在祖祖辈辈沉睡的原野上，得到安歇。

  与叶嘉莹抱有相同想法的人，还有很多。比如，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李佩。

  上世纪五十年代，李佩顶着重重压力携幼女回到祖国，投入新中国建设事业中。她还和李政道一起帮助中国第一批自费留学生走出国门。当时没有托福、GRE考试，她就自己出题，李政道在美国选录学生。有人称她是“中科院最美的玫瑰”，也有人叫她“真正的精神贵族”。

  那些花儿

  上世纪九十年代，李佩唯一的女儿郭芹病逝了。几天后，年近八旬的老太太像平常一样，又拎着收录机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课去了。

  2016年，她99岁了，大脑的“内存越来越小”，记忆力大不如前。她一个月给保姆发了三回工资，喜欢跟人说，现在的电视节目太难看了，老问“民国的人去哪儿了？”

  她们都去哪了？她们在哪里呀？

  此前一年，徐悲鸿妻子廖静文女士去世，而后，杨绛先生也走了，活了一百零五岁。杨绛曾在《我们仨》一书中，就表示盼望着与另外两人相聚，现在，她去找他们了。

  2017年，李佩在北京去世。

  而叶嘉莹先生从1979年在南开任教，已有41年。至今她偶尔还会站上讲坛，她说，自己“生来就是要教书的”。

  前些年，她“裸捐”毕生积蓄3568万，包括变卖天津和北京的两处房产，全部用于推广古典文化。而今，她就住在南开的教职员宿舍里，两室一厅加上一个小厨房，家中只有一台小电视。放眼望去，满屋子都是书，热一块馅饼便可以对付一餐。有一个阿姨在照顾她，但是她总不愿意麻烦别人。每天阿姨做完事之后，她都会让阿姨回去。

  用导演陈传兴的话说，叶嘉莹先生的生活“简单到难以想象”。

  《掬水月在手》有这样一幕：

  皑皑白雪，天地一片静谧，雪地上只留下一排飞鸟的爪印。

  透过崭新的爪印，我们似乎能看见那个时代的倩影。

  我们看到，一群意气风发的女生，剪着新发型、穿着新制服，书声琅琅，笑容阳光。

  她们经历了时代沉浮，走上了各自的道路，接受了不同的命运。转眼已是百年，风吹过，她们四散凋零。

  那些雪泥鸿爪，标记着她们存在过的痕迹，人生的每一步，都算数。

  在这篇文章动笔之前，文脉君查看了很多同时代女先生的故事，不管她们是早慧的、晚熟的、潇洒的、踌躇的、决绝的……正因为这些穿裙子的士的存在，二十世纪浮浮沉沉的大历史底色上，还有着如此风华绝代的一笔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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