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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0月18日 星期 放大 缩小 默认 >>返回首页
当我们谈论先锋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先锋文学”,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从上世纪80年代兴起,到90年代末走向式微,现在似乎已退出文学主流场域。今天的两位嘉宾——李浩和邵风华,与嘉宾主持育邦都是“先锋文学”的热情追随者和实践者,他们如何界定“先锋文学”?他们如何看待“先锋文学”在中国语境下的“潮起潮落”?他们心中的“先锋精神”是什么?每个写作个体如何成为自己的“先锋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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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邦:我不知道今天还来谈先锋文学是不是已经不合时宜了。我们站在先锋的废墟上,谈论先锋文学。这似乎就是一个荒诞的存在主义主题。最终免不了这样的追问:当我们谈论先锋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我们首先得厘清或者界定一下何谓“先锋”。

  李浩:在我眼里,不过时才是先锋文学的重要标准啊,所以,不应存在不合时宜——除非我们背离了真正的文学。我们习惯上,把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实验、文学探索看作是“先锋文学”,它至九十年代末日渐式微,之后便是余脉。所以你才会有“忐忑”。我理解的先锋可能与八十年代初的先锋不太一致,当然也和《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的“原教旨”有很大区别。我认为先锋就是冒险,就是挑战旧有,从已经熟悉的道路上溢出,和我们慵懒的惯常相对抗,给我们提供新意和可能。我会把巴尔扎克的写作也看做是先锋——因为在他之前没人那么写作,“现实主义”也没有成为文学的方法和方向。是故,一切经典性的、为文学的多样提供可能的文学在我看来都是“先锋文学”。

  邵风华:谈论先锋文学,我想不能绕开它的源头。在我的认识里,先锋派作为一个世界性的文学、诗歌乃至艺术事件,大约肇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指艺术探索和创新的先行者。先锋派团体及相关运动在欧洲的兴起,则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进入全盛期,主要包括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和现代及后现代主义。我愿意以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为先锋文学的真正开端。从其发展脉络可以看出,先锋派的兴起,与世纪交替、世界格局的变迁、社会生活的变化及人们思想的嬗变息息相关,与同时代哲学、科学的发展相辅相成。

  而国内先锋文学的兴衰也是如此,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80年代兴起,后随着社会生活的转型以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大手的操控,中国先锋文学在短短的十年之内走向了式微,退出了文学主流场域。你提到了“先锋文学的废墟”,这个说法如此准确以至于让我黯然神伤。在我内心之中,对于文学的先锋性的背离,其实质上是对文学的艺术性的背叛。先锋性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实验和创新,它同时也是文学内涵、乃至边界的拓展和探究,说到底是文学的思想和意识问题。

  育邦:在中国的文学语境下,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所谓的“先锋文学”就是非现实主义文学。几十年来,时代变幻,曾经的“先锋”或已功成名就、隐退江湖;或还在狼奔豕突、攻城拔地;或已黄袍加身、独占山头,但能够证明他们曾经“先锋”的文本却是寥若星辰。谈先锋,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李浩:诗人奥登说过大诗人和小诗人的区别,他说小诗人在具体的一首诗上未必比大诗人弱,甚至可能会做得更好。他们的区别是,小诗人会在他“成熟”的时代停下,而大诗人则一旦“成熟”就会转向另一层陌生,另一层风格,他会进入到再一次的巨大冒险中。对于文学来说可能没有什么“功成名就”,真正的先锋可能是一往无前,不断突破和试图突破的那类人。如果谈先锋,我们最好是对标世界文学的最高标,然后用自己的方式为这个最高标有所增添。我想,这才是我们先锋文学的可贵之处。

  邵风华:这个问题也曾长期困扰着我,在我这样一个坚定的“先锋主义”者看来,曾经的先锋文学写作者们的转向,不啻于对于自己文学理念的背叛。当然,文学观念的更新与不断成熟是正常的,可这种背道而驰的确有些匪夷所思。刚才已经谈到了一些导致先锋文学式微的外部因素,可对于写作者个体来说,有没有坚定的内心,有没有一个坚定的文学理念和认识,是检验一个人是否真正迈入文学之门的重要标志,怎么会随着外部的某种风向和潮流而摇摆变化呢?现在想来,当年的一部分先锋作家们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先锋作家,只是一些比较敏感的跟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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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邦:文学审美的过程往往有其不可阻挡的吊诡的一面。在20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早期中期,整体文学界言必谈“先锋”。“先锋”已然成为那个时代中最为醒目的的高牙大纛,似乎作家(特别是小说家)不扛此面大旗就意味着落伍,被时代所淘汰。随后,我们看到,“先锋”大潮退去,一时间,众多作家(包括曾经引领潮流的“先锋作家”)纷纷“祛魅”,对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先锋文学”弃之如敝履。

  李浩:这里的原因当然极为复杂。社会氛围和价值取向会影响到文学风潮,甚至会大大地影响文学风潮,所以有批评家反复地谈时代诉求、时代印迹,这一点当然难以忽略。我想我们都可能意识到某种平庸化渗透进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的基本基调,文学的妥协性调整也一步步地跟上了它的频律。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文学教育出了大问题,青年人认真读书的越来越少,他们过于现实。大潮退去,我承认我怀有巨大的失落,因为我是追着“先锋作家”们的脚步一路……有时我会暗暗地发出某种恶毒的“诛心之问”:他们是真的热爱先锋文学吗,他们是否爱的原本是成功学?先锋是试错,是不断地离开旧有的舒适区进入到陌生和更为幽暗的区域里,但前行,始终如此。

  邵风华:毕竟,那代人大都有靠写作“改变命运”,甚至走向仕途的愿望。这决定了我们与世界文学,与文学大师的差距。当时的贝克特,哪怕很多年里一直在温饱线上挣扎,靠借债和朋友的接济度日,也决不改变自己的内心,不写迎合大众和市场的作品,甚至当他得知热洛姆·兰东准备出版他的两部小说《莫洛伊》和《马龙之死》时,不是高兴而是忧虑地说:“他出版我的书是要破产的。”还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作为20世纪世界艺术之都的巴黎对于文学艺术的理解与宽容,民众的文学艺术审美层次,不是我们所能望其项背的。另外,评论家们有一个陋习,就是喜欢追名家、傍大款。对于中国与世界文学的比较研究上功课做得不足,文学认识比较滞后,把不准当下世界文学发展脉络,对那些真正有创造性、有新意的作家作品,起不到应有的理论上的支持和推动作用。

  育邦:“先锋”其实是一种历时性表达愿望。在以春秋代序、先后为本的时间线上,“先锋”只是找到一个抢跑的位置。它并不证明文学的进化性。任何一位真正的创造性作家必然地都成为自己的先锋派。在他的成长历程中,他会不停地走到自己的前面、自己的侧面、自己的反面。他是自我的革命者,从其自身内部产生了他自己的反对派,不同阶段,分蘖出一个个“先锋派”。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先锋”是属于作家自身成长的秘密存在。

  李浩:文学有无进化性?在某些层面上来讲,它是有的,需要“强力作家”完成这种推进和开拓。而另一方面,又可能恰恰相反,未来的未必就必然地强过之前和原点,我非常认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汉唐和宋后之词的“气象之变”,它或多或少有些反进化论。

  邵风华:我将先锋视为一种文学态度。它说不上是进化,但需要变化。不变化的文学是僵死的文学,不变化的作家是可以封笔的作家。我非常赞同你的“任何一位真正的创造性作家必然地都成为自己的先锋派”,以及“自我的革命者”的说法,这是一个负责任的作家自我要求。文学本质上就是对既有秩序的质疑和反对,这个秩序也包括自我的认知体系、写作程式。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不但要写出与别人不同的作品,也要写出与自己不同的作品。

  3

  育邦:也许“先锋”就是不合时宜的。艺术家必然要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同时代者”。罗兰·巴尔特总结说:“同时代就是不合时宜。”尼采在《不合时宜的沉思》中言明:“因为它试图把为这个时代所引以为傲的东西,也即,这个时代的历史文化理解为一种疾病、无能和缺陷,因为我相信,我们都为历史的热病所损耗,而我们至少应该对它有所意识。”而反观我们时代里的作家,他们在技艺上日臻完善,在尘世里游刃有余,显而易见的利益趋光性已进化成为生理本能……这一切都太合时宜了。

  李浩:是的,我们时下的文学趋向很可能会让我们小有失望或大有失望,但我个人愿意我们都把目光拉得长一些,远一些。在任何的时代,跟风的、趋利的和媚俗的写作都是人数众多,具有抗拒“历史的热病”能力的人在哪个时代都永远是少数。而这少数中,还有太多的因为匮乏和夭折而中途退场的,还有太多走错了路而陷入更深黑暗的……作为先锋,恰

  恰是因为他无法预测他接下来踏出的一步是不是坦途,是不是悬崖。这也是许多时代弄潮儿转向的原因之一,一直冒险可贵也可怕——原谅那些转向也许是我们必须做的。但我也承认,我不会再给予他们更多的尊重和关注。我只会怀有悲悯、理解和同情。

  邵风华:“不合时宜”这个说法太好了。一个真正的作家、艺术家必须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他要在创作过程中,不断给自己制造障碍,不断给自己提出新的要求,并尽力拒绝对他的创作造成不良影响的世俗化利益。格雷厄姆·格林曾经警告说,不要试图用文学换取任何好处。奥登说,人类需要逃避,就像他们需要食物和酣睡那样。他所说的逃避,我愿意理解为是对世俗生活中的琐碎和失败感的远离。一个“在尘世里游刃有余”,可以随时把握时机“趋利避害”的人,很难成为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创造者。

  育邦:“先锋”自身产生悖论。它必须保持一个恰当的位置,实现在断裂与脱节中的“同时代性”。正如阿甘本所言:“真正同时代的人,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完美地与时代契合,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要求的人。”因而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就是通过这种断裂与时代错误,才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去感知和把握他们自己的时代。与时代过分契合的人,无法看见时代,不能把自己的凝视紧紧保持在时代之上。从这一角度而言,“先锋”不仅需要契合,更需要疏离。

  李浩:作家当然无法脱离他们身上所褒有的时代印迹,但由此确认作家和时代的关系是种附庸关系则是不智的。作家在时代中,但作品不是.伟大的作品往往是跨越时代的,它具有某种恒定的启示和唤醒。所有优秀的作家们都不会把自己的心神耗费于描绘一个等于的现实世界。我们需要知道,巴尔加斯·略萨曾经这样说:“我们所具有的想象力是一种魔鬼般的才能,它不断地在我们是什么和我们想成为什么之间、在我们有什么和我们希望有什么之间开出一条深渊。”“先锋”更需要疏离——更字用得好,用得准确。

  邵风华:如何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如何处理自己与时代的关系,或者说,如何在自己的作品中描绘这个时代,大概是一个有野心、有能力的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先锋作家绝不是顺从的角色,他不会为了讨好世俗大众而违背自己的意愿。哪怕在最细微的层面上,为了使自己的作品拥有生动和富有想象力的语言,也应该拒绝那些轻佻、滑稽的俗语和陈词滥调。我非常喜欢法国作家奥利维埃·罗兰的一句话。他说,“文学是燃烧,是光芒四射”,听到这句话就让人心神激荡。在这里,我想再次引用奥利维埃·罗兰的一句话,他说:“与自己的时代逆风而行可能是一个作家在他的时代里在场的最好方式。”

  育邦

  1976年生。从事诗歌、小说、文论的写作。著有诗集《体内的战争》《忆故人》《伐桐》,小说集《再见,甲壳虫》《少年游》,文学随笔集《潜行者》《附庸风雅》《从乔伊斯到马尔克斯》等。现为《雨花》杂志副主编。

  李浩

  1971年生,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小说集《谁生来是刺客》《侧面的镜子》《蓝试纸》《将军的部队》《父亲,镜子和树》《变形魔术师》《消失在镜子后面的妻子》,长篇小说《如归旅店》《镜子里的父亲》,评论集《在我头顶的星辰》《阅读颂,虚构颂》。诗集《果壳里的国王》等计20余部。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十二届庄重文文学奖等。

  邵风华

  诗人、小说家,兼事文艺评论和随笔写作。著有诗集《另外的时间》《外高加索诗章》,随笔集《不辞怀抱》等。现居东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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