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陈思和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
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陈思和从新文学整体观进入重写文学史、民间理论、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等一系列文学史理论创新的探索，梳理学术传统和学科建设；作为文学评论家，他从当下文学的批评实践出发，尝试去参与和推动作家的创作；作为知识分子，他从巴金、胡风等人物传记研究进入以鲁迅为核心的新文学传统的研究，着眼于现代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和实践道路的探索，追求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价值所在和行为立场。
更重要的是，在一系列广为人知的中国当代文学事件中，都能够看到陈思和的身影：“伤痕文学”、杭州会议、人文精神寻思大讨论、莫言赴瑞典领奖、新概念作文大赛韩寒补考事件……陈思和不仅仅是文学史书写者，也是见证者和亲历者。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张垚仟/文 牛华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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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和真正进入当代文学批评是在1978年。这一年对于中国社会发展来说意义深远，对于陈思和来说也是改变人生道路的一年。
1978年春天，24岁的陈思和考入了复旦大学中文系。8月11日，同班同学卢新华发表了小说《伤痕》，小说引发了全国读者的关注和讨论，也感动了陈思和。11天后，他的评论《艺术地再现生活的真实——论〈伤痕〉》发表于《文汇报》。
进入大学前，陈思和就参与了卢湾区图书馆的书评小组，也发表了一些书评，但这些评论都难免受到教条主义的影响。《伤痕》打破了以前盘踞在陈思和脑海中的条条框框，“文学评论还可以有另一种写法”，这让他觉得可以有新的追求。复旦校园里自由宽松的学术风气也影响了陈思和，促使他慢慢走上了独立思考、自由写作的道路。
也是这一年下半年，陈思和与同学李辉开始合作研究巴金。两人在中文系资料室找资料的时候，遇见了结束劳改生活没多久的贾植芳先生。
那之后，陈思和与同学常去找贾植芳喝酒聊天，贾植芳对他们讲了许多现代文学的历史。贾植芳年轻时通过投稿结识了胡风，胡风与鲁迅又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因此，贾植芳说到胡风，是“我那朋友如何如何”；谈及鲁迅，也总是称为“老先生”。在陈思和看来，贾植芳讲述的现代文学，是人和事血肉相连的关系。“我常会出现一种幻觉，鲁迅、巴金对我来说更像是前辈，不是研究对象。我把自己纳入知识分子的传统谱系，也在奉献自己的力量。有些学者研究和学习分得很清楚，对我来说不是这样；向研究对象学习，要了解他们是怎么想的，把我的学习体会放进去。”
在贾植芳的指导下，陈思和与李辉开始系统研读巴金并撰写发表了一系列受到巴金本人肯定的论文。1982年，两人拜见了巴金老人。陈思和日后的学术活动、人生道路、人生态度甚至人生理想，都与这个起点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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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和更喜欢用“文学评论”这个词，而不是“文学批评”。“文学评论者不是居高临下的指导者，而是作品的阐释者和解读者。评论者首先是社会生活中的人，是有感情、有观点、有生命力的人，批评家不能脱离生活环境，他的评论工作只是依托了作家的文学创作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看法、对时代的看法、对文学的看法，是用自己的观点来解读生活。所以，我觉得批评家也是直面人生的。”
正因为如此，回顾自己的文学评论生涯，陈思和觉得自己评论得最好的，还是与自己同辈的那一代作家，比如贾平凹、王安忆、莫言等。“虽然他们跟我的生活经历不太一样，贾平凹、莫言都是农村（长大）的，我是在城市长大的。但是因为我们是同一代人，他的思想，他对生活的认知方法与我非常接近。所以我在阐释他的作品时，我觉得特别有话可说，能激起我很多联想与想法。”
陈思和也阅读当下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其中不乏他喜爱的文本，但做起研究与解读来，陈思和还是觉得有隔膜。陈思和鼓励自己的学生研究同辈作家，做同代人的批评家。在陈思和看来，与他同一代的评论家将一九八零年代逐渐形成的、向五四新文学传统靠拢的批评规范变成了批评标准，用这种标准来衡量今天的文学的时候，能够发现贾平凹、王安忆、莫言等优秀的作家，但发现不了更年轻的一代。召唤年轻批评家的出现，才有望改善文学代际的“断裂”。
当然，作为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不能仅仅着眼于当下与同时代，更重要的是将目光指向未来。“我们的希望就在当下，了解当下推动当下。研究现当代，就是为了解决当下的问题。所以，‘当代’的概念包括了未来，联系着未来。我们要关心的是，未来的文学会是什么样的？再过五年的文学是什么，再过十年的文学是什么，对这个方向要有预期性，否则出来一个好作家，我们还是后知后觉，不能及时发现和推动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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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陈思和同辈的学人，大概都有这样的遗憾，受时代的影响，最该读书的时候没办法接受系统的教育，陈思和也是这样。“我们这一代学者先天不足，很多问题，我们没有力量真正从理性的高度去解读它。”陈思和说，“虽然我们后来也补了一点课、读了一点书，但是真正地在学理层面，或者说更深入的一个学科背景上，我们是不够的。我觉得我们应该尽量地把我们所经历的那些东西保留下来，后一代人应该比我们知识更多，学得更好，通过我们这一代人保留下来的经验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
秉持着这样的理念，陈思和一向将教育视为第一职业。在《笔走龙蛇》中，他这样写道，“我早说过我的职业首先是教师，其次才是评论家什么的。对于教师来说，他的工作价值只在于帮助年轻一代及时发现并利用自己的才华，使中国知识分子的事业在目前的处境下真正做到薪尽火传”。
陈思和的学生们也没有让他失望。张新颖、郜元宝、宋炳辉、王宏图、严锋、王光东、金理等，都已经是文学批评与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张新颖曾这样回忆起陈思和对他的影响：“他营造了一种很令外人羡慕的师生关系，在其中投射了具有提升伟力的精神能量。精神能量的循环流通在当代人间恐怕不是那么易得的，也正因此更加凸现了身受者的幸福感。”相信陈思和也曾在与巴金、贾植芳等前辈的交往中获得这种“精神能量”，并接续传递下去。
新世纪以来，陈思和先后担任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将近十二年，接着又担任了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这些行政工作耗费了他大量的精力与时间。尽管他还一如既往地关心文艺创作的发展变化，但日后的主要精力放在图书馆的转型、文学史编撰以及几种理论专著的写作上面。今年十月，他最新的编年体文集《碌碌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他表示，如果到七十岁还有文字能够编书，就编本《逾矩集》。
对话
我们真正理解鲁迅的
“先锋性”了吗？
读品：您这次在南大演讲的内容是“重读鲁迅”，能否谈一谈您新的阅读感悟？
陈思和：一直以来，鲁迅的《朝花夕拾》都被视为他的回忆录，但是经过日本学者的考据，其中很多细节与现实情况有出入。所以我认为《朝花夕拾》实际上是一部含虚构成分的作品，用外国文学的概念来说，就是教育小说。鲁迅只是将他个人作为一个典型，来描述中国人是怎么成长为一个现代人，从一个传统没落的士大夫家庭，怎么成长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他是在讲一个社会典型的教育成长的经历，这个经历既是鲁迅的，又不是鲁迅的。
读品：关于鲁迅要不要从中学课本中被拿掉曾引发很大的讨论，您怎么看？
陈思和：我不知道小学课文怎么样，至少从中学开始，语文课本就有大量鲁迅的文章，好像拿掉了鲁迅文章就是一个大错误。但我不这样看，鲁迅他太深刻了，他对中国社会的剖析和解读，不是现在一般的年轻人能够理解的，因为今天舆情已经完全不同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推荐《朝花夕拾》这样的作品给中学生看，鲁迅的杂文和比较深刻的小说，可以往后放。你让他们去读那么艰深的东西，对孩子来说是超负荷的，对鲁迅来说也是一种苦难，因为你不得不把鲁迅变得“通俗”。
读品：您曾在一个论坛提及现在的年轻人如果无法真正理解、感悟鲁迅的传统，那么也“无法产生‘五四’时期那样的真正的‘先锋’”，如何理解这句话？
陈思和：我谈论的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先锋运动。今天我们如何为先锋定位？在艺术手法上比较创新的，大家认为这就是“先锋”，比如当下的先锋作家都比较“市场化”，跟市场结合得比较紧密。但我想讲的是，真正的先锋，对现实有非常深刻的批判，表达手段也非常尖锐，甚至连自身也要否定，才能达到先锋的境界。比如鲁迅的《狂人日记》，我们通常认为鲁迅写的是吃人的礼教。实际上，鲁迅在《狂人日记》里面有一个非常深的命题，他发现了人人都“吃人”，这个否定面，不是说否定了旧社会、传统礼教，鲁迅否定了人这样一种高等动物，人本身也是有问题的，他也是要吃人的，他身上也有黑暗的东西。鲁迅提到这一点，把否定的这个面积扩大到所有，连自身都否定进去，这个叫“先锋”。如果我们没有从这样一个层面上去认识鲁迅，那我们根本不要谈怎么来解释中国文学史上的“先锋”。
陈思和
1954年出生于上海，祖籍广东番禺。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教学名师。历任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中文系系主任，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校务委员、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等。兼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著有《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人格的发展——巴金传》《新文学传统与当代立场》《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主编)等，主编“火凤凰文库”“火凤凰新批评文丛”“逼近世纪末小说选”等，另有编年体文集十多种及《陈思和文集》七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