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世纪诗歌已经走过20年历程，站在这样的时间节点，迫切需要全面深刻的总结和反思——新诗对应的新世纪之“新”究竟表现为什么？这20年是否具有独立的文学史意义？离我们如此之近的新世纪诗歌有没有经典化的可能？10月11日，由江苏省作家协会和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第三届扬子江诗会“大家讲坛”在南京举办，诗歌评论家、期刊主编及诗坛名家们，围绕“新世纪诗歌”的种种议题展开讨论，希望为中国新诗研究、批评和普及提供新的观点和思路。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吉狄马加，江苏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副主席汪兴国，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朱晓进等出席讲坛并致辞。讲坛由《扬子江诗刊》主编胡弦主持，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担任学术主持。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陈曦

  新世纪二十年，是不是独立的文学史时期？

  新世纪诗歌20年，除了是一个自然时间的单元，是否具有独立的文学研究或者说文学史诗歌史意义？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何言宏认为，新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确实出现了新的历史转型。

  首先是制度文化方面，主流的诗歌体制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在八九十年代很有活力的流派、社团等诗歌亚体制，在新世纪之后渐渐消失，民间诗刊、民间诗歌奖却依旧繁荣，使得主流体制和亚体制之间的关系，不再像八九十年代具有紧张和对抗性质，二者合流，成为一种新的“混合体制”。第二，诗歌由八九十年代的“运动文化”转为“活动文化”，“80年代诗歌运动很多，1949年以前也很多，但新世纪以后，诗歌运动没有了，活动很多”，“常常在一个诗歌活动当中，会碰到很主流的诗人，也会碰到非常民间的诗人”。此外，据他观察，新世纪之后，代际之间的冲突没有八九十年代那么明显，不像第三代诗对朦胧诗的反叛挑战，每一代诗人都在各自的位置上施展功夫，谁也不挡谁的路。所以，近二十年的诗歌存在，是一个有待解析的巨型文本。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则认为，关于“新世纪诗歌二十年”这样一种构想，要有一个审慎的考虑。作为中国当代诗歌的密切关注者，张清华曾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里每年编一部诗歌年选，但是最近几年却坚持不来了。他说，年轻时对这种“总体性的工作”很迷恋，但是随着年纪渐长，却对总体性的不容置疑深怀着恐惧。好像“二十年”一定是冥冥当中有一个总体性的东西，让我们来总结。其实根本没有，历史本身的偶然性是难以捉摸的。

  “有没有一座图书馆，把有史以来的文学变成无一遗留的宝库？是不存在的。任何人都无法求见这个总体性的意义。即便有，每个人建构的总体性也是不一样的。”在这个意义上，编一本诗选是一个总体性的考量，谈论新世纪二十年也是一个总体性的考量。这个总体性无处不在，它是一种“建构”，或者说“虚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对你所选择的案例、文本，要保有警觉、警惕”。

  新世纪，个人化写作的真正来临

  诚如张清华所言，“新世纪诗歌”是一种对于文学和时代的主观评价。但新世纪以来，诗歌的变化还是有迹可循。与会专家学者们认为，一个显著特征是，新世纪之后，诗歌写作由依托流派、社团发展，越来越转向凭借个体发展。

  “诗的别名是自由，它的最佳状态应该在心灵、技法与语言上都不受任何外在因素的羁绊。”南开大学教授罗振亚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1990年代以前的新诗都是一种集合性写作。现代诗歌和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抒情诗自不待言，即便是推崇个人、意欲重建个人话语空间的朦胧诗，也没能逃脱集合性写作的窠臼。“朦胧诗对前代诗歌的修正结果，不过是把政治意识形态转换成了人性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个人只是一代人思想情感的代言者。不论是北岛的《履历》《回答》里的个人，还是舒婷的《神女峰》《祖国呵，祖国》里的个人，抑或是杨炼、欧阳江河‘史诗’里追求的个人，说穿了都远未真正建构起个人话语空间。”只有到了1990年代以及新世纪，随着大众文化的不断渗入，多元化价值观念的确立，“个人化写作”才真正确立。

  “个人化写作”为诗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使新世纪诗歌实现了诗的自由本质。21世纪诗坛众语喧哗，人气兴旺，在一定程度上抵达了这一理想境地。不过，罗振亚也指出，诗歌从“抱团取暖”的流派写作、社团写作走向个人写作，本是回归原初的好事，但差异性的极度高扬，也使读者的关注热情减退，诗歌越来越边缘化。

  《诗刊》副主编霍俊明认为，“新世纪诗歌”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一是1999年的“盘峰论争”，自那之后，诗人们失去了搞诗歌运动的激情，转向个人化的诗歌经营。另一个是80后打工诗人郑小琼的出现，标示着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出场。

  2001年，从四川南充卫校毕业，当了半年乡村医生的郑小琼，来到广东打工，一天劳作十几个小时还能写诗。短短几年，写出了许多尖锐、彻底、有爆发力的诗篇，而且具有持续的创造才能，这在当代堪称一个意味深长的诗歌事件。

  张清华认为，新世纪二十年最为明显的一个进步，就是写作的平权化。有了网络，有了新媒体，有了各种民间刊物，发表的阵地太多了，写作变成了没有门槛的事情。诗歌作者的锐增和写作自由的凸显，使其成为半个多世纪诗坛最活跃的时期。

  在他看来，这些年如果说有文学运动的话，那么总体上就是一场“写作的众声喧哗”，不只是所谓的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还有更多奇奇怪怪、七七八八的写作，大家都要出来。这种现象也带来了写作美学的变化，一些诗歌写得很粗糙、很差，也可以视作富有生活气息。“新世纪以后，中国诗人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能力，就是诙谐的精神。虽然1980年代韩东也写了《你见过大海》《有关大雁塔》，但是里面仍然没有诙谐的精神，那是对抗的精神。”张清华说。

  个体与时代，必须是见证关系

  随着个人化写作的日益风行，诗歌产量急剧增长，诗歌网站注册人数超过了1000万，诗歌刊物多达1100多种。中国诗歌奇观令人啧啧称奇的同时，也促使人反思——什么才是真正的诗学意义上的个体？

  霍俊明以杜甫和沃尔科特为例，前者于公元759年辞官，并在辞官后达到了个人创作的新的高度；后者199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因不满以往作品而潜心创作，并在晚年推出备受好评的《白鹭》。霍俊明将他们作为诗学意义上的个体范例，认为个体真正面向诗歌的时候是非常复杂的，而他们的诗歌不仅提供了个体经验，也提供了生活经验和历史经验。

  “新晋诺奖得主露易丝·格丽克提醒批评家，不要把诗歌读成个人的传记。诗人只有将个人经验上升为普遍经验的时候，诗歌才是成立的。这对今天的个人化写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霍俊明说。

  从凉山彝族自治区走出的诗人吉狄马加是当代诗坛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翻译语种最多的诗人之一。结合自己的阅读经历和创作实践，吉狄马加认为，个人化写作其实是个人通过写作寻找一种与时代的对应关系。他说，在他70年代末期开始写作的时候，要寻找一个文学的坐标或参照，包括他在内的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就对南美、非洲的作家比较关注，因为同处文化的边缘地带，对拉美作家的处境更加感同身受，会去思考，“如何把作品写出来，变成另外一个文学中心”。

  吉狄马加认为，“真正意义上的诗歌，绝对都是个体写作。但个体写作怎么上升成为历史经验和更为广阔的集体经验？诗人如果不能借助语言、形式、修辞的历险，在个体体验与历史经验、集体经验、人类经验之间建立一个隐秘的通道，就不可能达到经典意义上的诗人的高度。”

  他今年写了长诗《裂开的星

  球》，是因为所有人都真切地感受到了疫情带来的巨大的变化，国家间的关系、地缘政治的关系、不同族群的关系、不同价值体系的关系，实际上都已经被深刻地重塑。“面对这种变化，诗人必须发出声音。”

  “曾有人问，现在的诗和唐代的诗，哪个更伟大？唐代的诗人再伟大，不可能写今天的文章，今天的问题和经验，必须由今天的诗人来书写和回答。个体和时代必须是见证的关系。诗歌可以是个人的心灵史，是生命自传，但若要成为一个重要甚至伟大的诗人，必须在诗歌中看到时代的回光，不是直接的镜像和倒影，而是打碎的镜片的折射这种直逼本质的东西。”吉狄马加说。

  自主的大势已经形成，“经典化”还需时日

  说到新世纪诗歌最大的问题，恐怕就是经典诗人和拳头作品过于稀少。罗振亚认为，经过1990年代个人化写作的操练，进入新世纪后诗人们的艺术表达水准普遍获得了提升，这是值得圈点的；但是这二十年真正能够让人心仪的诗人和作品反倒比新诗的任何一个时期，包括1990年代更少了，这个事实一些人不愿意承认，可又否定不了。

  张清华亦有同感。他认为经典有两种，一种是完美的、具有伟大完成性的作品，一种是可供争议毁谤、能够刻下痕迹的作品。新世纪能够留下刻痕的文本比较多，无可挑剔的文本则较少。相比而言，八九十年代的经典文本还是比较多的，“目不暇接，觉得删掉一首就可惜”，但是到新世纪以后，就心存犹疑，“选哪些？你选那些粗糙的，出版社也不会容忍，但是你选那种四平八稳、抒情性很强的，你又不甘心，有点酸”。

  为什么今天诗坛这么丰富，却没有更多了不起的作品和诗人出现？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敬文东认为，面对当今中国的现实，文学面临着如何和新闻竞争的问题。“不是说小说、诗歌不能介入现实，而是介入现实的有效性值得怀疑。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时代，什么东西值得诗去表达？就是日常生活的神秘性。”

  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研究员、《当代国际诗坛》主编唐晓渡对经典化同样持有非常谨慎的态度。他认为，一部作品成为经典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包括作者、读者、媒介、选本、批评、阐释、权威、倡导等等。不存在一次性完成的经典，经典化是不断发生的过程。同时他也认为，虽然当代诗歌问题多多，但自主的大势早已形成，也有了进展，想到这一层，谈论经典化也多了底气。

  河南大学教授耿占春以穆旦和海子为例，说明诗人本身也有经典化的可能。穆旦的个人化写作，是把整个外部世界的经验转变成精神生活和内心世界。他把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后期这十年中国历史的状况，转化到他的诗歌中。他的写作向现实的全部领域敞开，战争、时事、政治甚至通货膨胀，他都能写来。可以说，他使诗真正获得了对现实问题发言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