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场”指拍卖场，本文则专指书画拍卖场。场者，非拍卖现场，而指因拍卖进行的系列活动，包括拍卖品图录、拍前预展等。

  据说，有关文物部门的鉴定机构成员，是不允许涉及艺术市场商业活动的，这的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鉴定家都成了商业炒作手，混淆真伪优劣，目的却在盈利，当然乱了套。当今现实中，大约也确有这样的情况存在，不能不引以为戒。但躲在“象牙塔”中，不接触社会和市场，又无异于因噎废食了。

  我们的许多前辈鉴定大家，大约无一例外地看重市场。张大千先生与徐邦达老师的鉴定经历，都是从购买第一幅古字画开始的。没有涉及经济的“刻骨铭心”的锻炼，很难成就一双鉴真辨伪的“火眼金睛”。

  书画市场真是一个鱼龙混杂的锻炼眼力的好去处，尤其是频繁的拍品预展，数以千百计的书画作品，或古或今，或真或假，或半真半假，或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这种机会，大学堂里没有，即使博物馆，也无如这般丰富。北京的多次书画拍品预展中，我都遇到郎绍君先生带学生边看边讲，他真正用上了这个机会。

  拍场是古今艺术品的江河湖海，商家以为有利益的空间，藏家以为有觅宝的机遇，对鉴赏研究者而言，则是检验旧认识，发现新课题的大学堂。

  多年来，笔者关注拍场，甚至介入其间，多有收获的快乐。这快乐有二，一来自竞拍所得心爱之物，另一来自鉴赏方面的新认识、新发现与新感想。兹略述一二如下。

  文物书画似乎有“腿”，总走向经济发达的地区，这是文物鉴藏界久有的认识。今天的书画市场更验证了这一说法，书画古玩不但有“腿”而且长有“翅膀”。大量的海外回流品的出现，就说明了今天国内经济的兴旺。书画收藏地域和人物的变迁，是艺术品本身的阅历，它载着文化经济的大背景。

  一件日本装（裱饰与盒）的李鱓《墨笔兰石水仙图》真迹，作者题诗画中：“不比桃花可问津，湘烟楚雨接芳邻，幽香独抱无人赏，流水高山自在春。”没想到他感叹无人赏的作品，竟受到日本人的欣赏，东渡去了扶桑。那是李鱓乾隆十七年（1752）作此画后事。存画的木盒上，后又出现了一段手书的文字：“李复堂所作画，虽乱头粗服，亦饶韵致，疏散中有肃穆堂皇之概，盖其胸次高超，故落笔迥出寻常，万万非若俗学之描头画角也！时光绪五年孟秋，游东京见此本，偶记数语。江苏子琴钱怿。”大约正是这位游东京的同乡钱先生又将此图带回了国，其时在1879年，距李鱓作此画已127年了。后来，笔者在无锡拍场得此图，又过去了128年。

  日本藏画，装裱取我国古法，活装燕惊若飘带。又置木盒存放其间，甚至还有用双层套盒的。这是对于艺术品的珍重，尽管是一种形式，也值得我们借鉴。某日在“瀚海”见一日本回流之黄慎《壶公卖药图轴》，即用了套盒。该图绢本设色，可谓真、精、新。“扬州八怪”作品，当时大多悬挂时日较久，很少有保存较新的，而此图独异，何故？即是较早流传日本，备受珍重故也。有年我在北京某拍场得吴昌硕墨笔梅石图，也是日本回流品，据说还是一位文化名家所藏。

  日本文化在过去的悠久岁月里，受到中华文化的多方面影响，书法与绘画应是最为突出的方面之一。上述曾藏之日本的作品，都曾影响过日本的绘画，它们充当过中国艺术的使者，因而更加珍贵。

  近来，古旧书画在拍场受到青睐，价位大升。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其除了本身的艺术价值外，还具有历史的价值，又历经沧桑，存量有限。但是，古旧书画中的问题，较之新书画，格外艰深难测，有些难题甚至几代人都难以解决。古书画的相当部分，对于我们总会有一段模糊的距离，这是客观的存在，但并非不可认识，研究越深，这模糊的距离便越短。有时，稍加留心，就会发现前人做的手脚，那是旧时古董奸商的把戏。以牟利为目的，他们时常将小名头的作品改造为大名头的作品，或割款、或改款、或添款，他们利用着那段“模糊的距离”。

  “嘉德四季”最近一次拍品中，有件题为周亮工《竹石》的画，绢本、墨笔，清隽挺拔，一望知为明末人手笔。左上边缘署款一行：“栎下周亮工画”，其字迹墨色与画笔差异甚大，显系后添。周亮工（1612—1672）为崇祯十三年进士，是一位为官的文人，精诗文与鉴赏，擅书亦偶作画，游戏而已，绝无此图般精能熟练的技法，故可断定该图非周氏作。图上另有《新竹赞》三行：“稚子求无闷，抽条斗作难，莫言腾万尺，节节报平安。”未署名款，仅钤一印，朱文“潘志省印”。诗与画相吻合，书法墨色亦与画笔一致。潘志省，《明画录》载，浙江新昌人，明末时以善画名，专长水墨花卉与兰竹。据此可断，真作者即潘志省。此图估价一万五千元至两万五千元，最终以十九万元成交，不知购者意在周亮工还是潘志省？知否其中的圈套？

  历代书画奸商作孽，扼杀了多少小名家的艺术创造，又造就了多少大名家的伪品，损伤了我们优秀的书画史。有感于斯，收集艺高名冷或名小的书画家作品，便成了我的嗜好。

  笔者藏有清中杨法的篆书联，多年前傅申先生在舍中一见便大笑曰：“这不是‘现代书法’吗！”杨法也曾被列“扬州八怪”的，其书不可谓不怪，但极有根基。后来在上海朵云轩拍场又遇到了杨氏作品，大有新奇之意，这是古人的“现代书法”。

  古人也有类乎“现代画”的。笔者有一次得于“嘉德四季”的陆鼎《杂画册》，计八图，画桑蚕、群猪、稻草人，甚至将实境与梦境集于一图，可谓异趣横生。作者号铁箫，清中期布衣，嗜酒健谈，终身不娶，奇人也。册中“种竹”一图，作写意人物二，笔法奇而拙，其状大类于当下之“新文人画”。又见“瀚海”拍场李方膺《墨花册》，其中一页墨梅，劲枝疏花，寥寥数笔，且不作一字，仅于梅枝右侧钤“李生”“臣非老画师”“冰壑照人”等五印，或大或小，或方或圆，或朱或白，略呈塔状，此又一奇也。今日大有不善于书的画家，往往仅仅钤印了事，更有以印为点缀装饰，钤之多方，以为创格者，想不到两百年前就有了。所以“创新”是不可妄谈的，所谓“现代”古人又何尝没有过！虚心、踏实和研究，才是今天书画坛所急需的。

  “拍场”的文章，笔者还将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