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风破浪的姐姐们刚刚从小屏幕上退出，拥有超能力的花木兰又强势占领大屏幕。女性话题，以及用心打上这个标签的文艺作品，总是掀起一次又一次的讨论热潮。

  但是李银河不再为自己捆绑那样的标签了。她的新书《在世界的枝头短暂停留》，完全突破了读者对她既有写作者社会角色的设定。不谈理论，不谈案例，不写人物，一条一条朋友圈形式的格言短句，集成了整本书。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写了一本“闲言碎语集”。

  “闲言碎语”从何而来？始于20年前的那次搬家。

  2000年前后,从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以后，李银河搬家到了山东威海，她住的地方离海滩只有五分钟距离。那段时间，她形成了很有规律的生活作息，晚上十点睡，早上五点醒。她把一天的生活总结为“三段论”——上午写作、下午读书、晚上观影。写作通常是在早上，起来以后打开电脑写三段格言。格言的内容，就是当时想到的各种事情，关于人生、关于世界、关于时间、关于空间、关于爱情、关于美……各种各样的脑子里的想法写出来，写了大概几年之后就成了《在世界的枝头短暂停留》。

  从形式上看，李银河的“闲言碎语”与近十年来的“碎片化”信息呈现方式一致。但从时间上，早在时代的“碎片化”症状凸显之前，李银河就已经有意识地在书写她自己的“闲言碎语”了。此碎非彼碎。

  在李银河看来，某种意义上，这些自然涌流出来的思绪，是她自身存在的真实状态，也是她最真实最重要的东西。她记录这些，只是为了享用每日修行带来的精神愉悦。当这些被无意中聚集成章成书，她还在意她的想法和文字，能否引起读者的共鸣。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白雁 见习记者 姜斯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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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品：您在《在世界的枝头短暂停留》前言讲到“把自己想象为一只自由飞翔的鸟，在世界的枝头短暂地停留”，能否详细解释一下，这是一种怎样的人生状态？

  李银河：小波有次说：我们这代人跟前面的一代、后面的一代最不一样的经历就是，我们体验过绝望的感觉。当时中国没有大学可上，也没有地方可去，我们曾经都当真想过一辈子做农民，在农村终老。我在山西农村那两年孤寂的生活中，在那样一种无目标的生活中，人不得不想到宇宙和人生的意义。

  写《枝头》这本书时，我常常感到，人生其实就像鸟儿栖息枝头一样，只是短暂地停留，飞落枝头即是出生，飞离即是死亡，从飞落到飞离只在一瞬之间。从旁观看，这栖息是诗意的，自身的感受也是充满诗意的。在我看来，诗意地栖居必定是刻意为之的，先有追求这一境界的欲望；再有刻意追求的行动。所谓行动，亦包括想象。把自己想象为一只自由飞翔的鸟，在世界的枝头短暂地停留。这也是本书名字的由来。

  读品：您退休后从社会学研究转移到了文学创作，身处这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中，有什么不同感受？

  李银河：我这个人活得还算是挺率性，做的事情必须是我真正感兴趣的，如果不感兴趣不想去做。我从美国回来拿的社会学博士，回到北京大学做费孝通的博士后，同时又开课。我这人不喜欢讲课，我觉得讲课就是把一套东西反反复复地讲，这个我特受不了，然后我到了社科院，社科院可以搞研究。说到转型，我觉得写随笔、格言这种东西真的只是我的一种爱好，我从小就很酷爱文学，我觉得尤其像写小说，你如果在这方面没有特别大的兴趣的话完全做不了，等于我是完全凭着自己的兴趣在做。永远不去写言不由衷的文字，只写从自己心中流出来的话，这是我的写作准则，也是我感觉最幸福的事。

  读品：在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您这样阐释“本色”：“永远过本色的生活，说本色的话，照本色做事交友，这是最简洁的生活态度。”短短两行字，普通人要想实现却很难，面对生活的纷繁琐碎，如何才能找到并保持自己的本色？

  李银河：有好多人觉得自己没有按照本心去生活的自由，其实呢，人比你自己所以为的要自由得多，这是福柯说过的一句话。就是你老觉得这事我做不了，这事不行，可是实际上你完全可以做。只要不顾所有

  这些东西，勇敢地去做自己，你就可以做到，你有这个自由。

  我的经历，可能在人生的一些选择关头上，尽量地按照自己的本心去做。比如我在北大也可以待着，每年开一门课，捏着鼻子讲也可以的。但是我更喜欢搞研究，就调到社科院去了。所以这里面很重要的是知道自己的爱好，自己的能力在哪里，自己愿意做，做的时候能够胜任、愉快，这就是我生命里最想要的，那就按照这个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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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品：很多当代人的情感和亲密关系似乎都处在一种扭曲的状态，您觉得问题出在哪里？您的书中第三部分《暗火》展现了一种比较理想的爱情，如何才能达到比较理想和谐的亲密关系？

  李银河：根据民政局的数据显示，在离婚大军里，很多都是80后、90后。也就是说结婚晚、离婚快已经成了现在年轻人婚姻的一个新特点。在我看来，理想的婚姻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是相对低层次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两个人要能够“吃到一块儿，睡到一块儿，玩到一块儿”。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在理想的婚姻关系里，两个人在最基本的人性欲望上应该是能够契合的。另外，高层次的理想婚姻可以概括为三个要素。

  第一，男女双方应该各自有独立的事业。比如钱钟书和杨绛，一个人研究学问，一个人研究翻译，两个人都有自己所钟爱的独立的事业，每个人的人格都是独立而完整的，然后他们又结合在一起，这要比传统上“男主外女主内”的夫妻关系好得多。

  第二，夫妻俩都应该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尤其是女性，你不能够把你的身家性命全都寄托在男人身上。

  第三个要素就是，在理想的婚姻中，夫妻的人格应当平等，不能无论大事小情都以男人为主女人为辅，或者女人决定男人服从，无论男尊女卑还是女尊男卑都不是人格平等，不是理想的夫妻关系。

  读品:近年来展现女性成长和女性力量的“大女主”电视剧越来越多，剧中最常探讨的就是“成功女性”如何兼顾事业与家庭，有人认为对“兼顾事业与家庭”的歌颂是一个陷阱，过高的要求让女性承担了额外的压力。您怎么看？

  李银河：有一个观点，说做家庭主妇是一种折磨，是一种西西弗斯式的折磨。家里的东西脏了，你就得把它弄干净，弄干净以后它又脏了，脏了又得弄干净，就像古希腊神话里被惩罚的西西弗斯，终身都要推着那块巨石往山上走，费尽全身的力气推到山顶，然后石头又“哗”的一下滚到山下去了。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下，女性应该改变自己的择偶观，去选择那些尊重妇女人格的男人，那些愿意承担家务的男人，那些愿意为女性在家庭中的巨大付出承担更多经济责任的男人。

  读品：大家最近都在讨论女性年龄焦虑的问题。《三十而已》和《乘风破浪的姐姐》里的“姐姐们”虽然有不惧年龄的姿态，但也常会想要“显得年轻”，想要被人夸赞“看上去不像上岁数的人”。在您看来，怎样才能真正摆脱年龄焦虑？

  李银河：我们的社会总体还是从男性的审美角度出发，年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女人的加分因素，越年轻价值越高，年龄越大好像要掉价似的。比如一个50多岁的男的被骂“这个老头子”怎么怎么样，这个男的不太觉得是被骂了，只觉得这个人眼神不好还是怎么的？可是如果一个50岁以上的女人被人说“这个老太太”什么什么的，她就觉得特别受侮辱似的。这就是女人的年龄焦虑，要比男人高得多。

  而真正在一个男女平权的社会，女性年龄的压力就会小得多。这个节目为什么那么火？这个也是一种反弹吧，因为这些演员曾经美丽过、年轻过，但她们现在都三十多岁了，还有四五十岁的，大家觉得她是一个老女人了，好像没有了价值。我觉得这个节目挺有意思，她们很自信地来展示她们的自我，等于说扭转了这种舆论压力，所以它才这么火，这正好证明这个时代已经从男权文化慢慢往男女平等方面走，女人除了年轻漂亮之外还有别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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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品：有一种观念认为“没生孩子就是失败的女人”，在网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您认为生育对女性意味着什么？

  李银河：波伏娃有个说法，她说母性并不一定是每位女性都拥有的。由于女人有子宫，生育就是她的责任，女人不结婚不生育都是痛苦的，不可能是快乐的。这种论点是错误的，它的打击面太宽了——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女人不愿意生育，选择不生育的生活方式，她们有权利做出这种选择，成千上万的女人已经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女人当然拥有选择不生育的权利。

  读品：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十年间中国人的性别观念出现了明显的向传统回归的趋势，比如“男主外，女主内”“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受。您怎么看？

  李银河：在中国，关于女人回家这件事是有过大争论的。我记得有一次在北大开一个国际妇女问题研讨会，法律系三年级的一个女生跑来做了即席发言，她说我毕业以后打算嫁人，好好嫁一个人，不去就业。所有那些日本的代表、那些韩国代表，都大惊失色地说，你们说的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回要塌下来了，这是你一个人的想法还是你周围同学都这么想？那个女孩说的还真是，她周围好多同学有这个想法。所以这些代表对中国现在这种有忧虑，对妇女解放事业、男女平权方面都有忧虑，从男女平等的角度来讲这确实是一个倒退。后来在社会学界发生过一场争论，有一帮男社会学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还是什么时候，就业有困难，他们提建议让女人全都回家，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的低工资、高就业，一个家庭就靠一个男的养不起了。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有一部分人富起来以后，他一个人的收入可以养家，这时候出现一些人回归家庭，做专职太太。但是我认为，女人还是要依靠自己的独立工作、独立收入去争取与男人平等的家庭地位，而不是把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途完全寄托在男人身上，那是传统女性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一个现代女性的生活方式。

  李银河

  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家庭婚姻、性别与性。业余写作小说、随笔和诗。曾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五十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