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郁
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故事的年代里。这里的故事指的是那些源自个人经历中的重大事件。我总是着迷海明威和奥威尔这样类型的作家，主要原因在于，他们都是行动派作家。他们身上有种天然的冒险精神，诱使他们参与到各种形式的创造之中。比如海明威和奥威尔都参与过西班牙内战，解放法国的时候，他们俩还在巴黎偶遇过。为了体验最真实的无产阶级生活，奥威尔甚至可以去餐厅洗盘子，跟流浪汉一起去摘棉花，下到矿井跟底层的人生活在一起。我会忍不住想，就算他们不写作，他们身上的故事也足够让很多作家汗颜了。
但现代生活过于同质化，新千年之后的新生代，几乎完全与生活剥离了亲密接触的机会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是由互联网作为根基，以电脑游戏和智能手机作为主要生活载体，以娱乐作为精神世界的主要来源。这就导致了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都是没有故事的人。我们的人生足够苍白，苍白到从出生就被单一的生活叙事所规训，循规蹈矩地完成固定的大事件，比如读书、考大学、工作、结婚、生子、退休，直至死亡。就算有各种意外事故发生，也会很快拉回到生活的正常秩序。
我们都是没有故事可讲的一代人，这就导致一个最大的问题——当我们想要寻找生活的意义，想寻找与众不同的特质，创造属于独一无二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象和虚构自己的故事。
加拿大的文化记者罗伯特·弗尔福德在《叙事的胜利》中提到，故事对我们的文明至关重要，故事是我们解释、教导和娱乐自己的办法，它们是事实与感觉的连接点。人天生就是一种寻找象征和意义的动物。我们都希望自己的人生不是杂乱无章的碎片，不是毫无意义的存在者，于是，像海明威与奥威尔那样的作家，极力参与到各种大事件中，参与到历史中去，让他们的人生变得丰富起来。而更多的普通人，比如我们，没有机会去见证历史，只能靠想象和虚构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故事。
这是一种很糟糕的体验，在创作中虚构故事是一种天然的正义，但生活中虚构自己的故事，这就意味着一种巨大的危险。
弗尔福德这本书有个副标题叫“在大众文化时代讲故事”，很贴切地形容了这个时代发生的一切。因为故事很大程度上已经跟流言无法区分。每次看到新闻的时候，我们不是义愤填膺，不是同情，而是心生质疑。我们已经被各种故事搅得分不清真假，一个通过网络传播，找不到源头的故事，如果没有剧情的几次反转，我们已经无法相信了。
大众文化时代，新闻媒体的公信力丧失了，每个人都可以讲述自己的故事，这就意味着，故事不再与真相挂钩。在抖音和快手这些短视频App上，有大量的以打造爆款故事为目的的ID。讲述故事的方式变成了当代年轻人的主流生活方式，所有的人都想创造属于自己的故事，成为一个爆款。但一旦故事被揭穿，真相被曝光，我们感觉到了生活的欺骗，信任被透支，我们再也不相信有所谓的真相了。这就是在生活中讲故事带来的最大的戕害。
正如弗尔福德在书中所言，这是一个大众讲故事的世界，我们都生活在一股由故事组成的洪流之中：印刷、电视、电影、广播和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故事每时每刻都有所增长。但这到底意味着一种叙事的解放，还是一种烦恼呢？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媒体讲述自己的故事，这看起来是一件好事，故事不再属于某一特定类型的作者，不再属于作家的专利。但我们该如何判定人们出于一种什么目的讲述一个不知真假、不辨来由的故事呢？尤其是当故事再也不是简单的娱乐，而是变成一种巨大的流量，产生巨大的利益的时候。
■好书试读
雉每次站在走廊上看见河堤下暴涨的臭河时就会想起那条河底布满人胆猪心状石块的小河。悬挂河面上的树根藤蔓挂满须髯似的青嫩苔藻，在哗啦啦的流水声中，好似豆蔻年华的女鬼戏水。水蜥蜴浮游水上，弹涂鱼漂过水面，鱼狗在浅滩上捕鱼。一座树桥横竖两岸，离水大约半公尺，据说是100年前英国野战部队追剿土著匆忙砍下用来运输大炮和娇生惯养的指挥官的。树桥的下半身长满水藻和随着退潮而残留树皮上的蛙卵，树桥的上半身布满兽粪、羽毛、爪痕、刀砍、弹疤。雉第一次和祖父到树桥上祭拜时，就用一把小刀从树桥挖出几颗弹头。祖父叼着那杆从不熄灭的土烟，吹出几个蕈菇状烟球，用他那牛眼大的指头掂了掂弹头，说，鬼子做的东西果然不一样，然后将弹头弹入河里。
——《猴杯》
张贵兴 四川人民出版社
那天，某某·某某之子拿着一支枪抵着我的胸口，说我是只猫，威胁要一枪打死我。就在同一天，送奶工死了，被一支政府的暗杀行动队开枪打死了。我并不在乎他被枪杀，但其他人在乎，其中一些人，用行话来说，跟我只是“点头之交”。我被人们谈论，是因为他们——更可能是大姐夫——到处散布谣言，说我跟这个送奶工有染，还说我十八，他四十一。我知道他的年龄，不是因为他被枪杀后媒体有所报道，而是因为在枪杀事件发生前的好几个月里，那些散布谣言的人就已经开始议论，说四十一和十八搞在一起真恶心，说二十三岁的年龄差真恶心，说他都已经有老婆了，而且有许多隐蔽低调的人正在监视我们，他才不会上我的当。
——《送奶工》 [英]安娜·伯恩斯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