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事对人的恭敬具体表现在谦让、谦卑、不争等之上，但不可以将这种“礼让”的精神视为是没有勇气、软弱可欺、不思进取。主张人的勇气和进取要来自心性的强大，取决情感的力量，并认为唯有基于心性的强大才是最终的强大。在爱人中、在敬人中实现人与人的相互感应，也就是说，在“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的相互情感的感应与交换中赢得最终的胜利。儒家的价值观是始终拒绝那种生物意义上的人与人的相互争斗，互争高下，更加反对弱肉强食式的一方战胜另一方的争夺方式。这一富有特色的价值观往往是通过“君子”这一形象来得到体现的。荀子说：“故曰：君子隐而显，微而明，辞让而胜”（《荀子-儒效》），君子隐居也显著，卑微也荣耀，辞让也会胜过别人。这也被理解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无为而无不为”。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儒家与道家都推崇和奉行一个价值观——慈。无论是儒家的“慈爱”还是道家的“慈柔”，都具有强大的力量！“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道德经》67章），此之谓也。以辞让、不争、给予为特征的“慈”，以它去战则攻无不克，以它守则牢不可破。因而，“辞让而胜”构成了儒道两家共同的价值观。中国人相信，只要能够做到笃实恭敬，天下国家自然就会太平。“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大学》），此之谓也。

  儒家的“敬而有道”更重要的是要强调一切恭敬的行为方式都应该始终遵循着“制中”原则。《礼记-仲尼燕居》说：“子曰：‘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之给，勇而不中礼谓之逆’……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在孔子看来，貌似敬却不合乎礼的要求，那是鄙俗；貌似恭却不合乎礼的要求，那叫谄媚；貌似勇却不合乎礼的要求，那是逆乱！所谓礼呢，就是要用礼来制约、调节使之适中。也就是说，恭敬是礼的表现，所以它要始终按照礼的精神去实施任何形式的恭敬，否则就会出现如《礼记》所说的“野”（鄙俗）“给”（谄媚）“逆”（逆乱）的情况。而礼的本质即在于规范和约束，礼的功用即在于调节和中节，并最终达到和谐和成功。“礼，节也，故成”（《荀子-大略》），“礼者，殊事合敬者也”（《礼记-乐记》），此之谓也。作为“节文”的礼正是通过调节、中节不同的对象和事宜，从而使恭敬的结果达到文采、美善性的成功。所以，君子不会行没有礼（道理）之事，不会做没有节制之事。“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礼记-仲尼燕居》），此之谓也。君子正是要在这种恭敬、节制、谦让中去彰显礼的精神的，并最终通过礼去体现仁爱的本质精神。“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礼记-曲礼》），此之谓也。

  （3）慎敬之敬以及君子之道。与慎敬相背的不敬包括苟且、懒惰、懈怠，即包括一切不戒惧、不畏惧的行为。对人对事有了慎敬之情就不会做出苟且之事。所谓苟且是指那些只顾眼前、急功近利、敷衍了事、得过且过、马马虎虎、随便草率、怯懦软弱等不正当行为，而“不苟”要求的正是不要那样做。荀子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起名就叫《不苟》，并认为君子所为恰恰表现在他们的“不苟”精神。从而也说明儒家对慎敬的重视。荀子说：“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使，唯其当之与贵”（《荀子-不苟》），君子做事不以苟且难能为可贵，辩说不以苟且明察为可贵，名声不以苟且流传为可贵，只有以符合正当为可贵。也就是说，作为一名真正的君子，不会将那些只是为了博取所谓名利而不顾正义的种种行为当作可贵的事情加以肯定。由此可见，儒家所肯定的君子“不苟”的精神是基于心中的慎敬和敬畏。

  对于每个人自己的“性命”要慎敬和敬畏；对于每个人自己的“职业”要慎敬和敬畏。孔子之所以将“畏天命”作为“君子有三畏”的首位而提出，正是要唤醒人们对那些神圣存在的敬畏之情。人之所率之性乃“天”之所赋、所命。“畏天命”实际上就是“率性”，就是敬畏、慎敬地对待自己的“身份”“角色”以及所要遵循的种种道德规范。敬畏自己的“职分”，各司其职，各安其分，做好自己。于是“率性敬职”遂成为君子之位、君子之分也。对于这样具有神圣意味的“天下之达道”“天下道”“天下法”“天下则”之“天命之谓性”（《中庸》），作为一名真正的君子是绝对应该遵循而行并不钦慕本分以外的东西。“君子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中庸》），此之谓也。君子之所以有此行、有此愿都是基于对“性与职”的慎敬与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