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晶明读鲁迅读了三十多年，却不敢以“研究者”自居，他在中国作协工作，业余时间研读鲁迅，写的关于鲁迅的文章，有论文的精密，却没有论文的学术架子，在学界和读者当中有着广泛影响。
鲁迅形象在上世纪90年代经历了由神到人的翻转之后，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过度人间化、甚至庸俗化谈论鲁迅的现象。2016年，鲁迅逝世80周年，中国现代文学馆开了一个研讨会，很多鲁迅研究者对所谓反鲁、贬鲁、抑鲁风潮都特别愤慨，阎晶明发言时说，研究者不能只是在学术同道当中表达不满，而应将这种不满转化成实际行动，让更多人了解、理解鲁迅。
大概从2008年开始，阎晶明有意识、有计划地撰写一些关于鲁迅的文章，他避开常规的研究视角，从鲁迅的生活日常，譬如鲁迅的吸烟史、疾病史、城市居住史等出发，推想和探寻作为整体的鲁迅精神，希望为读者绘制出一幅生动的、可亲近的鲁迅画像。这些文章先后结集为《鲁迅还在》《鲁迅与陈西滢》《须仰视才见》三本书出版，从多个维度分析鲁迅对中国、中国人的意义。反对神化，反对刻意贬低。其间矗立的鲁迅形象依然高大，须仰视才见，但仰视确实可见。
今年，阎晶明又完成了关于鲁迅的第四本书《箭正离弦：〈野草〉全景观》，即将付梓。阎晶明提到，他在今春疫情之下开始写这本书期间，注意到B站出现了根据鲁迅最为晦涩难懂的作品《野草》改编的摇滚乐，观看量惊人。这是鲁迅生命力、活力的体现，是鲁迅能够不断产生当代性的体现。鲁迅的杂文传统，在新的文化空间，以新的载体和形式复活了。
“鲁迅还在，他是一个常人，却又为所有常人思考命运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振奋之余，他更感到有责任正本清源，向大众传递真正的鲁迅思想、鲁迅精神。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陈曦
须仰视才见，但仰视确实可见
读品：您从事文学组织、文学服务工作，“业余”研究鲁迅。您是怎么走上鲁迅研究道路的？
阎晶明：我不是专业的鲁迅研究者，更不能说是鲁迅研究专家，鲁迅研究专家是有特指的，以高校、社科院、鲁迅纪念机构为主。我在作家协会工作，主业是中国当代文学，我写得最多的是中国当代文学、艺术评论。就鲁迅研究而言，确实有点业余的意思，这个“业余”是指职业状态。我是学中国现代文学出身，1983年到1986年读研，专业是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从那时起到现在差不多有30多年的学习史了。最近这十几年，我对鲁迅的学习、阅读有些新的认识，陆陆续续写了一些文章，也谈不上研究，但是我坚持研究的态度、随笔的写法，不是高头讲章、严肃论文，但态度是严肃的。
读品：但凡做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都绕不开鲁迅，关于鲁迅的文字实在太多，您的鲁迅研究有何特点？在我看来，您特别注意从细节、从生活日常入手，呈现出一个平凡的常人的鲁迅形象。
阎晶明：鲁迅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依然有很多空间需要添补。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和最高峰，他对此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包括改革开放40年新时期文学，都有直接间接、潜在显在的影响。今天谈鲁迅的意义和价值，应该突出当代性，突出鲁迅思想和精神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启示，这是我一直以来的诉求。
另外，我觉得鲁迅研究在鲁迅形象的还原方面做的工作还是太少。他的形象要么很高大，要么被说成另一个极端。这种争议，鲁迅在世的时候就存在，这些年似乎更严重了。我希望还原鲁迅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基本面。我在探讨鲁迅的吸烟史、鲁迅的城市居住史、鲁迅与酒的关系、鲁迅的疾病史的时候，首先是对各种材料、说法进行完整的厘清、辨析，我发现这些生活的细枝末节其实与鲁迅的思想、创作、精神世界都是有关联的，我想努力呈现二者之间的关联度。但又自觉避免八卦式的、戏谑化的写法。我想亲切温暖地进入鲁迅的人生世界，但出口又是严肃的。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我还是达到了这种目的，引起了读者的关注、评论。
复旦大学的郜元宝教授有一个看法，他说上世纪90年代，鲁迅形象有过一次从神到人的翻转，几乎解构了鲁迅的伟大与深刻。他认为我的文章对鲁迅形象进行了又一次翻转——反对神化鲁迅，但并不因此刻意矮化鲁迅；从细节出发，但并不局限于把玩细节，而是由此推想作为整体的鲁迅精神。鲁迅形象仍然高大，须仰视才见，但仰视确实可见。这对我是一种鼓励，但确实道出了我们共同面对的课题。
举个鲁迅与酒的例子。鲁迅烟瘾极大却不嗜酒，但酒在鲁迅文章里出现的频率却比烟要高，在我看来，酒在鲁迅笔下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虚拟的存在，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特别是在他和许广平之间的通信（《两地书》），许广平通过说“少喝酒”“不喝酒”表达一种关心，鲁迅通过“没喝酒”“喝得少”来体现对这种关心的呼应和承诺。包括鲁迅参与宋庆龄邀请萧伯纳会餐这件事，衍生了很多故事，每个故事都被加入了个人化的判断，或者是被人出于个人目的利用了。我所做的事，其实就是不想让鲁迅被一些人刻意地去利用。
读品：您对缺乏学术依据的贬鲁、抑鲁有过批判，但您也提到鲁迅研究的总体思路已经陷入根深蒂固的理论框架之中，很难有所突破，所以那些只会引用陈旧话语的专家，与贬鲁者相比，也并不更加高明。如何才能打破这种研究的范式或框架，以全新的方式进入鲁迅的世界？
阎晶明：鲁迅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总体上理论框架也好、话语体系也罢，确实有点陈旧、重复。有些闪光的想法、感性的认识，非要用论文的架势来做的时候，也被湮灭了。为什么日本的鲁迅研究在中国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就是因为他们每个人操持的观点、角度、话语都不一样，读起来既扎实又客观，同时还不失感性，我们的学术研究在这方面欠缺一些。
鲁迅的批判过时了吗？
读品：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鲁迅的言论似乎能够被不同历史时期、被不同人群甚至是意见相左的人群引用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阎晶明：为什么中国作家只有鲁迅可以“语录”？为什么鲁迅语录可以按照任何时代的政治要求、文化氛围来编辑——既可以在这个时刻引用，在那个时刻也可以引用；这个历史时期可以引用鲁迅的话说一个道理，另一个历史时期可以用同样的话再说另一个道理？这绝不纯粹是一个文学问题，甚至也不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极致层面上，这是一个语言学问题。鲁迅杂文之所以在今天还有活力，就在于它的语言从来不是像新闻语言一样，它总是就其一点还要涉及更大更深更广泛的话题，这使它的话语极具模糊性、流动性、不稳定性。所以同样一句话，既可以编到这个话题里，又可以编到那个话题里，似乎都有道理。这就是他和一般作家不一样的地方，他是非常丰富复杂的。鲁迅是专注解剖国民性的，他讽刺批判、他“骂人”，也不是只骂一个人，而是通过骂一个人，骂与其类似的很多其他人，类型化了，这就变得很复杂了。
读品：包括今天，鲁迅的表情包、段子是最多的。鲁迅的传统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新的文化空间里一下子复活了。
阎晶明：互联网时代，鲁迅形象的社会化程度正在快速提升，表情包、段子层出不穷，B站还出现了根据鲁迅《野草》改编的摇滚乐，这是鲁迅活力、生命力的体现，是他不断能够产生当代性的体现，这些新的载体，使得鲁迅成为中国人文化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的环境发生了变化，没有谁要求你只读鲁迅，但鲁迅的魅力还是最大，即使让公众自主选择，谈论最多的仍然是鲁迅，当然这个过程中可能有不准确甚至曲解的地方，这就需要研究者更有说服力的论点去匡正。我今年完成了一个写作，专门对《野草》进行全面的研究，写了十六七万字。《野草》全书只有两万字，但确实是非常丰富、深邃、广博的精神世界，值得我们认真去梳理。所以我对今天的年轻人借助鲁迅作品中最难读懂的《野草》来表达自己的情绪情感，完全能够理解。
读品：鲁迅终其一生都在致力于国民性的批判和改造。您认为鲁迅的启蒙事业完成了吗？他的批判在当下过时了吗？今天还需要启蒙吗？
阎晶明：至少可以说一点，鲁迅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人国民性的分析和批判，他所指出的问题和缺陷，有很多在今天还没有完全解决，也没有达到彻底的理想的境界。从这个层面来说，鲁迅思想在启蒙的意义上依然有价值。当然，也不能把鲁迅在100年前的批判照搬到今天，这也不合适。但他的很多观点，我觉得不仅仅是对一个历史时期有作用，他所指出的民族的、人性的不足和缺陷，也不是在一个历史时期就能实现现代性转换，得到彻底根治。鲁迅思想的巨大魅力就在于其强大的现实性，在于他对民族性格的根性剖析具有长久的“当代性”。
今天的作家向鲁迅学习什么
读品：您说“鲁迅之于中国文化，比起莎士比亚之于英国文化，价值、意义、重要性或许更高更大”。
阎晶明：鲁迅是一位作家、文学家，但他的意义远远超过文学。我们称鲁迅为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这个定义是完全准确的，也就是说鲁迅的意义和价值并不仅仅在文学范围内。莎士比亚之于英国来说，更重要的是一个文学家、戏剧家，而鲁迅所承担的任务和使命，很多时候不一定是通过文学作品来体现的，他的文章和社会实践远超这个范畴。
读品：鲁迅还适合今天这个时代吗？
阎晶明：这是毫无疑问的，我的书名就是“鲁迅还在”。这种“适合”“适应”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理解。你用“时代”这个词，其实鲁迅的小说杂文都是从时代的需要出发来做的，从这点来说，今天的作家是不是都能像鲁迅一样自觉地跟自己的时代结合？这是值得我们反省的地方。鲁迅在小说《药》的结尾，为烈士夏瑜的墓上“平添了一个花环”，这实际上是鲁迅的“创造”，并非实有，他想表达的是，还是有人对革命者的付出表达敬意。这种细节描写的用意，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就叫“遵命文学”，这个“遵命”不是遵某个长官之命，而是遵时代之命，他不能把所有人写成愚昧的、麻木的，他要给人以希望。
我们知道鲁迅作为一个小说家，他还有很多创作上的想法、抱负，他一直想写一部关于杨贵妃的长篇小说，但最后没写成，为什么？他写了杂文。他写这些杂文，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不可能长留，文学价值不高，但鲁迅认为，时代需要他用杂文的方式去发言、去警醒，所以他不在乎个人文学创作成就的高低，而更在乎社会和时代的需要。这对当代作家是很有启示意义的。至于如何在作品中处理和时代的关系，我想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选择。当然，今天的时代跟鲁迅所处的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我们学习鲁迅，也不是说鲁迅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而是要把他的思想和精神传承过来，处理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社会和时代的话题。
阎晶明
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评论家。长期从事鲁迅研究，中国当代文学、艺术评论。著有《鲁迅还在》《鲁迅与陈西滢》《须仰视才见》等，编选出版《鲁迅演讲集》《鲁迅箴言新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