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夏天，张忌及其新作《南货店》频频出现在各大媒体的报道中，获得文学界与读者的广泛关注。张忌1979年出生于浙江宁海，他出道很早，一篇《小京》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二十多岁时就屡获浙江省的文学奖项。张忌用手艺人般的工匠精神写作了将近20年，作品数量不多但评价都很高。
通过最近的《出家》与《南货店》两部作品，张忌呈现出了一名作家具有辨识度的个人写作风格。他将宁波的地方方言妥贴地化用在作品中，与小说叙事构成有机整体，同时，他的作品中能够清晰地看到从中国古典小说中继承而来的传统。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张垚仟
见习记者 姜斯佳 实习生 刘敏/文 牛华新/摄
01
大学毕业后，刚刚步入社会的张忌并不想立即工作，他去了宁波的《文学港》杂志社实习。杂志社的工作很清闲，上午上班，下午不上班。下了班大家都走了，没事干的张忌就呆在杂志社翻看全国各地的文学杂志。看得多了，张忌自己也开始学着写起来，“觉得好多小说写得也不怎么样嘛，感觉我也能写。”
选一本文学杂志，找到地址，张忌将自己写的小说投了出去。大约半年之后，他投出去的小说就开始发表了。2005年第4期《钟山》刊登了张忌的中篇小说《小京》，立即引起了文坛的关注。去世的女友、背着女友骨灰盒回家的少年、来接骨灰的女友的大伯和姐夫，小说的语调和情境氛围打动了许多人，也让读者记住了张忌这个名字。2007年，张忌获得浙江文学之星奖，那时他28岁，就职于宁海新闻中心。
尽管想留在杂志社工作，奈何杂志社不招人，张忌就去做了记者。回头看来，他觉得这段经历也成为自己日后写作的滋养。在张忌看来，最糟糕的写作就是从文本上来到文本上去，因为这种写作是不可靠的。
采访过程中，张忌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他联系过公检法和农业部门，也见过村长和水产养殖户。他也曾在看守所与一个快被枪毙的人聊了一个小时。“这感觉很奇怪，他是一个很健康的人，但要被执行枪毙了，这种微妙的对比对于一个写作的人来说特别有意思。”张忌说。
《小京》之后，张忌消失了一段时间，近几年他又开始陆续发表作品，出版了《女士们》《搭子》《出家》《南货店》等书。2014年，张忌获得人民文学新人奖、於梨华青年文学奖。2017年，张忌和著名作家格非、阿摩司·奥兹等共同夺得首届京东文学奖。
02
《南货店》的写作源于张忌与父亲的一次对话。
2016年，张忌在北京鲁院上作家班。因为爷爷去世，张忌在五一回了趟家。张忌一向与父亲说话很少，但那一次他们聊了半天，说了很多关于爷爷的事情。“有一年的下雨天，我爷爷的父亲穿着蓑衣，踩着泥泞的黄土地去余姚打官司，从此杳无音信。说到这里，那一刻我感觉特别奇妙，我爷爷的父亲和我也没有差多少代人，然而在我们特别亲近的关系里面，他就变成了一个画面。那一刻我就有了想写我父亲这一辈人的故事，我想通过这样一个写作，寻找我跟他们之间可能的一种联系。”
故事以陆秋林的小半生为线，串连起他从南货店做学徒开始，遭遇各色人等的斑斓命运。柜台账面上的门道，也是待人接物的门道，随着不同的人物在南货店里进进出出，故事逐渐从聚焦店里的“四条人”辗转增加为十数人，而这些彼此相熟的男女老少，又交织出无数新仇旧怨、爱憎别离。
书中的字里行间都充斥着对饮食和器物的细密观照，“20世纪70年代末，人们来南货店打酒论提，买烟按支，取饼称重，每一件‘物’的数量、成色、质地，都是人们生活里特别重要的事情。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与人之间的交情与厚意，都在食物与器物里了，这是时代的气质。”张忌说。
就连“打酒”这么个小事，张忌也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百多字：“酒提要轻轻放入酒缸，不能直直往下压，酒提一压，酒水翻动，缸底的东西浮上来，酒就混了，吃酒的人就不欢喜了。酒提要慢，小心斜着，让酒自然灌到里头。酒有粘性，出酒埕时要稳，要戴一顶酒帽儿，显得这一提酒满满当当，都要漫出来了，顾客看了高兴，以为占了便宜，以后就欢喜到你这里来。”
在张忌看来，写小说是一个要用笨办法的过程，为了真实地还原那个时代乡镇的日常生活细节，张忌走访了很多供销社的老员工和手艺人，请他们演示讲解一遍制作过程，采访录音就有几百小时。
“我觉得写作材料的准备应该是一个作家必须做的功课。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表达真实，这也是一个方面。比如说你想写一个上世纪80年代的人，那就必须了解那个时候他吃什么、用什么、消遣的方式是怎样的，只有那些旁枝的东西对了，你写这个人才会对。就算是当代小说，还是要做这样的功课，这应该是一个作家必须具备的品质。我现在越来越不相信坐在书房里写出来的小说，太单薄，也容易趋同。”在小说附录部分，他与作家弋舟的对谈中，张忌如是说。
03
在写《出家》时，张忌使用的语言还是比较标准的现代汉语，到了《南货店》，他把宁波地区的方言化用到了小说中。方言与小说叙事构成了有机整体，语言读起来舒展、贴切、自然，别有韵味，即使是不懂宁波话的读者也能够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地方气息。
《南货店》中使用的并不是完全地道的方言，而是方言的句式，一些书面上无法理解的词语都被作者过滤掉了，剩下如“困觉”“吃生活”“铜钿”这类词语，既有恰到好处的江南特色，又方便读者理解。
因为幼时喜欢看连环画，张忌对古典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一直放在案头的古典小说是《儒林外史》，“那么厚一本书，从头到尾都是干货，这样的小说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在现当代作家中，张忌推崇汪曾祺和阿城的语言，因为他们成功地将古典语言消解、化用在了现代小说中。
而《南货店》对于张忌的另一个意义，就是为他提供了方言这一连接古典语言和现代语境的桥梁，让他找到了最适合的叙述腔调。“方言写作特别有利于叙述的打开，我以前写东西，有时心头涌上好多话，但写不出来。这次尝试用方言写作，写得就很舒服，特别是写对话。”
金宇澄曾慨叹道，中国的文学似乎一直缺乏一个漫长的自然主义传统，好让文学能够在技艺的耕耘里深深地沉潜一段时间。而从《繁花》和《南货店》中，能够看到某种“中国的自然主义”得以生发的可能。而特别的是，《繁花》和《南货店》里的自然主义，又勾连着那个从《儒林外史》到《海上花列传》的漫长的世情小说序列，根柢上还是在乎对“人”的理解和关切。
张忌的小说深深地潜入了那绵密的日常生活之流，又轻盈地出入于南方小镇生活背后那些变动的历史的褶皱。那个站在一旁观看的、不动声色的作者立场，几乎很少干预小说的叙事，使得小说琳琅、丰盈的细节，也有一种值得信任的贴身感。“我想让作者的身份尽量往后退。我不想提供判断，因为文字里，那么多人在里头艰难地生存着，我做出任何判断都是轻佻的。”
对话
外国文学虽然好
但不贴肉
读品：有很多小说描写时代洪流与在其中挣扎的人物，您觉得自己的写作有什么不同？
张忌：前段时间有很多人，包括知识分子、普通人，通过一些影视作品反映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每个人有自己的角度。我小说里描写被历史洪流所遗忘的一群人，是从比较真实和比较小的角度去反映他们这段经历，这样的小说我之前还没有看见过。从某种程度上讲，我想为这样一批普通人，可能“立传”这个词语显得有点大，但我想给他们留下这么一个东西。
读品：您觉得自己这部小说的完成度怎么样？
张忌：我自己觉得完成度还蛮高的，如果说满分是100分的话，我觉得75到80分左右应该是有的。
读品：和早期的写作状态相比，您现在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张忌：我现在已经过了40岁了，现在和20岁、30岁写作相比肯定是不一样，对整个人生、对社会的判断都完全不一样，只要你是一个诚实的作家，它会非常忠实地体现在你的小说里面。
对我来说《南货店》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它让我找到了我最适合的一个叙述的腔调，我以前没有找到消解的办法，因为我骨子里可能想写传统的那种古典的小说，但你放在当下环境里叙述当下的故事，总觉得这个事情不是特别顺。通过写《南货店》这样一个小说，我找到了一个消解的方法，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特别有用的。
读品：写作对您意味着什么？
张忌：我觉得它是面对自己最好的一种方式，写作归根结底还是自己跟自己对话，写一个小说，写来以后成为一个文本，跟作者已经无关了，所有的交流在写作的过程中已经完成了。成书以后，其实作者和读者是一样的，我们面对的是同一个文本。
读品：您觉得什么样的小说语言是好的？
张忌：用传统语言来描写现代的生活，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牛的做法，它的牛不在于你把这语言照搬过来，它是在中间完成了一个消解的过程，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不可信任。我觉得好多作家把传统的语言放到当下的写作里面，你会觉得特别别扭和可疑，会觉得现在的人没有这样的对话。阿城、汪曾祺这一部分做得特别好，就是“消解”，能把特别古典的东西特别好地运用在当下的一个描述里面。
读品：很多中国当代作家好像会更多谈到外国文学。
张忌：外国文学肯定有它的好，但我总是觉得那东西不贴肉，我是一个对文学语言有洁癖的人，我特别不能容忍在语言上让我觉得不舒服的东西。国外的小说，它会有比较强大的一个宗教背景，或者是一个哲学背景来给它撑着，所以好多小说的情节也好，人物设计也好，在它那个背景下是成立的。好多故事如果发生在中国，它是不成立的。好多作家学了外国文学的皮毛，学它的故事架构，也学了它讲述人物的方式，但你能够发现他写到最后，其实这个人物他是撑不起来的，就是因为他缺少一个他们已经形成共识的东西，我们这里是没有这样一个东西的，所以是撑不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