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郁
看到一个汉娜·阿伦特的段子,是她的一个学生讲的。这位女生正好跟阿伦特一起乘坐电梯下楼。阿伦特看到学生身上别着一个妇女解放标志的徽章。她指着这个小徽章,用带着浓重德国口音的英语说了句:“这个不严肃。”
毋庸置疑,阿伦特是上个世纪美国学术界伟大的女性之一。她出生在德国,师从海德格尔,二战时流亡到美国,凭借《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举成名,在六十年代之后,又因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她在一个几乎全都是男性知识分子掌握的文化圈中脱颖而出,成为了极具魅力的政治思想家。但是身为一个伟大的女性,阿伦特对当时的女权主义并不认同,上面提到的段子就是其中一例。
这种想法并不是孤例,在《那些特别善于表达自己观点的女人们》中,加拿大评论家米歇尔·迪安梳理了二十世纪在美国知识界扬名的十大女性的观点,发现这些能发出锐利声音的作家、思想家、影评人和文化评论家,很多时候反而对女权主义的观点不屑一顾。阿伦特只说佩戴妇女解放的徽章不严肃,而玛丽·麦卡锡会直接说我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苏珊·桑塔格也会斥责女权主义者头脑简单,宝琳·凯尔也曾抛弃过妇女解放的观点等等。
其实举出这种例子并不算自相矛盾。一方面,我们某一时刻的言论总会被放大,而某时刻的言论并不总能代表一个人的总体观点,尤其是当女权主义浪潮刚刚兴起的时刻,女性精英也会质疑这种思潮的流行是否能够带给女性真正的解放。另外一个方面,就算这些伟大的女性在某一时刻发表了看似质疑女权主义的言论,也并无损她们的威望,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看,她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女权主义的贡献。
如果我们考察这些伟大的女性的声音,就会发现她们之间的交集并不如我们想象中的那样紧密。所谓的姐妹情深很多时候都是我们想象出来的。书中提到的这些人,严格来说能称得上姐妹情谊的也只有汉娜·阿伦特与玛丽·麦卡锡。就算是这两人之间,最初的时候的友谊也经历了磕磕绊绊。
当年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朋友家的聚会上。阿伦特正好听到麦卡锡开说了一句,她觉得希特勒好可怜。这句话本来是一句玩笑话,却惹恼了旁边的阿伦特:“你怎么对我这样一个受到希特勒迫害,曾经在集中营待过的人开这样的玩笑?”顿时拂袖而去。五年之后,两人才真正和解,成为了一生的挚友。
但是在《那些特别善于表达自己观点的女人们》中提到的其他女性,基本都没有这样的亲密关系,她们大多数虽然有机会见面,但互相并不认同,她们大多数时候还互相诋毁和嘲讽,她们也都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毫无疑问,她们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发出了属于自己的锐利声音,但是这种锐利是她们的态度,是她们在众多男性领域里脱颖而出的生存策略。比如桑塔格,她出名活跃于美国文化界的时候,正是女权主义第二次浪潮风起云涌的时候,但是她很少为女权主义发声。只有当她认为自己特别受到性别歧视的时候,她才会针锋相对,剑拔弩张。
有这样一个小段子。当年桑塔格刚刚出名的时候,同样在一个聚会上,用餐完毕后,一群男士很自然地聚在一起高谈阔论,而这群男士的妻子或者在场的女性朋友,会避嫌似的去另外聚在一起。这就像当时社交场合的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一样。但是桑塔格出现在那个聚会的时候,一切都改变了。她没有去女士的房间,而是自然地走到一群男士面前,加入了他们的讨论。从此之后,在这个不成文的规定慢慢就被打破了,男女聚会后再也没有分成男女两个社交群。
有时候,她们做过的事情,比她们说出的话语更重要。
■好书试读
2010年夏天,我以记者的身份去了一次霍尔果斯。那是中国通往哈萨克斯坦的口岸城市,有一种边境地带特有的繁忙和混杂。在国门附近,我看到等待通关的货运卡车排起长龙,远方横亘着冰雪覆盖的天山。
我问一个正在抽烟的中国司机,他的目的地是哪里。他说,阿拉木图。他的口气让我感到阿拉木图是一个遥远的地方,一个必须长途跋涉才能抵达的地方。有那么一瞬间,我很想跳上卡车,随他一起穿越边境,前往阿拉木图——眼前的雪山变成一种致命的诱惑。
司机告诉我,阿拉木图又叫“苹果城”。我的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一座遍植苹果树的城市:在金色的阳光下,苹果泛着清新的光泽,好像少女的脸庞。这几乎成为一种明信片般的印象,以至于六年后,当我走出阿拉木图机场,立刻开始下意识地寻找苹果树。
没有苹果树。
——《失落的卫星》
刘子超 文汇出版社
如果是让你头疼的对象,不如试着主动接近对方。
如果觉得某人讨厌自己,就主动和那人交谈吧。
有些人总害怕那些容易遇见某个特定人士的时刻,像是上下班的路上或小区丢垃圾的早晨。可能是因为他们担心遇上合不来的死对头吧。
你也有像这样的对象吗?和他在车站检票口偶遇,一起走到公司的短短几分钟都浑身不自在;午休或购物时,会刻意与对方错开出门时间。
不过很奇妙,这种尴尬的感受即便不说出来,也会传染给对方。
——《今天也要用心过生活》
〔日〕松浦弥太郎 湖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