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周，已经举办了十七届的上海书展可谓“出彩”又“出圈”，吸引了全国出版界、文学文化界、学术界以及众多读者、媒体的广泛关注。来自书展现场的报道、照片、活动资讯已经在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媒介上霸屏多日。常态化阅读、丰富又专业的活动“盛宴”、不设限的服务半径、媒体融合、线上线下、破圈出圈……别的书展或文学活动还在摸索、尝试的很多内容和形态，在上海书展及其品牌活动中早已经成规模、成体系、成标准。王安忆说，上海人有20年的繁华旧梦，“这梦是做也做不完的，如今也还沉醉其中”，“他们做起梦来有点海阔天空的，他们像孩子似的被自己的美梦乐开了怀”。

  梦想成就现实，近十年，这种“海阔天空”给当代城市的文学生活带来了太多的“上海标准”，书展的标准、读书会的标准、书店的标准、期刊选刊的标准、国际文学活动的标准、青年写作的标准，乃至文学趣味和文化趣味的标准。如今，这座城市带给我们任何的文学惊喜似乎都是情理之中的，对，这就应该属于上海，这就是文学的上海：活力、多元、开放、专业……这座城和它的文学生活除了让这座城市里的人“乐开了怀”之外，也应该可以给其他城市的文学从业者和城市管理者带来一些有益的启发。因此，今天特别邀请了此次上海书展重要的参与者、青年评论家、思南读书会策划团队成员、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李伟长，听听他理解和认识的“文学上海”。

  文学活动复制有难度

  何同彬：今年的疫情其实给这次的书展带来了很多的困扰，但上海专业的团队不仅克服了困难，而且还有很多的创新，除了媒体上普遍报道的线上线下互动、媒体融合、“+书店”“+阅读”、安全与出彩并重、10个“七系列”、“作家餐桌计划”等以外，你觉得今年书展还有哪些特点、亮点值得向其他书展或文学活动推广的？

  李伟长：文学活动有很神奇的一面，就是复制有难度。因为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特点，此处兴隆，搬到别处未必合适。北京有北京的好，上海有上海的好，南京有南京的不可替代，各自不同，各有特点。今年上海书展是第十七届，这个数字很重要，用十七年在做一件事情，还是细致的上海同行在做，出彩也在情理之中。活动方面，如你所说有不少加法，也有从线下往线上转移的做法，但我个人觉得最大的亮点是书展筹备工作的细节，怎么做到安全与出彩？考验的不仅是参展的出版社，根本还是在组织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上海书展不仅在非常时期照常举办了，还能有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内容，折射出的是一座超大型城市的现代化治理水平和能力。

  上海的文学氛围和传统

  何同彬：上海这么好的文学氛围，不同的行业、资源之间友好的合作关系，强大的整合能力，高效的执行力，以及在文学活动的内容、形式和文学空间的开拓、建构方面体现出的源源不断的创新思维，这背后是有着固定的团队筹划、分工，还是其运行中遵循着某种固定的规则呢？或者简单地说，作为持续的、大型的、综合性的文学活动，这一切是如何落地、实现的呢？作为一个同样组织文学活动的“同行”，我对此很好奇。

  李伟长：其实和你一样，我对这些问题也很好奇。虽然我自己身在其中，但似乎也讲不出一个标准答案。上海城市阅读氛围的确令人羡慕，有一种结构性的布局，丰富又相互连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以上海书展为中心的城市阅读活动和空间在发挥作用。当上海书展在展馆之外开设分会场，将许多书店和阅读场所列为分会场，并将不少偏深度解读的活动放到这些书店，馆内馆外形成互动，就自然地形成合力，呈现出一种全城性的文学场域。这当然需要总体规划，上海书展组委会匠心独运，积十几年之功，方有今天的样子。如果要说遵循了某种规则的话，那就是以读者为中心，尤其是那些普通读者。今年为读者入场所做的防疫工作之深入细致和耐心，来过的读者都能感受到。近年来上海书展都有一千多场活动，今年也不例外，线下活动有700多场，线上活动有300余场，这会是一个趋势，在疫情来之前，线上交流其实已经有规模了，疫情让线上变得更加自然。

  何同彬：上海书展、思南读书会等不过是上海的文学生活的一个缩影，近现代以来上海就是重要的文学中心，从“海派文学”到“上海文学”，再到如今的“文学上海”，你也在上海生活、工作了多年，既是新上海人，又是上海培育出来的“文学人”，你觉得这座城市有什么样特别的属性或文化精神，使之在中国城市的文化形象、文学形象的建构和影响方面始终领风气之先？

  李伟长：何老师这么赞美上海，是不是有心投入上海的火热生活啊！我来上海十六年，大部分时间与文学界有联系，感受最深的一点，上海对年轻人很关注、很宽容，就像一种传承，前辈带后辈，名家提携后学，同辈之间也有差异化，不管是搞创作的，还是写评论的，大部分优秀的都是各有各的样子。我说不清这是地域属性还是上海独有的文化精神，听得最多的就是师生之间的故事，很多师长都乐意为年轻人做嫁衣，这会相互影响，代际相传。

  比如上海的作家梯队结构就很合理，五六七八九各个年代的作家都比较齐全，90后作家王占黑、王苏辛、吴清缘等人都有全国影响力。一个群体的形成除了个人的努力之外，与一座城市的文学氛围和传统息息相关。有天赋的年轻人如何被识别出来？考验的就是整个城市的文学系统是否有这个能力和储备，靠硬造硬推是不太可能实现的。与之相呼应的是上海的评论家队伍的完备，一座城市的评论研究队伍如果足够强大，会促使作家队伍健康生长。

  文学活动提供了一种见面方式

  何同彬：艾布拉姆斯提出，文学作为一种活动是由作品、世界、作家、读者共同构成的，但以往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孤立地关注这四者，或者完全在传统的文学意义、文学理论方面考察四者间的关系，文学作为“文学活动”相对来说是比较抽象的。现在文学活动的社会学、媒介、商业、空间的属性越来越突出，包括书展、读书会、文学周、分享会等，你觉得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城市和读者需要这么多的文学活动？为了避免这样的文学活动变得过于功利化、新闻化，你觉得作为文学活动相关选题的策划者、执行者，应该注意些什么？

  李伟长： 我参与过思南读书会，始终记得总策划人孙甘露先生讲过一句话——无论世界怎么变化，人和人都是需要见面的。文学活动可能提供了一种较为体面又舒适的见面方式，尤其是在今天的手机屏幕时代，见面会成为一种迫切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线下文学活动不会消退，反而会迎来新的增长。阅读空间越开越多，当然和政府推动、鼓励全民阅读和实体书店的举措有关，但也和城市人群的精神需求有关。举个例子，如今的城市街道，除了咖啡馆，能够供人停留坐一坐的地方也就书店最为便利了。

  你说的功利化和新闻化，我的想法可能和你有点出入，为什么要刻意避免呢？且不说能不能完全避免掉，只说功利和新闻意识都会一定程度地存在，无法做到完全的纯粹，那选择共存会不会更理想一点？当然策划人和执行者的初衷很重要，是为沽名钓誉，还是真心热爱这件事？不同的出发点，走的路径也会不同。上海书展、上海国际文学周、思南读书会能够有口碑，和参与者的公益心有关系，大方向准了，公心有了，就可能走得远，不容易搁浅。当阅读成为城市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读书会遍地开花也是好事，退一万步说，总比没有好。可能我比较乐观，倾向于想象来参加文学活动的人都是热爱阅读的人，不然多少会觉得沮丧，客观上我们知道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是理想读者。我理解何老师所担忧的，就是有些读书会会失掉了阅读分享的初心，这是代价，也是无法剔除的成本。

  南京的文学资源令人羡慕

  何同彬：你所策划参与的思南读书会已经走到了第六个年头，从思南文学之家读书会到思南读书会，直到如今以思南为名的一系列文化系列品牌（包括思南读书会、思南书集、思南书局、思南书局·诗歌店和《思南文学选刊》等），“文化思南”的金字招牌已经在全国文学文化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作为具体活动的重要策划者、执行者，你觉得思南品牌的成功秘诀是什么？南京去年成功入选了世界“文学之都”，在城市文学品牌建设方面还需要向上海、向思南

  学习，如果南京也要建立一个效仿思南的读书会，你有什么建议？

  李伟长：何老师抬爱了，我只是思南读书会的一分子，我去年转岗到上海文艺出版社之后，我原来的大部分工作由青年作家王若虚接手了。思南读书会的策划团队有一个很大的朋友圈，灵魂人物是总策划人孙甘露老师，此外还集聚了上海许多知名的青年作家、批评家、翻译家、媒体人和出版人等，共同为思南读书会出谋划策，随着合作的出版社越来越多，这个朋友圈也在不断扩大，好书好作者和好选题会汇聚起来，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秘诀”？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合作共赢的平台时期。平台思路就是搭好台请名家新锐来唱戏，靠策划者自己生产内容，一段时间内可以保证质量，但长此以往不太现实，思南读书会五六年来邀请到了一千多位嘉宾，相当于一千多个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在此集中流转，其价值和效应是成倍放大的，作者、读者、媒体传播者和出版人找到了彼此能懂的表达方式在交流，这就是平台的价值。当一个平台的价值导向被认可后，平台也可以相应地识别、传播一些不太被人知晓的作家作品，就像思南读书会也在推青年写作者和学者，因为读者和媒体信任思南，这种信任的建立说到底是时间的胜利，是做事者长久耐心的回报。

  思南读书会走过了六年，随之诞生了思南书局和《思南文学选刊》等延伸品牌，不断丰富一个品牌，让它变得枝繁叶茂，不知道算不算得上是一种建议？期待南京和上海有更多的交流，就像你参与的南京/上海的文学双城记就是绝妙的文学现场。上海做全民阅读推广活动，充分运用了“政府引导、专业机构支撑、社会化运作”的思路，政府部门、作家协会和国企思南公馆等多方资源的汇聚合作，彼此信任、各行其是，当然关键因素还是做的人，即执行者。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闻名遐迩的书店，抑或是文学硬性投入，南京的文学资源令人羡慕，也有像何老师这样乐意做事的学者，一切都让人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