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一座荒芜的孤岛,那你无论走多远,也只是把荒芜带向更远。新冠疫情与中美关系正在形成和加剧身体、地理和文化的孤岛效应,迫使我们必须正视这孤岛,并寻找“走出孤岛”的办法。《单读》第24期名为《走出孤岛》,其中最重要的、也是呼应题目的内容是“水手计划特辑”,该计划是单向街公益基金会 2018 年发起的文学活动,参与计划的青年作家们将环游世界并带回他们寻获的故事。其中,作家郭爽带回的是她在日本长崎寻访远藤周作的《泅渡》,在此之前的2015年,她还曾参与罗伯特·博世基金会和德国柏林文学沙龙合作的项目“无界行者”,透过《格林童话》观察今日的德国,并以长篇非虚构作品《我愿意学习发抖》带回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十个童年故事”。今天我们就与这样一个文学的远行人,谈一谈“走出孤岛”的过程和方法。
去德国找寻童年最深处的梦境
何同彬:在你2015年去德国之前,你的职业和生活都出现了一些问题,用你自己的话说是“无可避免地感受了体系的瞬间崩塌和体系背后更大体系的操控感与荒诞感”,感觉自己是一个“破碎的,混乱的我”,“那段时间强烈地想要逃离日常的渴望”,“想要了解别人”,于是就有了“无界行者”的德国之行,就有了《我愿意学习发抖》——一本“关于德国、关于童话、关于女性身份的取舍、关于对自由而健全生活的渴望”的非虚构作品。似乎那次远行,那次书写,包括后来又去日本,对于彼时彼刻的你有一种特殊的疗愈作用,假设这是一种疗愈,它是如何显现的呢?是否与你自身的成长经历有关呢?
郭爽:我记得决定申请去德国的项目时的情形,某天我在报社上班,上网浏览时看到了这么一条信息,“无论您是新人还是已经成名的写作者、电影人、摄影师我们都一律欢迎,平等对待。如果您能够实地调研,获取第一手的信息,并敢于在您的作品里提供您自己的新视角,您就可以申请。”那时我已经在报社工作九年了,对“实地调研”“一手信息”“新视角”这样的要求并不陌生,唯一的问题是,调研地在德国。我在贵州出生长大,去厦门读大学,在广州工作,德国跟我真的有什么深层的联系么?经过反复考虑,后来我在申请报告里写道:“在我小时候,父亲给我买了很多书,《格林童话》是其中一本。在长大、离开家之前,我读了很多很多遍。这是一本经典的童话,它带领我走进了陌生的高山和河流……现在我在一家报社做编辑,喜欢写作。当我写得越多,越觉得神话、童话中蕴含着神奇的力量,古老的故事会说话,它们蕴含了最原始基本的人类情感和想象。我想我要去找寻童年最深处的梦境,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我需要去德国。”
那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并不是一次“旅行”,甚至跟流行的“在路上”、背包客文化或者中产式的全球景点打卡观光完全无关,而是通过自我移动的方式进行自我再生产。简单说就是脱离熟悉的日常环境、跳出社会身份的桎梏,从精神资源上进行溯源和重组。所以它指向童年深处,就像我在书的后记里写的,“一个孩子,在还没有认知所谓国度、权柄、荣耀之前,通过阅读想象出了一整个世界……他们的血肉和恐惧,比我在真实世界里见过的人更值得信赖。”身体力行,向着童年而行,是对被社会塑造、嵌入的“我”的反动。具体而言,是对从小生活的集体主义氛围、大学及工作中相对单一的价值诉求的反思,我也不知道能找到什么,但不行动就什么都不会有。随着我的行动的深入,慢慢有东西浮现出来,我用文字捕捉这个我和世界、我和想象与经验之间对冲的过程。
我试着尽量准确地说出去德国和后来去日本,为什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旅行,也不是潮流性的移动。我们家是1960年代到贵州的,像我这种外地人的后代,从小都被鼓励要像祖辈一样,去求新的生活、去奔好的前程,离开家,到更好更大的世界去。对祖辈来说,是“五四”时参加革命、成为新人的潮流;对父辈来说,是上山下乡和恢复高考的潮流;对我来说,是从内陆到沿海、从小城到大城流动的潮流。流动几乎像基因一样被继承。而当2014年我发现自己一直处于这种群体潮流中又被它影响、塑造时,就渴望能获得完整意义上的自我,于是就从剥离、检视自己的精神构成开始,想知道像我这么一个三十几岁的人,“我”到底是由什么构成的。
写的所有东西,首先需要打开的就是我自己
何同彬:《格林童话》是你在德国邂逅那些活生生的人的“精神地图”,而远藤周作的经历及其作品是你游走在长崎、重新穿越天主教徒隐身密林的钥匙。这是远行背囊里的“文学”。《我愿意学习发抖》“诞生的动力”与埋藏在你内心里的两个场景有关,其中一个是上小学时你在回家路上在一片松林里迷路;而《单读》刊载的《泅渡》的开篇,你首先描述的是医院里的“地狱”景象,那个垂危挣扎、意识涣散模糊的人就是你第二次脑溢血住院的父亲。这是你远行背囊里“内在的自我”“亲情”与“病痛”。“文学”“亲情”与“自我”,为什么反复出现在你的远行、你的文学行记之中?
郭爽:先谈为什么我在写远方故事的时候,总是与内心深层的意愿紧密相连吧。对我来说异域,或者说整个现实世界,只是内心镜像的投射。有“巴黎症”的人看到埃菲尔铁塔,和对“巴黎症”及法国文化不了解的人看到埃菲尔铁塔,所激起的情感反应甚至生理反应是完全不同的。同理,相信上帝存在的人,去以色列能感受到的也跟无神论者不尽相同。可以说,能感受到多少,取决于你知道了多少。
在写《我愿意学习发抖》时,我的人生就行进到了但丁《神曲·地狱篇》那句话所说的状态,“在人生的中途,我发现我已迷失正路,走进一座幽暗的森林”。这种迷失密林中的状态,跟我童年时那次的迷路有什么不同?人能否走进同一片森林?而如果没有经历父亲病危,在ICU里体验人的身体、精神的边界,我可能无法体会远藤周作经历病危时对信仰、写作和生命本身的反思。我写的故事舞台也许在国外,比如在德国或者在日本,但本质上它发生在我的心里。异国的场景、故事并不就意味着只能纪实,它反而更考验作者的听觉、视觉和感受力,更考验如何去寻求具有普遍性的共鸣。我写的所有东西,都指向当下中国人的精神和生存状态,从这个角度来说,首先需要打开的就是我自己。
至于我的行囊里的“文学”构成之所以突出甚至成为特点,可能在于我不是像写报道那样,把历史的文学的思想的资料汇总、剪裁,以便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我书写的这个时空。维基百科式的资料对理解一个具体的人物有何帮助呢?我也会用,但并不倚重。一是跟我的历史观有关,人在历史中并不总是跟潮流同步的,他跟他所生存的空间也不一定是紧密的,所以在描述和捕捉一个时空和时空里具体的人时,罗列出常规的信息只是一种拼凑。我几乎是像写小说一样,从角色内部去寻找他们的声音,寻找他们的文学材料,如果真的存在的话。其效果是文本和文本之间的回声拓宽了时空和想象。
《泅渡》是我在写的新书的一部分,现在还在进行中,所以我还不能从整体上来谈它。它延续了《我愿意学习发抖》的部分写作方法,包括与经典文本的呼应、发掘普通人的故事等等,但舞台不只是在日本,时间也不只是在当下。我期待它会是更大胆的一次尝试。
写作是生命在书写,是在书写生命
何同彬:本雅明在他的《讲故事的人》中引用了一句德国谚语:“远行人必有故事可讲。”然后他把讲故事的人分为两种,一种是家居耕种的农夫,谙熟本乡本土的掌故和传统;一种是远方来客、泛海通商的水手,他们带来远方的传奇。而这两种类型又是交融互渗的,用他的话说就是:“安居本土的工匠师和漂游四方的匠人在同一屋顶下合作,而每个师傅在本乡镇安家落户之前也都当过浪迹四方的匠人。”作为一个作家你是如何理解本雅明这段话的?
郭爽:安居本土的匠人和浪迹四方的水手,这好像说的就是我的理想(笑)。希望我能保持耐心、热情和行动力吧,无论是“在地”的写作,还是自我移动。这两者对我来说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一样,都是受苦。是肉身和精神的双重磨炼,缺一不可。
我其实很少读旅行文学,旅途对我来说不是浪漫,而是苦行。大概因为我心中钦慕的“自我移动作为自我生产方式”的文学作品,是类似乔治·奥威尔、约瑟夫·康拉德写出的作品那样,作者扎入某个时空,秉持着信念坚持下去,苦其心志,饿其体肤,从而给我们带回清晰、明朗而又见所未
见的图景,像黎明前大地上的哨音。像奥威尔那样,去西班牙前线当战士,或者像康拉德长年在海上航行,是远行,但都不是旅行。自我移动就是他们的生活本身,是他们验证自我生命价值的手段。写作当然需要一副好头脑,很多作者都太聪明,但我仍想说:写作是生命在书写,是在书写生命。从这个角度来说,作者如何把握和探索生命的本质,就是完成书写的过程,跟在哪里写、写哪里关系不大。
通过阅读文学走出孤岛
何同彬:我在导语中也提到了,我们的个体和共同体正在弥漫起一种越来越浓厚的“孤岛”氛围,从一个写作者的角度来说,你觉得文学有没有可能帮助我们“走出孤岛”?
郭爽:我自己就是通过阅读文学而走出孤岛的例子吧!请想象一个贵州的小女孩,因为性格内向,整天待在家里看书,除了因为情节和故事而追读《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囫囵吞枣读下《罪与罚》之类名著外,最开心的事不过是背唐诗。很难讲孩童时的我从背唐诗里获得的是关于意象、美还是音韵的快乐,但我乐此不疲。这些构成了我的精神世界,让我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面对现实的困顿时有所依傍。
至于世界的变化,我时不时就会想起我在国外的小镇上遇见的那些平凡又不平凡的人,也许就像烤肉铺的老板哈米特对我的祝福一样,“祝你一直都带着好运气!”遇见这些还阅读文学、相信古典价值的人,让我的世界又坚固了一点。
我想用我的朋友蒂亚斯的话表达对此刻这个让大家感觉不安的世界的想法,在《我愿意学习发抖》里,我写了他。“平时,我是一个在职业学校里教宗教和道德两个科目的老师。我明白‘宗教’不等同于‘信仰’,‘信仰’与一个人的存在和方向有关。它也可以独立于任何特定的宗教教派。我知道我的能力和责任,主要是让年轻人能思考和搜寻,在你的生活中什么是重要的,什么能陪伴和安慰你,这里面包括信仰、哲学和文学……文学可以治疗我们。我相信你明白这一点。在书店,我们分成角色阅读一些文学篇章。在阅读童话的时候,我最愿意扮演的角色,就是《青蛙王子》里的青蛙。如果要分析这个角色,我想,这是我在这个时代里做出的古典的选择。试图去理解平凡的意义、转换的意义、承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