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郁
今年上半年突然发现了很多版本的《在路上》。不用想也知道,杰克·凯鲁亚克去世五十周年后,他的作品进入了公共版权领域,不再受著作权保护。
凯鲁亚克当然不止一部作品,为什么出版方不想办法出版一些比较稀缺的作品,非要扎堆出《在路上》呢?答案也不难猜,因为它太有名了。提及垮掉派作家,我们首先会想到的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就如同我们提及“迷惘的一代”一定会提及海明威和他的《太阳照常升起》一样。
但是今天我不想讨论这些垮掉派中的男性作家,他们已经足够有名。但是还有一个属于垮掉派的女性作家群体,很容易受到忽略。这几天读了美国作家乔伊斯·约翰逊写的“垮掉的一代”回忆录《小人物》,正是对这一被忽略、被文学史遮蔽的女性垮掉派作家的真实描摹。
“垮掉的一代”中男性作家占据了主导地位,女性作家很少。我们会很容易将其归结为那个年代的性别歧视。这个原因部分是真实的,但真实的情况要复杂得多。比如,我们知道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描述的是一种真实的生活状态,那些厌倦了按部就班生活的人,有勇气抛弃一切,总是行走在路上,把流浪贯彻到底。这种梦想自由的生活,是无数年轻人梦寐以求的“在路上”。但是在《小人物》里,约翰逊刚认识凯鲁亚克的时候,她听对方给她讲述了很多在路上的故事,她想跟他一起去,他能不能带上一个女人上路呢?每次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凯鲁亚克就会打断她,说女人真正想要的是孩子。
垮掉派中有很多优秀的女性作家,但是在正统文学史中,她们只能以不同的面目出现,比如琼·沃尔默是威廉·巴勒斯的妻子、赫蒂·琼斯是勒罗伊·琼斯的妻子、伊迪·帕克是凯鲁亚克短暂的妻子,而本书的作者约翰逊1957年认识了凯鲁亚克,短暂地成了他的恋人。总而言之,在那个时期,这些向往自由、喜欢文学艺术、走出家门的独立女性,只能成为某人的妻子、某位艺术家的缪斯、某位作家的情人,甚至成为他们的提款机,就是不能成为独立的作家。约翰逊梦想过独立,19岁的时候从家中搬出,21岁的时候认识凯鲁亚克,她梦想着成为他的爱人。但残酷点说,她只不过是凯鲁亚克众多女性中的一个暂居点和中转站。
《小人物》这本回忆录展现了一个女性作家特有的敏锐和直觉,很多描述很惊艳的部分都让人着迷。比如在得知自己意外怀孕的时候,20岁的约翰逊不得不去堕胎,她开始意识到:“生命被看作是神圣的;但独立是可以用死亡来惩罚的。性的惩罚,恰恰是分性别的。”
约翰逊对艺术的看法我也非常喜欢:“我一直以为,艺术家更多受着彼此的滋养,而不是名声或者公众。将一个人的作品交给世界是一种特别空虚的体验。作品从艺术家那里进入一个虚空,就像将一条信息塞进瓶子里然后扔到海里。”
约翰逊认识凯鲁亚克7个月后,《在路上》出版,成为了1957年的畅销书,一向默默无闻的凯鲁亚克不得不接受各种媒体的访谈,谈论“垮掉的一代”的含义,不断地谈论“在路上”的意义。约翰逊有些嘲讽似的写道:“人们想要便捷的东西,语言简化为口号,思想像广告一样一闪而过,还没怎么沉淀下一条就已经来了。”因此“垮掉的一代”,这群人本来是社会边缘人,本来是吉普赛似的生活方式变成了一种消费主义的潮流,“卖出了书籍,卖出了黑色高领毛衣、邦戈鼓、贝雷帽和黑墨镜,卖出了一种似乎带着危险的乐趣的生活方式。”
多少年过去了,“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何尝又不是《在路上》的当下版本呢!
■好书试读
1952年2月4日,我在北京出生。那一天是立春,除了闰年,几乎我的生日总是立春这个节气,我是个精确意义上的“春姑娘”。节气跟农时有关,按说它应当走农历,可它竟然不是按旧历走的,却总是跟阳历一致。我哥哥的生日是4月20日,而几乎每年的那一天都是谷雨。
我的第一个居所在东华门附近的一个四合院里,是人民日报社宿舍,因为父母是《人民日报》的创社元老。妈妈后来一直到去世都是《人民日报》的编辑,父亲的主要年华也在这里,直到1965年才调离,那时,他在人民日报社已经呆了20年了。
东华门紧邻王府井,是北京最繁华的地段,人民日报社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一直坐落在王府井大街上。我的童年就在这熙来攘往的商业区度过。每次去父母单位看电影、洗澡,都要从北到南穿过整条王府井大街。尽管如此,我们住的那个小院倒是个闹中取静的所在,因为它处在与王府井大街(南北向)垂直的东华门大街(东西向)的西端,已经远离了街市的喧嚣。
——《活过,爱过,写过》
李银河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大海的喧哗从窗口扑进来,混着最后几个夜猫子的笑声,有可能是服务生在收拾露台上的桌子,时不时有车从海滨大道上慢慢开过去,还有酒店其他房间传来的听不清的闷声嗡鸣。英格褒睡着了,脸庞像个天使,什么也扰不到她的梦。床头柜上有杯牛奶,她一口没喝,现在应该已经是温的了,枕头旁边有一本侦探弗洛里安·林登系列的书,被床单遮了一半,她没看两页就睡着了。我正好相反:炎热与疲惫让我睡不着觉。
——《帝国游戏》
〔智利〕罗贝托·波拉尼奥
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