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维中始料未及，20年前写就的历史通俗读本《景山的晚风》，会一版再版，且颇受好评。他笑言这是一本“不务正业”之作，“那个时候，气吞山河，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写通俗读物，写就写嘛。不像今天这个样子，才知道历史是很难学得通的，越学越难。”

  事实是，他一直想写的朱元璋传记，已经写了二十年，仍旧没有定稿。“我喜欢写东西，大概有一些理想主义的色彩，同时，也因为水平差，写得很慢。古人有述而不作的理念，这个理念成为我懒惰的借口。”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白雁/文 牛华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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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市面上可见的历史通俗读物屈指可数。刚到而立之年的夏维中接到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佘江涛的邀约，写一本讲述大明帝国沉浮的通俗读物。与他同时接到邀约的，还有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徐兴无和赵益等人，出版社希望他们就各自的研究领域，写一本通俗读物。

  那时候，夏维中留校当老师仅六年，正是年轻气盛，几乎不假思索就答应了。“总以为自己的所学来应付这样一本书，大概不会有太大问题。没想到提笔一写，竟断断续续用了三年，拖到1998年1月才交稿。大大出乎意料。”

  三年时间，也是夏维中跨界学者与通俗历史读物作家两种身份的“斗争”阶段。或者说，是他克服困难的阶段。

  首先要克服的，是心态问题，“一个专业工作者，所谓放下架子来写大众的普及读物，是有很大的挑战性。挑战至少有两重，一是不屑做，觉得这个不是学问，或者说学问的档次不够。另外，大家都不愿意讲，而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其实不好写。”

  对专业人员来说，历史论文和历史著作的写作，有一定的程式。这个程式，是多年来学术界公认的，难以挑战的。想要深入浅出地把历史跟普通读者说清楚，就需要改变文风，“改变文风，是很痛苦的。写到什么为止，改到什么程度为止，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你明明觉得已经很通俗了，但对于一般读者来讲，还是觉得太深了、太啰嗦。”

  还需要直面真实性的问题。到底是注重历史的真实，还是侧重演义？夏维中和另外几位青年学者一致决定，无论如何要写成一个严肃性的东西。因为注重严肃性，其实是牺牲了一些可读性，但是，夏维中觉得这个坚持是对的。

  《景山的晚风》于1998年初版，那之后，人文历史通俗读本滥觞期启幕。而《景山的晚风》，二十年来经受住了考验，数次重版，业绩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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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景山的晚风》出版的同期，夏维中的另一部书《百年商业变迁》也出版了。这本书，探讨晚清以来中国商业，尤其是江南商业的发展模式及变迁，凝聚了夏维中的专业研究成果。

  江南经济史是夏维中在南京大学攻读硕士时的专业方向，“选这个专业，是受到我的老师的影响。1949年以后，中国的明清史研究，有一个重要的区域就是江南，尤其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也是因为我从小生活在江南，有天然的兴趣和感情。”

  《百年商业变迁》在出版时为了兼顾非专业读者，特地配置插图，图文并茂。但它最终有点“四不像”，骨子里还是想表达学术思想，影响远不如《景山的晚风》。

  出自一人之手的两本书，收获的关注程度迥异。何为通俗？何为学术？二者是泾渭分明，还是有彼此渗透影响的可能？在夏维中看来，这是个根本不需要问的问题。

  “从2000年开始，历史学普及读物开始兴旺，其实有很重要的时代背景，就是人们在思考历史。当历史和历史思考成为一般民众正常需求的时候，这说明这个社会富裕了，这个社会进步了。人们要询问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家庭、宗族的来源。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是文化繁荣的一个标志。”

  相比二十年前，他欣喜地看到，现在，学者们愿意来做这个事，“这说明什么？学者的认识提高了。我们历史学研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教化功能，因此要普及，要推广。”

  但是，他也认为，“不可避免地要承认，历史读物的普及，和商业化是有关系的。凡是走向市场的东西，凡是成为商品的东西，它一定有自己天然的属性。商品经济下的图书出版业，有很多很多值得肯定的，但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泥沙俱下。这需要我们的判断力。”

  在人文历史作者成为各大出版社争抢的头部资源的今天，夏维中反倒比二十年前要小心：“我有点理想主义，还有拖延症，最主要还是水平问题。但是我也很庆幸，因为写得少，现在要撕的文章和书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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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小心，所以手头这部书，夏维中已经酝酿了十多年。

  他想写一部关于朱元璋、关于明初的书。在他看来，朱元璋是解码中国历史下半段的重要人物。其重要性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对整个中国历史、尤其是明代以后历史的影响。可以说，明初几十年，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和影响，无论褒贬，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以前有所谓“唐宋变革论”，日本人提出来的。唐宋变革已经研究得这么透，那么，宋元怎么办？宋元明到底怎么办？”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明清停滞说”是国际史学界的一个重要观点。但很多中国学者并不同意这个看法，中国学者认为，明清时代中国封建社会仍然在发展。“有一个重要的学派，就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学派，其主流认为中国到了明清时代，仍然在不断地变化，按照自己逻辑在往前走。无论是哪一派的说法，都绕不过明初的问题。明初的几十年，在宋元明清这一个阶段，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在中国历史当中，到底该有什么地位？或者，反过来讲，朱元璋建立起来的所谓明初模式，或者洪武模式，到底有多少是从前人手上继承来的，有多少是在他手上创新的？”

  十多年来，夏维中为这个问题所困，而对南京的热爱，也一直促使他，继续这个追问。“朱元璋跟南京太有关系了，而讲清明初五六十年的事情，对南京太重要了。”

  按道理讲，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困难。因为在过去的十年间，夏维中一直在学校开课，专题讲明初六十年。听过这门课的学生已经有几千人，他的讲义也写了几十万字。但究竟什么时候能成书？他自己也没有答案。

  对话

  我推荐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

  读品：一个明史爱好者，如果以业余水平去读关于明朝的史书，应该从哪里读起？

  夏维中：我的观点跟人家不太一样。我建议，非专业学者如果要读明史的话，第一本书就是《明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是清初的书，是谷应泰，一个河北籍的官员，清初在浙江做官，编了这样一本书。为什么我们要推荐大家看《明史纪事本末》，因为它对重要史事分别列目，独立成篇，一个重大事件就是一个专题，差不多像章回体一样。而且各篇又按年月的顺序编写，可补编年、纪传体之不足。我们对专业的学生，一定会推荐《明实录》，但是《明实录》太浩大。另外一个书就是《大明会典》，《大明会典》现在存世的有两个本子，一个就是正德的本子，另一个就是万历的本子。如果能读这两本书，再在这个基础上读《明史》，大致不会偏。像《国榷》那类，都可以。但是《国榷》是个私人的书，当然，它有很多好处，可以不受政治影响等等之类，但它也有一些缺陷。以一己之力编史，是有困难的，史料的选择，物料的支撑，很麻烦。但谈迁的《国榷》仍然非常好。

  读品：您手头在写什么书吗？

  夏维中：大家都知道我在写朱元璋，写朱元璋和南京，几十年了，但是还没有完成。明代的南京，就城市史来说，研究是不够的。这个状况，这些年得到逐步的改善。其中有个重要的成果，就是《南京通史明代卷》的出版，它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明代南京研究的不足。但是，这还不够，因为很多明初的问题，其实我们是不清楚的。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是战争时期、立国初期，资料的保存没有后来这么完善。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些有意的篡改，如太祖朱元璋、建文帝朱允炆以及明成祖朱棣的历史，都存在着有意无意的篡改现象。以前学术界对南京城市史不重视，这些年，南京史研究开始成为热点。各种相关资料也大量出版，像《金陵全书》这样的大型出版工程，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因为有这个背景，我们有条件开始重新研究明初或者明初的朱元璋，以及明初朱元璋时代的南京。我希望从南京城的修建写起，这是一个物质层面的东西。但更重要的，是要讲明初制度、明初模式及其灵魂，以及对后世的重大影响。希望能揭开明初这个时代的本质吧，或者以往被掩盖的一些本质。

  读品：怎么评价明初的这几十年呢？

  夏维中：古人有评价，譬如康熙皇帝讲，朱元璋治隆唐宋，评价是非常高的。今天的评价，跟古人是不是要完全一致，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所创新？更重要的是，朱元璋创立的明初模式或者说洪武模式，对后面五六百年影响巨大。我们今天经常讲，中国传统、中国历史对我们的影响，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从明初以来的影响，最典型的是程朱理学。程朱理学对中国产生全方位的影响，实际上是在明初。明初是一个最重要的奠基时代。“五四”以来所批判的，也是这个东西。

  读品：除了您自己的书，有没有关注其他的通俗读物。

  夏维中：当然有。最推崇的一本书，明史的，是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这是一个经典的书，我们说它是普及读物，其实有点对不起它，因为它至少是一部准学术著作。而它所发挥的明史普及作用，几乎是不可超越的。《万历十五年》原来是英文书，它取得成功，当然也有很多原因。比如，当时我们中国大陆学者写的东西，还跟不上。另外，也有高手给《万历十五年》的中文译本润色，等等。《万历十五年》太有名了，以至于我们常常忽略了黄仁宇先生的其他学术研究成果。他最重要的著作其实是他的博士论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已经翻译到国内了。这本书，一般人还不太读得懂。此外，毛佩琦先生的《明朝十七帝》，还有许文继的《正说明朝十六帝》，都挺好的。经典的传统成果，像吴晗先生的《朱元璋传》，我觉得还是非常好。

  夏维中

  1965年生，江苏宜兴人，历史学博士，现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南京古都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明清史研究。历史通俗读本《景山的晚风：大明帝国的衰亡》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