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上半年的地球似乎有些艰难：疫情、暴雨、地震。实际上，不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难免经历危机，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转“危”为“机”。也许我们能从贾雷德·戴蒙德的新作《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中找到答案。

  1998年，戴蒙德凭借《枪炮、病菌与钢铁》获得普利策奖，并收获了全球范围内的声誉。这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学系教授向读者展示了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新作中，戴蒙德再一次回归历史，尝试解答危机应对这一关乎人类整体未来的重大命题。

  《剧变》会是一本卓有成效的危机应对手册吗？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张垚仟

  影响人们处理个人危机的12个因素

  想象这样一个人生关卡，刚刚失业的你又遭到伴侣的背叛，或是在工作焦头烂额的时候父母因病住院。这时候，你要如何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当你陷入危机的时候，是否也有陷入无力而没办法改变现状的时候？

  戴蒙德的妻子是一位心理治疗师，受她的启发，戴蒙德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提出了影响人们处理个人危机的12个因素：1.直面身处危机的事实；2.愿意承担责任；3.划清界限，明确问题；4.向外界寻求物质及情感支持；5.借鉴他人应对危机的方法；6.自我力量；7.诚实地自我评估；8.应对过往个人危机的方法；9.耐心；10.灵活的个性；11.个人核心价值观；12.不受约束。

  在戴蒙德的个人危机解决框架中，人们首先要做到的是直面危机，承担责任。很多人确实认识到了自己身处危机中，但往往会将导致危机的原因归咎于外部的因素，这是一种逃避个人危机的借口。只有我们愿意承担责任之后，才会去有所作为，改变困境。

  在明确危机和责任之后，就应该发现并界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身处危机的人不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束手无策。”身处危机者应该诚实地审视自我，生活中的哪些方面运行正常，又有哪些方面应当抛弃或者做出改变。在明确问题后，人们应该采取各种办法来解决危机。

  实际上，戴蒙德所归纳总结的12个因素，大体上可以分为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自我力量，对于自己的信心；耐心；灵活的个性；个人核心价值观，即内心信仰的力量，这些可以归纳为内部的因素。家人、亲友的帮助；不受约束的环境等，都属于外部的因素。也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影响了一个人是否能够顺利度过危机。

  戴蒙德的这套应对个人危机的问题解决框架看起来有些老生常谈。大多数人在生命中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危机，我们也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了影响解决危机的一些关键因素，戴蒙德所做的，是从无限复杂的生命中，找出具有相似性的重要项，从而建立解决问题框架。然而，正如同我们往往背下了数学公式也解不开数学题一样，手握解决个人危机的“答案”，我们面对的，还是未知的、复杂的现实情况，想要真正解决问题，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国家自救可以借鉴个人化解危机的逻辑框架

  在明确了解决个人危机的框架之后，戴蒙德提出，国家可以借鉴个人化解危机的逻辑框架来进行自救。

  国家当然不是个人的放大或者集合体。但是，“个人特质和国家特质之间却存在某种关联，因为一国的文化为该国民众所共享，而且一国的决策最终取决于该国民众的观点，尤其取决于其领导者的关联，而其领导者也深受该国文化影响。”

  戴蒙德认为，从个人危机的视角出发，能够使普通读者更容易理解国家危机的复杂性。同时，“在个人危机的研究方面，人们已经取得不少成果，得出了个人危机的不同影响因素的发展路径，从而更好地理解国家危机的不同结果。我们会看到，有些个人危机的影响因素同样适用于国家危机。例如，遭遇危机的个人往往会得到朋友的帮助，陷于危难的国家也会向盟国求助。”

  基于个人危机与国家危机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相似性，戴蒙德提出了12点影响国家危机结果的因素：1.对国家陷入危机的举国共识；2.愿意承担责任；3.划清界限，明确需要解决的国家问题；4.从他国获得物质和资金方面的帮助；5.借鉴他国应对危机的经验；6.国家认同；7.诚实的国家自我评估；8.应对过往国家危机的经验；9.应对国家失败的耐心；10.特定情况下国家的灵活性；11.国家核心价值观；12.不受地缘政治约束。

  在书中，戴蒙德运用总结出的12点影响因素，针对芬兰、日本、印度尼西亚、智利、德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在各自特定的历史时期所遭遇的特定突发式的或渐进式的国家危机为案例，一一分析各个国家在应对危机时的应对政策和措施，以及最终所产生的或成功或失败的结果。这7个国家都是戴蒙德亲身所至，并且以个人危机的选择性改变的视角去做过观察的。在戴蒙德的分析叙述中，他再一次运用了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让人称赞的跨学科综合分析方法，展现了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功力深厚之所在。

  以跨学科视域理解世界历史

  19世纪中期的亚洲，日本处于最后一个幕府——德川幕府时代，对外实行“锁国政策”。1853年，“黑船事件”之后，日本与西方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引发了国内的政治变革。1868年，幕府统治时代结束，明治时代到来，拉开了明治维新的序幕。明治维新使日本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选择性变革，发展了国力。

  戴蒙德运用12点影响国家危机结果的因素分析了明治维新为何成功。首先，“黑船事件”让日本国内形成了需要“师夷长技”面对危机的共识。明治时代的日本尤其擅长借鉴他国经验。在对他国不同政治模式进行比较之后，在每个特定层面，日本都选择了最适合当时国情的政策。比如，日本的宪法和陆军受到德国模式的启发，海军借鉴了英国模式，民法典的初稿学习了法国模式，教育体制改革则取经于美国。当然，这期间日本也曾获得过外部力量的帮助，比如，英国的维克斯造船厂为日本建造了第一艘巡洋舰并为后来日本自行建造巡洋舰提供了模板。

  明治时代的日本和今天的日本展现出强烈的国家认同。“在日本国民和他们的领导者心中，自己的国家是独一无二的、更优越的，并且是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分隔开来的。这种信仰使日本人克制了明治时代的压力。”同时，明治时代的日本富有耐心，在改革中借鉴尝试了多国模式之后，才确定了最后践行并一以贯之的改革措施。这些措施中的一些不太容易被传统接纳的变革被包装了“创造性的传统”以获得大众的认可，“这种激烈的变革和对传统的保留并存的

  状态还体现了另外一项因素，那就是特定情况下国家的灵活性。”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分析，“日本作为没有陆地边界的群岛，和那些与其他国家共享边界的国家（如芬兰和德国）相比，在不受地缘政治约束方面处于相对优势地位。”

  在对一个国家进行综合性分析的时候，戴蒙德也进行了国家间的横向对比。书中有一处明显且中国读者较为熟悉的比较，是战后德国和日本对反思历史的截然不同的态度。戴蒙德指出，两次世界大战都为德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然而德国在一战和二战后的反应截然不同：一战后，德国民众普遍认为德国是受害者，国家的不幸并非领导者的责任；二战后，德国人摆脱受害者心态，直面那段耻辱，也因此与邻国成功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外交关系。相比之下，二战后的日本一直沉浸在受害者心态中，其在二战期间对中国和朝鲜半岛民众的所作所为，至今依然影响着中日关系和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关系。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剧变》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提出了12点影响危机处理的因素，而在于作者对于史实的分析，阅读这些分析，也许我们能够从中吸取一些教训。诚如戴蒙德所写，“我将继续书写历史，以期当我们想要借鉴历史时能够有据所依。我们尤其要意识到，尽管各个国家在过去经常面临危机，而且时至今日依然如此，但现代国家和现代世界在面临危机时，无须再像过去那样在一片漆黑中摸索前进。了解以往国家应对危机的成功或失败的经验，便可为当下的我们点亮一盏指路明灯。”

  全球性危机也会促进全球合作

  在讨论了个人危机以及国家危机之后，戴蒙德将目光投向了全球以及未来。他认为，核武器的爆发式增长、全球气候变化、全球资源枯竭，以及各地居民生活水平的差异等问题将会威胁到人类和全球的生活质量。面对世界危机，人类面临着更加强劲的阻碍。戴蒙德提出了解决全球问题的三条路径，其核心是各个国家、地域，乃至全球达成协定，共同制定措施来面对危机。

  近十几年来，随着医疗技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很久没有出现人类共同面对一个大流行病束手无策的情况出现。因此，在书中，戴蒙德并没有着重探讨分析传染性疾病的应对问题。但在上周的一场直播中，戴蒙德坦言，新冠病毒是首个公认的全球性问题，它不是发生在某个人、国家或地区层面的多重局部性危机，可能会激励全世界从此团结起来，精诚合作，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

  “孤立应对不能彻底消除新冠病毒，因为即使一个国家消灭了病毒，也不能消除病毒再次进入该国的可能性。这次全球性危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由战争或饥荒驱动，而是由传染性流行病所引起的。这意味着，除非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精诚合作，否则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将是安全的。大流行病的性质使得各个国家的风险紧密相连，这种相互依赖性促成前所未有的全球协作。”

  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并导致越来越多的壁垒之时，戴蒙德仍抱有乐观主义看法。我们当然能够利用戴蒙德的“国家危机解决框架”来理解与分析疫情之下各个国家的疫情应对方法。但真正打赢这场关乎全球的战争，路还很漫长。

  贾雷德·戴蒙德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学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奖、普利策奖和泰勒环境贡献奖获得者。他著有五本关于人类社会和人类演化的畅销书：《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性趣探秘：人类性的进化》《第三种黑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和《昨日之前的世界：我们能从传统社会学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