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一年高考时。近期，“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等热词的流行，都让人们的目光聚焦到“小镇青年能否通过考学改变命运”的社会现象上来，并由此引发了有关小镇青年困境、地域认同、考学制度等问题的思考与讨论。译林出版社最新出版的“ONE一个”阅读榜首作家路明的半自传文学作品《出小镇记》中，作者也是这样一个小镇青年。他在江南小镇长大，通过考学去到上海，读完了上海交大的博士，又留在上海的高校任教。但他始终觉得欠身后的小镇一个诚实的书写，于是写下了《出小镇记》。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陈曦

  知青子女、厂矿子弟的“归乡”中转站

  在《出小镇记》里，路明以孩提般的口吻、带有小说质感的散文笔调，讲述了一个孩子眼中，关于成长与变迁的故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个平静的江南小镇里，来了一群被时代裹挟的上海人，以及随父母迁徙的知青子女、厂矿子弟。这群少年奔波于小镇与上海之间，像反复的练习。有一天，他们离开小镇，奔赴各自的命运。

  路明于多年后回望少年时生活的小镇，小镇上的夏驾桥、龙王庙、糕点铺、街机房，隔代人的群像，纷纷以倒带的方式重建。《出小镇记》为读者呈现了小镇的水土风物、少年群像、代际情感与历史命运。历史洪流中的小人物，以淡墨疏笔画出自己的人生轨迹。

  成长于小镇的小囡们，在这里度过简单快乐的童年，也经历告别与离散。他们一起混进电影院看戏，到大澡堂窥探秘密。小镇少年对远方总是充满无限憧憬与想象，于是他们去夏驾桥看火车驶向天际，又久久地坐在江边看船。那些随处停泊的船，满足了一个南方孩子对游牧生活的想象。

  在《出小镇记》中，除了小镇青年命运的书写，还牵涉到历史与时代的特殊性。八十年代初的小镇，总人口不过一两万，却因毗邻上海，来了一千多“上海人”。他们来自苏北、安徽、江西、云南、黑龙江军垦农场、四川三线企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少小离家，辗转暂时落脚于此，又谋划着更进一步的迁徙。他们烧上海菜，讲上海话，看上海教育电视台的新闻，寄希望于子女，有一天替他们回到上海。而回上海最好的方式，就是堂堂正正地“考”回去。

  这一群孩子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小镇青年，又是知青子女或厂矿子弟。他们对上海的指向，既包含了小镇青年对城市的向往，又包含了作为知青或三线工人的父母所寄予的返乡的愿望。而实现这两者的方式仍然是同一个：考学。这一刻，社会意义与历史意义同时叠加在考学这一行为动作上。“考学”同时完成了知青子女与小镇青年的使命。

  对一个小镇出来的孩子，融入城市的过程是艰难的。路明并没有去写现代化城市景观、设施、生活方式对少年的冲击，而是另辟蹊径，描写了一段年少时朦胧的情愫、分别的忧郁：“我以为去了上海，我会很快喜欢上别的女孩。我错了。我像一株被连根拔起的植物，移入室内，从此告别了风和田野。因为过得不快乐，我像老年人一样热衷于回忆往事。”新鲜的城市生活并没有让小镇消弭于无形，相反地，小镇里通往女孩村庄路上的大片荷叶，成为“我”记忆中唯一诗意的事物。从细微处着笔，简洁平淡的语言，是《出小镇记》的特色。

  离乡者该如何定义城市，回望家乡

  不同以往，今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高三毕业生是在7月7日开始高考——这场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未来人生走向的考试，比往年推迟了一个月到来。其实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高考就安排在炎热的七月，小镇教室里连风扇都罕有。考生们就在盛夏的热浪中奋笔疾书，期待将自己送往更高更远的城市他乡。

  小镇青年通过考学改变命运，更进一步说，是“考学”带来的“迁徙”的可能，改变了他们原本的命运轨迹。

  从小镇起源，“迁徙”带来的问题又牵涉到更大的范围。对城市青年来说，当代大学生的城市迁移，其实同样面临着乡土认同的问题。对于外出务工人员，这一点更是无可回避，每年浩浩荡荡的春运大军都像在追问这个无解的难题。这也是《出小镇记》中隐伏的一个更普世的讨论：离乡者该如何定义城市，回望家乡？此心安处是吾家，用作者的经历来表述，便是书中藏书票页上的那句话：“也许只因为一些人，因为他们的包容和温暖，让‘我’愿意成为他们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