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亚·科托描写社会边缘女性生存境况的代表作《母狮的忏悔》中有一句话：“身为女性，每天醒来都是一场战争。”用“战争”状态描述女性们的生存境遇是否“夸大其词”？2016-2019年，界面、澎湃等媒体推出的中国“年度性别新闻盘点”的标题依次是：《性别：女》《女性的艰难一年》《性别平权的困境与希望》《遥远的平等》。家庭、高校、职场、公益圈等公共空间针对女性的性别歧视、性别偏见、性骚扰、性暴力、性侵犯、厌女症仍旧广泛存在，婚恋关系、消费社会和新技术中的女性物化也并不鲜见。觉醒的女性意识正在与落后的现实世界进行激烈的碰撞，2020年会不会好一些？陈春秀等女性遭遇的高考顶替、王振华猥亵女童案、《2020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中让人灰心的现实……这一切将成为我与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女士进行当下女性写作的对话的基本背景。

  许多人开始关注“女性写作”

  何同彬：从你早年阅读思考《浮出历史地表》、写出博士论文《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出版《姐妹镜像：21世纪以来的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到后来在北师大开设“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课程、向127位作家发出“我们时代的性别观调查”、策划出版《2019中国女性文学选》，再到今年与季亚娅合作在《十月》推出“新女性写作”，这么多年你一直致力于在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维度之上，兼具宏观与微观的多重视角，探讨中国女性生存状况、女性写作的现状和未来，是什么样的观念和力量在支撑你做这样一个艰难的工作？最大的收获和最深的沮丧是什么？

  张莉：很高兴能有机会和你讨论女性问题。两年前，我意识到自己从事的女性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学现场、与当代文学创作出现了严重脱节，那么，怎样将女性文学研究与女性生存、我们的现实联系在一起呢，于是就有了性别观调查。我将这个调查视为一种“行动”，编辑女性文学选、开设女性文学课以及推动新女性写作专辑，我都视之为行动的一部分。整体而言，做文学研究，我认为要有行动力和现实情怀，不能“躲进小楼成一统”。

  最近我在读阎连科老师的《她们》，记得当时性别观调查时他回复说，他曾和刘剑梅老师讨论女性问题，而这个调查则让他重新审视自己的写作，并且手写了七页纸的回答传给我。而一年多以后，我就读到了《她们》，阎老师那么赤诚地剖析和反省自己、以另一种方式书写自己身边的女性亲人，我对此深为敬重。在一个访谈中，叶弥老师也说，因为性别观调查，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性别身份。当然还有另外一些同行以另外的形式反馈，我提这些是想说，做性别观调查和“新女性写作”这些工作，一方面希望全社会更关注性别问题，另一方面，从专业领域来说，还是期待落实在作家作品里，对中国文学创作多少有些影响。

  所以，最大的收获是许多人开始关注性别观问题，开始关注“女性写作”了；通过这些工作，我认出和收获了许多“同道”，我很珍惜。借这个机会，要感谢一下小说家路内老师。去年妇女节，关于性别观和路内老师进行过两次私下讨论，很受启发，后来就有了今年“文学创作与作家性别观关系”的调查。

  一度对当下的女性写作有失望之情

  何同彬：在你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女性文学和女性写作的梳理中，你发现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作品构成了光彩熠熠的当代女性文学史，这些作家、作品在我看来真正表达了女性的困境、彰显了她们鲜明的女性意识和反抗男权中心的勇气。但是，这个传统很快中断了，按照你的说法是，“女性写作”成了一个“麻烦”，“出现了某种停滞的状态”：“一方面，中国社会的性别观念和性别意识在发生重大而悄然的变革；另一方面，中国女性写作及当代文学作品中的性别意识却让人心生遗憾。”我也深有同感，虽然在公共空间和社会生活领域，女性们为了追求平等权利、维护自身利益的努力遭遇了很多困境，但是她们很多人正在前仆后继地成为勇敢的“打破沉默者”（silence breaker）,觉醒的女性意识、平权意识也越来越被社会大众所接受，而女性写作却鲜有旗帜鲜明、影响深远的话语、文本呼应。

  张莉：是的，会有非常大的反差，我曾经非常困扰于这个问题，一度对当下的女性写作有失望之情。

  何同彬：我也看到了你表达过你的失望，用你的话说就是：（年轻一代女作家）不要说没有在前人的认识上更进一步，连我们时代最应该理解到的性别关系都没有认识到。你觉得出现这样一种错位或悖谬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张莉：原因肯定很复杂，首先跟创作者自身有很大关系吧。一些创作者的写作中，有“察言观色”的气息，这种察言观色使许多人左顾右盼，不愿意触碰当代女性生存中的真实困境。前几天，一位很好的作家，读了《远行人必有故事》中关于女性写作的一篇，很诚挚地写微信说，她也意识到了自己在性别问题上的躲闪，我就跟她开玩笑说，相信你很快就能成为“直挂云帆的姐姐”，虽然我们没有深谈下去，但都明白彼此的意思是什么。——要成为一骑绝尘的写作者，就要直面我们时代女性生存的某种“坚硬的真实”。

  何同彬：有没有一些年轻的女作家在这方面要做得好一些，或者表达、塑造出了“另外一种”同样有说服力的女性主体意识及相应的独特文本？

  张莉：这次新女性写作专辑给了我不同的视角，这些作品呈现了对日常生活权利关系的深度理解和认识，接近我对新女性写作的理解。孙频在《白貘夜行》里对于女人的幸福是什么的细密书写；张天翼在《我只想坐下》中对于男女关系的犀利探底，包括对“贤惠”这个词的敏感；文珍在《寄居蟹》中书写的女孩子对于情感关系的病态依赖；金仁顺《宥真》里对著名诗人与普通女诗人之间性别权利关系的复杂认知；蔡东《她》中的男人对妻子的追忆错位；叶弥《对岸》中男女关系的模糊性；淡豹《山河》中对单亲家庭关系的书写；乔叶《小瓷谈往录》中的多样情感样态……这些书写多元、丰富、敏感、纤细，但同时也有穿透力。当然，专辑里还有一部分是诗歌，翟永明、林白、周瓒、戴潍娜和玉珍的诗都各有锋芒，每一位读到诗的人都能深切感受到。

  “新女性写作”是一个愿景，而非尺子

  何同彬：你对你所倡导的“新女性写作”有过非常清楚的界定、描述，简单概括如下：“强调写作者的社会性别”，“将女人和女性放置于社会关系中去观照和理解而非抽离和提纯”；“看重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隐秘的性别关系”，“认识到两性之间的性别立场差异其实取决于民族、阶层、经济和文化差异”；“强调写作的日常性、艺术性和先锋气质，而远离表演性、控诉式以及受害者思维”；“看重女性及性别问题的复杂性”；它是“丰富的、丰饶的而非单一与单调的”；它“和现实中更广大的女性在一起、感同身受，以独具女性气质的方式言说我们的命运”；等等。我曾经在评论“新女性写作专辑”中的翟永明诗歌的短文中，表达过对这样一种看起来颇具共通性、旗帜鲜明、目标一致，同时又显得有些抽象、含混的写作的理想主义姿态表达过“怀疑”。你有没有担心过这样一个概念和写作范畴最终变成一个空洞的口号？

  张莉：这个问题好尖锐啊（笑）。我先跟你说自己组建新女性写作专辑时的担心。其实是冒险，我之前没有和作家们直接沟通我对专辑的设想和我对新女性写作的理解，约稿都是季亚娅老师来做的，她为专辑付出了很多。作家们只知道会有女性写作专辑，除了截稿日期有约束，其他非常自由。我的意思是，我和作家们没有经过沟通，是“背靠背”。另外，专辑的作家们对何谓理想的女性写作的认识也谈不上完全一致。没有统一口号，也没有理想设定，但是，只要意愿一致就够了，接下来就各自独立去写作。我认为所有的理解都应

  该落实在作品里才好，我很满意这种松散。而庆幸的是，对于新女性写作的理解，在作品完成后我看到了基本共识，这些作品如此受关注恰恰也说明了这一点。

  我知道，文学中的很多概念都是一种假定、一种理想化的界定，而创作则是一种时时会溢出边界的实践活动，所以，我只将我的“新女性写作”视为一个愿景，而非尺子。是的，我读到了你的文章，很有穿透力和启发性，某种意义上说我也有同感。我认为，在学术领域，“怀疑”是必要的，也很珍贵。但是，怎么说呢，命名可以讨论，但行动也是必要的，而我的目标其实很明晰，就是力所能及地使“新女性写作”回到文学现场、重新被认知，因为它深有意义。专辑推出后收到了良好的反应，我也很欣慰。

  对了，要特别提到，我前几天认真阅读了《钟山》杂志的女作家小说专辑，设计精良，用心良苦，作家们的写作也都各有特色，我非常喜欢。我要郑重向贾梦玮主编和你以及这个专辑的作家们致意。也许我们彼此对女性写作的理解各有不同，但作为深具先锋气质和文学影响力的杂志大手笔推出一系列女作家作品，在我眼里便是一次深有意义的文学行动，是与一种文学理想的遥遥应和。在我的理解里，新女性写作是深具包容、开放和弹性的概念，它需要更多的同行去充实、丰富、完善。

  何同彬：其实我这个“尖锐”的提问的确也有问题，“新女性写作”作为一个主张和行动才刚刚开始，我们对它有理想化的期待是很必要的，而“行动”的重启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此外，谢谢你对《钟山》“女作家小说专辑”的肯定，我个人其实现在更信任女性作家的写作。最后一个简单的问题，你对性别平等的未来和女性写作的未来有没有信心？依据是什么？

  张莉： 120多年前，中国女性是要缠足的，不能进学堂，后来，即使进学校了也不能和男人一起受教育。最终我们能实现男女同校，是与兰州一位普通女学生邓春兰有关，1919年夏天，她写信要求来北大读书，当时的媒体敏感意识到这是改变的前奏，于是开设专栏进行讨论，一个女学生的愿望后来成为全社会的愿望，1920年元旦，蔡元培先生宣布北大开女禁。我想，是那时候的社会土壤推动了性别平等的实现，土壤对于改变太重要了。

  1919年春天的时候，谁会想到那位普通的女学生将做出改变我们社会命运的行动呢？1930年的时候，谁能想到那位叫张乃莹的东北女孩儿日后会拿起笔书写，成为我们文学史上著名作家萧红呢？她们的出现受益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受益于她们所在时代的社会与文化土壤。这些年，每每感到气馁时，我都会想到这些。今天，我们社会对性别问题越来越关注了，年轻一代也越来越有思考力了，这些都让人看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