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郁
英国小说家安吉拉·卡特的传记《卡特制造》，提到了安吉拉·卡特有一次在布达佩斯希尔顿酒店参加国际作家大会。这个会议的目的是提供一个国际交流的平台，在翻译的帮助下，展示来自各国作家的生存现状。到场的有很多世界文学巨擘：法国新小说的代表人物阿兰·罗伯-格里耶、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和理查德·福特，英国作家有保罗·贝利、石黑一雄和安吉拉·卡特等。
在开会间隙，保罗·贝利与卡特大多数时间都坐在一起，面对正襟危坐、侃侃而谈的上台作家，他们在下面窃窃私语，笑个不停。某天，桑塔格讲座，具体讲了啥不知道，贝利只记得大概内容是桑塔格在吹嘘：“我5岁时在读狄更斯。不到10岁，我就开始阅读真正的大部头，比如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旁的卡特侧身过来对贝利说了句：“你信吗？”
卡特和桑塔格都是我喜欢的作家，本来看她们同框还觉得挺有意思的，但是不用想，一个个都是桀骜不驯的人物，自然是谁也不服谁，见面互掐是很有可能的，也不知道她们私底下有没有过多接触。不过上面提到的小段子，倒是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作家们的自我吹嘘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
桑塔格5岁时读狄更斯，10岁读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有点不可思议。但不得不承认，桑塔格确实是个很早慧的人物，她的传记中说，桑塔格3岁开始阅读，但这里的阅读大概也就限于漫画之类的，她6岁的时候去学校读书，一周之内跳到了三年级，也是在6岁开始了“正确的阅读”——也就是说放弃了漫画等识字书，开始进入真正的文学作品。她7岁的时候养成了看完一个作家主要作品的习惯。她留下的日记最早的日期13岁的时候，已经开始在读纪德和托马斯·曼的《魔山》，并在日记中留下了自己的评价“《魔山》是要读上一辈子的”。
卡特质疑桑塔格，用贝利的说法就是“她完全不会对名人另眼相看，哪怕别人把他们捧上天，她有自己的判断”。其实这种判断是正常的，卡特的晚年何尝不是如此呢？在《卡特制造》中，传记作家埃德蒙·戈登提到了另外一个细节——1987年，卡特打算创作一部新作，灵感来源于莎士比亚晚期的喜剧，但又融合了安吉拉·卡特式的华丽与癫狂，这就是后来出版的《明智的孩子》。在接受媒体的访谈中，卡特有时候会告诉采访者，她对莎士比亚的喜剧烂熟于心，因为她在10岁前就读完了“大部分莎士比亚”。针对这个细节，戈登在传记中评论说：“我们有理由怀疑她没有——她准备高等水平测试时的笔记本记下了她对几部重要剧本最早的感想——但她完全有可能（基于她母亲对她的偏好）不满10岁就接触过一些莎剧。”
你看，如果我们对作家的生活仔细追根究底的话，总能发现这些自相矛盾的所在。当她质疑别的作家自我神话的时候，也不免建构起自己的神话形象。谁也无法免俗，卡特没有建构自己的阅读神话，她的童年已经有电视可以看了，她早年的阅读启蒙主要是奇幻和童话作品，这些故事对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童话故事的变形和异化，所以说，少年时候的阅读很重要。
这其实也让我联想到自传和传记作家的传记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在自传中，作家总是不由自主地美化自己的形象，尤其是自己早年的形象；而传记作家的一个作用就是给作家的这种传奇形象去魅，把他建构的自恋形象消解成一个普通人，总是为琐碎的生活而烦恼。这也是很多作家反对传记作家存在的一个原因，正如诺奖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所言，一想到有人正在写他的传记，内心就惶恐不安。
■好书试读
21岁那年，我经历了个人职业生涯中最严重的一场危机。我在波士顿长大，是家中的长子。我的父母都受过高等教育，父亲是哈佛大学的教授，母亲是语言学家、钢琴家和教师，是他们的鼓励让我对求知充满热情。从一所很优秀的中学（罗克斯伯里拉丁学校）毕业后，我进入了一所很棒的大学（哈佛大学）。我在学校里如鱼得水，每门课成绩都很优异，本科期间就已完成了两项实验研究项目并发表了相关成果，以班级第一的成绩拿到学位。受到投身于医学的父亲影响，再加上愉快顺利的本科阶段研究经历，我决定攻读生理学实验科学方向的博士。1958年9月，我进入当时生理学专业排名数一数二的英国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到剑桥大学读书对我来说还有其他的吸引力，包括第一次远离家乡，可以去欧洲旅行，还有说外语的机会，那个时候我已从书上习得6门外语。
很快我就发现，比起罗克斯伯里拉丁学校和哈佛大学的课程，甚至是我在本科时期的研究经历，英国的研究生学业要难得多。
——《剧变》[美]贾雷德·戴蒙德
中信出版社
哎呀，我这脑袋瓜儿出了啥问题？
这可咋办，从今往后我这一个人，叫我咋办？
咋办咋办？可不就该咋办咋办。
多大点事儿啊？有我在呢。你和我，到最后都拴一块儿。
哎呀，你到底是谁啊？
那还用问啊？我就是你，你就是我啊！
桃子一个人坐在那儿“咻咻”地啜茶，听着一连串好像大坝决堤一样奔腾而来的东北方言。这些声音从她的身体里不断向外涌现。
——《我将独自前行》
[日]若竹千佐子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