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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5月17日 星期 放大 缩小 默认 3 上一篇 >>返回首页
如果记忆不可靠
回忆录还有什么用
  《伪装的艺术》 [美]本·雅格达 著 王喆 殷圆圆 译
  未读·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0年4月

  □林森

  有两种类型的作家,一种是莎士比亚和狄更斯类型的,他们创造出了一大批跟自己绝不相同的人物;还有一种是福楼拜、菲利普·罗斯类型的,他们对自我非常感兴趣,几乎每本书都是自己经历的变形。这是英国文学批评家詹姆斯·伍德在他的书中对作家类型进行的一个简单的区分。但其实,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从来都不是截然分明的。所以像卡佛这样的小说家才总结出了这样一条规律,最好的写作是一点点自传性加上大量的想象。

  我的意思本来是想说,如果想看真实性的文本,可以去读回忆录(自传)这种传记文本,但转念想,回忆录就是意味着真实吗?美国文化评论家本·雅格达针对传记写了本书就叫《伪装的艺术:回忆录小史》。“伪装”的意思就是我们以为的真实可能是虚假,我们以为的虚构,本来就掺杂着真实。加上近些年流行的“非虚构”写作更是如此,在新闻真实性的基础上进行文学性的加工,大多数写作都是由此发端。

  在《伪装的艺术》中,雅格达提到在西方传统文学中,自传完全聚焦于作者自身,而回忆录则关注其他的人物和事物;但是又提到法国文学中的区别,自传是留有大量的想象性空间,而回忆录则比较准确和真实;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纪,回忆录又发生了变化,作者已经不再纠结真实性问题,如果我不记得那些细微的差别,我可以编造,因为故事比记忆的真实性更重要。所以,基本上,我已经分不清自传和回忆录到底该如何区分。

  人的记忆是非常奇妙的,比如我们会选择性记忆。但是有时候,原本以为再也不记得的事情,突然从记忆的脑海里冒出来。我们深信不疑的事情,可能会出错,我们犹豫不定的事情,也有可能是正确的。

  在《伪装的艺术》中,雅格达提到了我们的记忆总是不经意地曲解过去:比如人们会根据自己的意愿,对自己过去的经历进行美化;人们会用现在的知识去分析过去的事情;我们会对过去的记忆进行精心的编排加工;以及记忆会在人们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说来说去,记忆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创作者,它会在不知不觉中塑造你对过去的认知,而且这种塑造充满了戏剧性,变得更引人入胜,就如同文学加工一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写作只不过是对记忆创作机制拙劣的模仿。

  卢梭的《忏悔录》之所以长盛不衰,并不是他准确地记录了某时某刻发生了某件事,而是他足够坦诚地呈现出了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的复杂面。另外,卢梭也改变了我们对自传的认知,比如他把写作的重点放在“强调内在的生命(思想和情感)而不是外在生命(行为);重点关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承认平凡小事(比如偷丝带之后的小小谎言)也可能像一场大战一样带来惊天动地的后果,甚至更严重”。

  传记这种文学体裁给了写作者很大的灵感,让他们开拓了新的领域,比如开篇提到的那种文学中的分类,既然传记做不到足够的真实,虚构也就顺理成章了,我们当然可以把自己的人生完全写成小说。二十世纪很多经典名著由此诞生,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托马斯·沃尔夫的《天使·望故乡》,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等等。

  传记文学的模糊性也催生了更高明的创作技巧。比如美国小说家菲利普·罗斯,几乎每部小说都是他变形的自传,从他的某段经历中找寻到写作的灵感,由此衍射出无数的化身;另外是小说家库切,同样也是一个把传记这种体裁写出花样的人。在他的小说中,他虚构了作家库切之死,假托传记作家的笔法给库切写作了一部传记。这种后现代主义的写作手法,让文学与传记之间的界限真假难辨,也让文学魅力丛生。

  ■好书试读

  黑暗中有一只手,握着一把刀。刀柄由乌骨制成,打磨得锃亮。刀刃比任何剃刀都来得精致锋利,倘若划过你的皮肤,你甚至不会知晓自己被划伤了,起码无法立刻发觉。这把刀已近乎完成被带到这间屋来的所有使命,刀刃和刀柄都已经被鲜血染湿。

  临街的门依然开着,只开了一道缝,刀和持刀的男人就是从这道缝溜进来的,随之而入的还有一缕缕在夜间蜿蜒缭绕的雾气。杰克之一在楼梯平台上停下脚步,左手从黑色外套的口袋里拉出一块白色大手帕,将刀和戴着手套握着刀的右手擦拭干净,再把手帕收好。猎杀即将告终。他将女人的尸体留在床上,男人的尸体留在卧室地板上,大一点的孩子的尸体留在她色彩鲜艳的卧室里,周围是她的玩具和一些模型的半成品。还剩下小的那个,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孩,解决掉这一个,他就大功告成了。

  杰克之一活动了下指关节。毕竟他是专业的,或者说这是他对自己的要求。在工作完成前,他不允许自己露出笑容。他的头发是黑的,眼睛是黑的,由纤薄的羔羊皮做成的手套也是黑的。

  ——《坟场之书》

  [英]尼尔·盖曼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卢多维卡从未喜欢过面对天空。从她小时候起,开放的空间对她就是一种折磨。每次离开家门,她都感到脆弱无助,就像一只去掉外壳的乌龟。很小的时候,六七岁吧,不管天气如何,要是没有一把巨大的黑伞保护,她就拒绝去学校。不管是父母的恼怒,还是其他孩子残忍的挖苦,都无法让她动摇。后来,情况好转了一些。直到发生了她称之为“那个意外”的事件,之后她回过头来看那种原初恐惧,觉得那就是先兆。

  ——《遗忘通论》

  [安哥拉]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萨

  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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