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意识近来一直是被讨论和关注的热点。继2009年出版《我与父辈》之后，当代著名作家阎连科书写家族女性的长篇散文《她们》与读者见面。
该作通过一个家族的女性命运，得以窥见几代中国女性的生活经验和人生境遇。书中，作者回忆了母亲、姑姑等母辈的生活故事，也书写了同辈的姐姐、嫂子们的生活，一直写到与孙女辈的相处，写到了女性人生的不易和女人个性中的光辉……我们从中可见生命的延续与岁月的变迁，以及新时代以来女性变化的生存条件与不变的生活困境。
早在10年之前就萌发了书写《她们》的念头，可阎连科却迟迟无法动笔，因为隔着性别的差异，“她们”让阎连科觉得熟悉而又陌生。直到有一天，阎连科突然明白，那些他所熟悉的“她们”，他的母亲、姑姑、姐妹、家乡的其他女人们，与这个世界上、这个国度里所有的母亲、姑姑、姐妹并无本质不同，她们都是一样裹挟在这个时代里，开始了自己的人生和营生。于是，10年念念不忘的等待和煎熬终于落笔成文。
同《我与父辈》一样，由于写的都是至亲的人，《她们》的文笔也是饱含温情，充满着对女性的关怀和体谅。对于往事追忆，也使得作品宛如蒙上了一层岁月的薄纱，深情而又动人。书中的一些“聊言”部分还摘录了一些经典的段落，引用了一些关于女性的学术思想，作者对女性性别上的专业论述和深入思考可见一斑。不过，阎连科建议读者还是将《她们》当作一本写女性的散文去读，而不是专门论述女性主义的学术论文，这样才能获得阅读的乐趣。
“她们是和所有男人一样的人，她们也是和所有男人不一样的人。”看清了女性的命运，也就理解了生活。正如书中所言：无论是“作为女人的人”，还是“作为人的女人”，她们首先都是人。而作为人的首要条件就是理解和爱，不是疏远、嫉恨和隔离。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陈曦
不是一部女性主义的书，是家族女性的散文
读品：从《我与父辈》到《她们》，之间隔了10年。是什么念头促使你在10年后突然有了书写女性的强烈愿望？
阎连科：在2009年《我与父辈》出版后，口碑和市场都超出原有的预感，于是做出版的朋友提出希望趁热再写一本我家族女性的系列散文作为《我与父辈》的姊妹篇推向市场。之所以没有写，是我不想用认识父辈那样的目光去认识我家族中的女性。另一方面，《我与父辈》那样的书，除了写作中的情感痛苦外，就文本来说，没有写作的难度，没有文本的探求和创造，所以就没有写它。没有去写，但一直没有忘记。
我的写作习惯是，每写完一部长篇小说，接着写一本散文、讲稿或别的东西，来作为两部长篇之间的调整。2019年初，新的长篇小说《心经》完稿了，再写点什么作为两部长篇小说之间的调整这个问题来了，当然，这时我家族女性长篇散文的念头就又到来了。而恰在这时，我在香港的科技大学，每天傍晚都会和科大的刘剑梅到海边散步，刘剑梅是典型的女性主义者。
就是这时候，我觉得我可以写这本《她们》了。强调一点，《她们》不是女性主义的一本书，她是一本从“女性”视角去写作“她们”的一本家族散文。
读品：身为男性作家书写“她们”，会遇到哪些挑战？
阎连科：没有什么挑战。我知道我是写散文，而不是写“女性主义”，此前，我几乎没有读过什么女性主义的著作，这主要就是因为从刘剑梅那儿借到了七八本关于女性主义的各种书籍，有的细读，有的了解。这种阅读和了解，除了弥补自己对女性主义的一无所知，就是如何在写作中磨去、割除“男性主义”或“男权意识”，让自己对女性有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尊重就是一切，有了这份尊重，这本书写起来就没有难度了。如果说难，就是我身体不好，一天只能写作三个小时，就这样坚持十天半个月，也要休息几天。今天对于我，写作最大的难度就是真的“力不从心”了。
家庭决定着作家会成为什么样的作家
读品：《她们》是自传体小说还是非虚构或散文？能谈谈原生家庭对你写作的影响吗？
阎连科：千万不要把《她们》理解为自传小说，甚至也不要理解为“非虚构”写作。我认为，非虚构写作应该更偏重与人类和社会的重大问题和历史事件，但散文可以更偏重个人情感化和内心化。一句话，散文可以更多的是面对个人的世界，非虚构更多的是面对他人的世界。总之，《她们》我是当成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散文去写的，如果当下一定要把它归为“非虚构”，也不是不可以，也自有它的理由。
另一点，原生家庭对一个家庭对一个作家写作有什么影响？我想，什么样的家庭——原生、非原生或者其他家庭的样式，都对作家的成长和写作构成一种影响。莫泊桑从小父母感情不和而分居，他一直跟着母亲成长并接受教育，之后成为了我们今天认识的莫泊桑。普鲁斯特出生在完整的原生家庭，家境很好，但他却是一个极度敏感脆弱的人，他的母亲给了他无边而细腻的爱。美国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16岁时父亲死于红斑狼疮，使她的人生极度痛苦和艰辛，因此她成了特别能面对丑恶、黑暗的写作者。卡夫卡因为父亲的强悍让他成了一脸忧伤的写作者，连他的那双眼睛都充满着苦大仇深的忧郁感。杰克·伦敦19岁就成为家庭生活的顶梁柱，所以他的小说永远是在和困苦作战并最终成为战胜困苦的人。
每个作家的写作都无法离开家庭的影响和成长背景。这个家庭是原生的好，还是非原生的好，这是不能去比较的。没有贵族的家庭就没有今天的托尔斯泰，没有穷困潦倒、一生坎坷的家庭和命运，就没有今天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家庭不是作家成长的土壤，但什么样的家庭对于作家成为什么样的作家几乎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写作敢于面对某种真实，就是一种自省
读品：《她们》中您回忆往事时写到重逢当年的相亲对象，慌忙躲进公厕；面对父亲和三叔家的骂战，不知所措。您非常坦诚地说，这是自己软弱的表现。但在读者看来，这是一种对待写作无比赤诚的态度。您认为，作家在文字中的自省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阎连科：作家的自省是一种坦诚和真实。坦诚如果不能说是“品质”的话，至少可以说是我们说的“实在人”。无论做文章还是做人，我们一定都希望和实在人呆在一块，和实在人一起心里踏实。表现在写作中的实在，就是坦诚、真实、不虚伪、不做作。一句话，写作敢于面对某种真实，就是一种自省。所有敢于面对真实的作品，一定是敢于自省的作品。我不能说我的作品多么自省，但我确实在写作过程中自己是真实的、实在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尤其是散文和非虚构这样的写作。
读品：《她们》的写作对象跨越三代。面对几代中国女性的人生境遇，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阎连科：《她们》是写了几代的女性，但一定要记住，它是写了那块土地上的几代女性，是那种文化上的几代女性的命运和很简单的思考。那块土地上的女性，当然也是中国女性的参照和缩影，但中国太大了，南北文化的差别、城乡文化的差异，沿海地区和南北方文化的差别，内陆地区和边境地区的文化差别，还有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别。这些文化的差别，也决定着女性的差别。我幸运的是我是河南人，中原地区，这儿的文化在中国有一定的代表性，所有那块土地上的城市的女性也一定有代表性。
读品：家乡那片土地上的女性经受了很多苦难，但“她们”最终却没有沦为祥林嫂那样的抱怨。
阎连科：她们中间有很多祥林嫂那样的人，比如《她们》中我的大姐、表姐。比如《她们》第七章中的“方榆花”。我其实没有回避这些，只不过在这本书中，我的视角不让我把过多的笔墨放
在这一点，而是更多地关注了她们乐观、坚韧和面对男人和命运的独立和微笑。
希望大家读了《她们》，对女性多一些尊重
读品：除了讲述她们的故事，书中还设置《聊言》来对女性主义进行深入思考。请问您设置《聊言》的目的是什么？
阎连科：《她们》中的“聊言”确实是这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看，好像“聊言”都是聊的女性、婚姻、平权和女性主义什么的，那其实是相当皮毛和浅薄的。所以，务请大家把它当成散文、随笔、杂感去读，这样读者读起来有一种趣味和轻松，也更多地可以谅解我在“聊言”中的简单和不严谨。
读品：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去改善“她们”的处境？
阎连科：我们不能为中国的女性做什么，但有一点，如果我们能对现实生活中的女性——无论她们是都市人还是乡村人，她们是八十岁还是几岁十几岁，我们做什么都不如对她们有几分理解和尊重。尊重是最应该做的和改变的，如果大家读了《她们》，在对女性的尊重这一点上有一点改变和变化，那么这本书就有些价值了。
读品：自2015年，您在人民大学写作班担任授课老师，辅导过很多青年作家，其中包括许多女性作者。可以谈谈她们给您留下的印象吗？
阎连科：我们的写作班其实非常特别，我们是一个“阴盛阳衰”的创造写作研究生班。在老师中，我们有著名作家梁鸿和张悦然。她们两个不光是作品写得比我好，而且梁鸿其实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张悦然是非常独立的人。在我们的同学中，有孙频、崔曼莉、杨薇薇，下一届有盛可以、蒋方舟，再后来有谢络绎、常芳、晶达、苏更生、边凌涵、吴纯以及现在还在校的几个女作家，她们个个读书很多、冰雪聪明。我经常说，我们这个研究生班不是老师给了学生什么而是学生改变了老师什么。如果说对这些女作家有什么感触的话，就是她们要更独立些、更自我些，这就是我的关注吧。
读品：您总是回避谈论女性主义这一问题，但《她们》的第六章本质上就是一篇有关女性的论文——“第三性：女性之他性”，这篇文章接续了西蒙娜·波伏娃的《第二性》和安托瓦内特·福克的《两性》，你提出了女性的“第三性”，已经有批评家认为这是你对“现代性别理论的一大贡献”。
阎连科：一定不要说我对现代性别理论有贡献的话。在第六章的开篇我就说，一定不要把这一章当成论文看，一定要当成散文、随笔读。当然，如果“第三性：女性之他性”如果能引起对现代性别关注的读者——尤其是女读者的关注，我会感到欣慰，非常开心。能够引起讨论终是一件好事情，但同时我们要注意，散文、随笔有了某种“理论”的功效，那么散文和随笔，作为文学体裁也算拓宽了固有散文的疆界。在散文疆界的拓宽上讨论《她们》我会比较踏实，如果说拓宽了现代性别的理论，我会很不安，我担心有无数的批评和板砖一样砸在我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