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兴人徐风以紫砂写作而闻名，长篇传记《布衣壶宗：顾景舟传》曾入选“2015中国好书”。新近出版的非虚构文化系列散文《江南繁荒录》，是徐风的一次“壮年变法”，他把观察的对象从紫砂器皿转向了更为广阔的江南世俗生活，在一壶一茶一寺一碑一谣一人等风物人情的细节中，梳理出水乡江南的人文脉络。历史与现实，繁华与荒凉，道不尽的是江南源远流长的风骨品格、沧桑流韵。视野虽限于江南世情，笔力却深至人心魂魄。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陈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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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繁荒录》一书主要以徐风的家乡宜兴为“根据地”，之于整个江南，地理范围上着眼是比较小的。但宜兴地处苏浙皖交界处，是所谓“一鸡鸣三省”之地，几乎囊括了江南地域的所有特点：风景秀丽、物产丰饶、崇文重教、人杰地灵。在徐风看来，宜兴的历史故事，连接着一部中国古代文明史，它的每一个褶子，都是对江南文化的最好诠释。
徐风在书中讲了一个老故事，说是在古代宜兴，一个男人如果没有读过书，则须年满三十六岁才可进入本家祠堂参与祭祖，而如果识文断字，读过四书五经，哪怕三尺童子，亦可自由出入祠堂，祭祖时更可以先于不识字的长辈磕头。由此可见当地崇文尚学风气之盛。
山水与人文的深度纠缠，让宜兴人才辈出。四状元、十宰相、三百八十五进士，这是宜兴历史上的荣光，不说也罢。徐悲鸿、吴大羽、钱松喦、吴冠中、尹瘦石，这些现代书画名家，都是从宜兴的山水间走出去的。从宜兴走出的教授学者据说有六千多人，包括大名鼎鼎的周培源、徐铸成、储安平等。
徐风选取的江南人物，避开了以往文人笔下才子佳人的脂粉气。他更看重书中人物身上那种一诺千金、步步如钉的精神。富饶的江南从来不是空中楼阁，绝不是夜夜笙歌就可以富甲天下的。
经由徐风的钩沉和书写，这些人物从历史典籍或民间逸闻中走出，被赋予了愈加清晰深刻的面影：改过自新读书、最后凛然战死的周处，与苏东坡交好并与苏家结成婚姻的单氏兄弟，丈夫岳飞被迫害致死后坚守家业、替夫伸冤的民女李娃，梦想回乡隐居修园却身死战场的抗清名将卢象升，一锤一凿修出名胜善卷洞与张公洞的储南强，已有婚约仍与徐悲鸿私奔、耸动全城的蒋碧微，以强悍犀利出名的外交官沙祖康早年读书生活的困顿，剑走偏锋的台球天才少年丁俊晖“不读书”的背后境遇……
透过这些人物，你会发现，比起想象中温软呢喃的江南性格，他们身上更多的是坚韧、坚守、坚固，甚至于烈火肝胆、血性十足，这才是真正的江南禀性。非若如此，何以有宗族壮大，何以有自古繁华，何以有耕读传家文脉未断。虽是一地风土，却是整个江南缩影，暗藏着中国文化的根脉。
有别于一般的江南叙事，徐风的书写着眼于江南的繁与荒。江南的繁盛与繁华，人们都熟悉，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人文历史上，至今如此。但江南的“荒”却令人有些陌生，荒在何处，为何而荒？
徐风说：“说到底，江南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她的生长与消停、繁华与荒芜，始终跟国家民族的命运是一体的。这里的‘荒’，或是荒芜，因了战乱与纷争，祸及人们的物质需求与精神安放；或是荒凉，以人文角度考量，那是对物与精神的颠倒与重置，其中或有‘天灾’与特定时期的‘人祸’因素；或是荒歉，那是对本该丰收的年景里，却收获一片荒凉的拷问；还有一种荒落，是过于精致的文化带来的生命力的衰退。总之，我想以一种平白的中国话语，去构建一部有生命温度的江南沧桑大戏，看似温柔的面纱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庐山真容？其间多少传薪，多少相守，多少歧义，多少蜕变，多少新生，多少希冀，值得我们在守望中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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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风土生土长于宜兴，宜兴人应该有的东西他身上都有。宜兴出好壶也出好茶。徐风爱茶也懂茶，爱壶也懂壶。于是，壶与茶就成为他特别重要的创作题材。徐风的小说也好，散文也好，许多都在谈壶说茶，所以被人称作“紫砂文学”。其实徐风之前也写过不少非紫砂题材的小说散文，得过大大小小的奖，但是大家都只记住了他后来写紫砂的那些作品。徐风说：“这得感谢王蒙先生的点拨。2005年他来宜兴采风，建议我写紫砂，他开过一句玩笑：写紫砂我们写不过你。但这句话对我启发很大。”
2005年，徐风完成了紫砂工艺大师吕尧臣的长篇传记《尧臣壶传》，紫砂界的人很好奇，他们没有见过，写紫砂还可以这样写。2006年，徐风遇到紫砂界年龄最大的寿星，也是“七老艺人”中唯一健在的蒋蓉大师。坐在轮椅上的蒋蓉对他说：“你帮吕尧臣写得那么好，我的故事比他还要多呢。”之后蒋蓉接受了徐风三个月的采访，这就有了《花非花——蒋蓉传》一书。
写顾景舟时，徐风已经写了五六本紫砂题材的作品。顾景舟是民国以来紫砂界绕不过的泰斗人物，过去轻易是不敢写他的。但是，到了2013年，徐风感觉已经走到一座山下，这座山就是顾景舟，他有了一种欲罢不能的写作冲动，之后的两年时间内，为了写好《布衣壶宗——顾景舟传》，徐风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在徐风多年好友、作家潘向黎眼里，徐风在宜兴是一个“呼风唤雨、手眼通天”的人物：“紫砂大师们的深深庭院，他可以登堂入室，和他们聊天论道；许多放在锁着的陈列柜的传世名壶，他都能够让主人取出来，让我们在他娓娓道来的讲解中大饱眼福；本来人家不在家，他可以一个电话把主人从外面唤回来，陪喝一盏宜兴红茶或者阳羡雪芽……”并认定徐风专注于紫砂写作的意义，不亚于当年陈曼生走进宜兴窑场——“陈曼生让紫砂有了文化，但一直以来，紫砂有文化，没有文学。徐风，这位紫砂产地的作家，终于填补了紫砂文学的空白。”
南大教授、批评家王彬彬曾经跟徐风说，如果要称“紫砂文学现象”，就必须有一群人在书写紫砂、并且写出了气象。一直以来，宜兴紫砂只有徐风一个人在写，虽然写出了一定影响，但很难成为一种文学现象。徐风对这个并不在意。他相信“壶中有乾坤”——只要有紫砂，就会有紫砂文学的书写，就会有更多的作家加入进来，“至于它能不能成为一种文学现象，那是文学史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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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风将《江南繁荒录》视为自己的“转型之作”。写完顾景舟，徐风觉得可以暂别紫砂了。于是把观察的对象从紫砂器皿转向了更为广阔的江南世俗生活，并且通过对江南文化“肉身状态”的观照，打通文人江南和民间江南的精神共相，为历史过滤出某些纯粹的东西。徐风认为，紫砂壶能有今天，它背后的支撑正是江南文化。
书里有一个名叫杨瘦人的乡镇青年，上世纪80年代因为文学特长而被特招进县文化馆。“杨瘦人”是徐风年轻时用过的一个笔名。顾名思义，那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特别消瘦，此外还有一层向鲁迅先生致敬的意思。
“周树人用鲁迅做笔名，是因为他母亲姓鲁。而我的母亲姓杨，这个当时不知天高地厚的‘瘦人’在向树人先生致敬的时候，内心有一种狂妄的心念，今天提起此事，都觉得脸红。我的文学梦贯穿了自己的一生，从耐火厂工人、文化馆创作员、报纸编辑、电视台编导、副台长，到文联主席、陶都文学院创办人，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文学写作，尽管一直是事倍功半。”徐风说。
这些年，因为工作、写作成果丰硕，徐风有过去央视、去省城发展的机会，但他最终都放弃了。坚守宜兴，坚持书写的“地方性”，使得徐风的写作更接地气、更游刃有余，当然，“受限”的一面也很明显。但徐风认为，人对自己喜欢的东西总要付出代价的。“除了喜欢，就是天注定。老天注定要把我留在宜兴，让我用一生为这块邮票大的地方吆喝，无怨无悔。”
对话
“金石气”与“书卷气”
是江南女人最鲜明的特质
读品：宜兴最令人肃然起敬的，不是宜兴的泥，而是宜兴的人。这里为何出了这么多的人才？
徐风：历史上的两次“南渡”对江南具有再造之功。一次是永嘉之乱、晋室南渡，大规模的战乱导致中原地区的许多优秀人士流落到这里，包括孔子的后裔。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资料和文化理念，魏晋南北朝就成为江南一带文化发展的第一次高峰；再就是靖康之难导致的宋室南渡，京城设在临安（杭州），中国文化经济中心开始南移。南宋在杭州159年，江南就有了480座书院，而太湖西岸的古阳羡，离“首都”很近，有一年参加“童试”的学子，居然有2500人。“士农工商”是彼时江南民间价值观对其社会阶层的一份排序。“士”引领着社会的风气。英雄豪杰，无出其右。作为当时主宰社会的精英，坚挺的“士”阶层牢牢把控着社会主流，这样的文化地域怎么会不出人才呢？
读品：《女人何必江南》写了几种有别于人们刻板印象中的江南女性，说说您眼中的江南女人。
徐风：在一本古旧的典籍上，无意间读到了一篇《列女传》，完全颠覆了之前对江南女子“红袖添香”的想象。其中写到不畏强暴的烈女、“割股煎汤”的孝女，也写到惟求贞节不惜一死的“贞女”，写到忍辱负重、身肩大义的“义女”。我把她们从史料里抖落出来，用“故事新编”的手法，赋予她们以人格温度。读者固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也惟其如此，能以几个弱女子的悲剧给历史留存下永久的教训。江南女子都是水做的。这是世人对江南女子“标签化”的认识。但在我的认知里，“金石气”与“书卷气”才是江南女人性格里最鲜明的特质。
读品：青玉案、声声慢、风满楼，为何以词牌名来命名每章题目？
徐风：以词牌名来统领文本“三部曲”，不单是为了彰显江南的文质风雅，也是为了构建一个开放的文本。它们之间互有关联，又各自成章，第三部“风满楼”既是对“青玉案”先圣风骨的呼应，也是对“声声慢”民间精神的升华。前两部的层层铺垫，最终指向的是“风满楼”——江南文化的当下遭际。
读品：说说您常读的枕边书。
徐风：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枕边书。年轻时总把一本《马丁·伊登》放在枕边。中年以后读得最多的枕边书是张岱的《陶庵梦忆》和沈复的《浮生六记》。最近读得较多的有《耳语者》《伦敦传》《柳如是别传》《长物志》等。
徐风
一级作家，江南文化学者，陶都文学院创办人。代表作品《布衣壶宗》《江南繁荒录》《一壶乾坤》《国壶》等。获中国好书奖、《中国作家》文学奖、中国传记文学奖、冰心散文奖、 紫金山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钟山》文学奖等。部分作品被翻译为英、日、韩文向国外推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