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昆山 张新文

  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农民一般都会认死理，只知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节假日似乎是外星人的事，离他们很遥远。

  生产责任制实施后，土地包产到户，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人勤地不懒，土地就像久病初愈的汉子，又焕发出了蓬勃的朝气。父亲在大集体的时候，家乡人都叫他“张把式”。你可别小瞧这称呼，作家王安忆在安徽省五河县大刘庄插队落户过，回大上海后写了一篇题为《少小离家》的回忆文章，文中按农活把农民分为四个等级：一等是把式，负责犁、耩、耙、扬场、赶大车；二等是放大刀、割麦子、打场领头盘磙子、刨芋头下抓钩的这类；三等是锄地、抬筐、扛笆斗、打秫秫叶、割黄豆、拾花生芋头；四等只能是未成年的孩子了，他们放学回来或星期天，下湖割草、拾庄稼、农忙时送饭送水。“把式”就是生产队的能人，我的父亲“张把式”也不例外。打我懂事起，张把式虽不是队长，但是队长凡事得先问他，然后才去具体把农活安排到人。显然，张把式已不是一般的把式了，他已是把式的把式，按现在的话讲那好歹也算是个“顾问”吧！

  我们家分了十几亩的土地，一家人在父亲的带领下，不分昼夜地忙碌着。读书的我，星期天要跟着父亲下田劳作，这已是雷打不动的事。遇到种麦子的季节，即便不是星期天，早晨也要起早跟在父亲的身后，去田地里砸碎那些大些的土坷垃，因为种地要精耕细作，粗放种植想有好的收成那是不可能的事。“人亏地一时，地亏人一年”，父亲懂得这个理。砸完土坷垃，吃完母亲送到地头的饭，我才背起书包往学校跑去。

  那年“五一”劳动节的前夕，村书记来找父亲，说：“张把式，这些年我可记着你家的麦子产量呢。你家可是连续三年超‘万斤粮’的大户啦！明天是五一劳动节，咱们自己的节日，到乡政府开表彰大会。你先到胡理发那里理理发，胡子刮了，要有模有样地去给我领奖，别搞得胡子邋遢的，给咱张家湖村丢人现眼！”书记带着喜悦的心情，又带着命令似的口吻，给一向老实巴交的父亲带来了疑惑和不解，他讪讪地问书记：“啥五一五二的，农民不劳动喝西北风去？种粮高产政府还表彰，这倒是一件新鲜的事啊！”

  父亲是步行去乡政府开会的，回来的时候，他推着（因为父亲不会骑自行车）一辆崭新的上海产永久牌自行车，车头挂着一朵纸制大红花，车货架上是木框玻璃镶嵌的五一大奖状。父亲将在乡政府得到的“礼遇”，喋喋不休地分享给前来祝贺的村民们，那份得意和满足恐怕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以至于在之后的岁月里，一到“五一”那天，他都会穿戴整齐很有仪式感地把奖状和大红花从土墙上取下来，拂去积尘，擦拭干净，重又端端正正地挂到墙上去，目不识丁的他还会讲出“五一”劳动节的来历。我想，这可能是他去开会从领导那里听来的。奖状挂好，大红花上的细铁丝缠绕在挂奖状的钉子上那一刻，他还会告诫我们一句：“零件不上油会生锈，人不劳动会生病。”而后，是长长的一声叹息。看着日渐苍老的父亲，有时我会私下抹眼泪，岁月啊，我们为什么不能抗拒你的流逝？

  后来，我要到离家二十多里的镇上读高中，就是骑着父亲的永久牌自行车去的，靠着这部自行车的助力，我越来越靠近了梦想。再后来，我就逐渐远离了故土，远离了父亲。

  风烛残年的父亲，弥留之际，依然用微弱的声音说着“五一……五一……”一生中唯一一次的奖状，对于我的父亲、一个农民来说，是一生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