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疫情，《读品》节后迟迟没有恢复出版，但我们对现实的关注和思考从未停止在“纸面”。宅家办公期间，我们连线了一批学者和作家，请他们谈谈疫期的生活、阅读和思考，并通过“现代快报读品周刊”微信公众号、ZAKER南京等新媒体平台陆续发布。今天是节后复工第一期，我们将这批学者、作家的主要观点和思想进行了梳理和节选，刊印在报纸上，以飨读者。更多详细内容可扫描二维码阅览。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陈曦 白雁 王凡 张垚仟
杜骏飞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教授
对抗沉默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知识分子的典范立场是，所有人欢唱的时候，你应该保持沉默；所有人保持沉默的时候，你应该出声批评；而当所有人都知道批评的时候，你应该努力说出怎么办。我没有回避这些思考的努力，疫情期间也主要是做这些。
如果要特别介绍一本书，那就是泽鲁巴维尔的《房间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这本书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有很多事情，它很显然地存在于我们身边，但是很多人选择视而不见，没有为它发声，不是他们看不见，而是他们宁愿假装看不见。
人们悼念李医生，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他做出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而是房间里有这个大象的时候，他没有保持沉默。其实对抗沉默对一个普通人来说，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心中的英雄也好、硬核也好，首先都要有这样一种能力：克服沉默去表达我们所见到的真实事情，向国家、向社会去传达重要的信息，甚或作出预警。在李医生身上，反映了“不沉默”这种美德。
社交媒体发达之后人们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信息短缺，而是信息饱和、信息过剩，在一片过剩的信息当中，最大的问题是要去找出可信信息、有效信息和权威信息，从普通大众来讲，这还是挺艰难的事。看上去，到处都是信息，但疫情开始时，至关重要的信息反而是短缺的，大量信息是无效信息；后来漫天都是信息，但不知应该如何筛选，更多的反映焦虑，但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压力信息；当然，还有专家自说自话，让人莫衷一是的信息。
这个时候就能看出来，有几个专业化的、具有公信力的传媒，还是很重要的；有几个具有公信力的专家学者的声音，还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些作为指南，人们就会在信息的惊涛骇浪之中，随之沉浮、不知所终，因为被信息所遮蔽、所淹没而感到痛苦。
张执浩
诗人
写作者越是处在风暴眼中，越是需要凝神贯注
无所不在的病毒，把人逼进了一个非常狭窄的空间。我家孩子在香港读博士，过年就没让她回武汉，直接去了四川男友家。
我是个作家，也没办法上前线，除了捐点钱，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外，只能做一个灾难的默默承受者。其间我重新在读一些书，还想到加缪的《鼠疫》，想到他《局外人》开头那句惊世骇俗的话：“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以前我觉得这句话特别特别冷漠，现在突然意识到，在死亡频频发生司空见惯之后，人的情感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也重读了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一句“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把好多当代诗人都吓傻了，蛮搞笑的。写不写诗什么时候变成问题了？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内心的怯懦在作祟，真正的困境是你有没有能力摆脱合唱腔。
我写过一首《封城记》，我没有当诗在写，就是忠实地记录那几天自己的内心感受。相对于那种对灾难的呼号，我的这些诗音色是很低沉的。我窗外有一只布谷鸟，我称它为“顽固的布谷鸟”，以前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但是，在这段时间里，我注意到了，它总是在一棵水杉树上准时准点地鸣叫，附近也没有它的同类应和，显得特别孤独。以前是我们把鸟关在笼子里，现在是我们人被关在了笼子里。人和鸟的身份发生了置换。类似很多的感受太多了，可以仔细地体会。
我觉得，这可能是文学应该表现出来的东西，特殊时期的特别感受，而不是那种虚头巴脑的大喊大叫。所谓的灾难，具体到人类和个人身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呈现方式。我们作为个体，就应该去体会在这样一种近乎凝固的空气中，平时完全忽略掉的东西。这些琐碎的看似毫无意义的东西，恰恰是构成文学最终成立的本质表征。写作者还是要尽可能不要被时代被大众的情绪裹挟走，越是处在风暴眼中，越是需要凝神贯注，关注文学的根本意义。
丁帆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疫情让我意识到此前高估了人性的底线
我的手机一度显示平均每天上网时间是八个多小时。一开始，我与大家一样，整天沉溺于对各种各样的“谣言”的追踪，收集各种情报进行分析讨论，和一群文友和学生讨论疫情。
武汉有我许许多多的朋友，也是我一生最难忘的学术交流之地，一次是在武汉大学文学院演讲“现代文学的启蒙意识”，一次是在华中科技大学的名家讲坛演讲“知识分子的良知”，也正好成为我思考这次灾难的一个思想起源。
起先，疫情发作时我们是抱着对病患者的同情和怜悯的人道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这次灾难的；后来发现疫情并非像非典那样简单，在重大灾难面前，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我们就开始思考在灾难面前的人性表现了。我试图从三个类型的人群——职业性的人文知识分子、普通人和官员当中，寻觅人性的选择动机和表现出来的善与恶。大灾大难往往就是展示人性光辉和人性丑恶的试金石。
我想，这次疫情给我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我意识到此前高估了人性的底线，意识到整个国民思想的混乱是一个巨大的黑洞。我与文友有许多讨论，除了疫情外，我们主要讨论的是由此而引发的一场中国人精神危机的话题，这才是难以消除的心理病毒，需要长期的治疗。
我觉得现在推荐鲁迅的《呐喊》固然是有意义的，但是，不知道它还能唤醒多少蒙昧的人呢？不看的仍然不看，看不懂的仍然看不懂，我们都教了七八十年的鲁迅了，究竟唤醒了多少人呢？
如果让我推荐文学作品的话，建议去看当今中国销量最大的作品《活着》，我曾经说过《活着》不但活在历史之中，同时也活在现实生活之中，更是活在未来之中。这不，这次灾疫就充分印证了这一点，这就是一个作家存在的全部意义所在。当然，也不妨读读托比·利特的小说《阴魂》。另外，我建议读一读以赛亚·伯林的《苏联的心灵》。
陈应松
作家
面对疫情，我们的笔和书写应该足够真实勇敢
我这几年春节都在神农架度过。今年我是1月20日离开武汉来到神农架的，可以说是在封城之前“逃”出来了。身处神农架这片森林中，即使你感到焦虑、愤怒，满眼的山山水水也会抚平你的愤怒和忧伤。
我是一个生态作家，我最近二十年所写的神农架系列的小说，包括最近出版的《森林沉默》都是在写生态的，写人类破坏生态以后，大自然对人类进行的报复。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如此不堪一击。我们可以制造宇宙飞船，可以征服太空，但无法征服肉眼看不见的病毒。
这次疫情发生在21世纪，发生在科学技术和医学技术非常发达的今天，我深深地感到人类的幼稚和愚昧，人与自然现在就是一种充满仇恨的敌对关系、对峙关系。如果没有人和自然旷日持久的仇恨，大自然怎么会派这个病毒来攻击和报复人类。一定是我们激怒了它。
大自然的报复不是精准打击，是诡秘而又野蛮的。所谓共业共命，上天的手指会到哪里，我们无法预测，这一次就指到了武汉，武汉承担的就多了一点。
这次灾难对我们的世界、民族，特别是每个人的精神都将产生翻天覆地、旷日持久的影响。从一个生态文学作家的角度思考，过去的生态文学，是否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我们过去只写了生态，没有写灾难；只写了因，没有写果；只写了已知，没有写未知；只写了理想，没有写现实。
我们生态文学作家，今后应该何为？我们的笔是不是应该真实一点、勇敢一点？我们有没有勇气面对那些疾病袭来时，为了求一张床位，在街头哭嚎的患者？我们的精神遭受的折磨，应该怎样得到修复和补偿？这场突然降临的灾难又将如何影响我们对人生和命运的看法？我们应该如何告慰死者，让亡灵得到安息、魂有所归？……这一系列问题都等待着我们文学作品的回答，特别是生态文学作品的回答。
傅宁军
作家
疾病与死亡，永恒的文学命题
病疫之灾与人类生存相伴，是一个永恒的文学命题。1919年福建沿海大疫流行，马祖北竿周氏家族派人乘船渡海，辗转找到南京名声遐迩的江郎中，跨海前往北竿拯救病患。北竿百姓世代铭记这位良医的恩德，他被口耳相传尊称“南京先生”，北竿后人到南京寻找“南京先生”故里，两岸同胞，年年祭拜。我曾追随“南京先生”足迹，经历了深入的体验式采访，写下报告文学《南京先生》。
昨天是历史上的今天，而今天是未来的历史。我们宅家的时候，有那么多医护人员，走上与病毒抗争的前线。当我接到省作协和市文联的慰问短信，关心会员安度疫情期，也号召大家反映抗“疫”现实。我意识到，一个作家在大疫面前，应该尽一己绵薄之力。
我看到江苏援鄂医疗队中有中大医院专家，联系了中大医院宣传部程部长，他要等重症专家下班吃饭，插空做连线访谈。我了解到这些专家，都是告别家人匆匆上阵的。听说东部战区总医院医疗队增援“火神山医院”，我联系了东总原护理部王主任，她退休返聘，过年时一天也没休息。危险啊，为什么这么拼？她告诉我，她的战友上前线了！
我写了《当疫情来临的时候》，记述这些“国有难，冲在前”的白衣天使，还有使我们的城市运转的所有人。有时真的觉得，不能到现场添乱，我的笔力太弱，无法描述更多，只能远远地祝他们平安！
疫情期间，我亲历过发烧疑似的苦苦挣扎，当我感受着一个生命在大疫面前的虚弱与渺小，就对勇于挺身而出的“南京先生”倍感钦佩。“南京先生”的故事仍在被书写着。不管是百年前出手相助的“南京先生”，还是今天奋斗在战疫一线的医生护士，以及这么多的保障人员。在武汉疫情被顽强抵抗的时候，在全国疫情被死死挡住的时候，我看到，这种非凡的行善之举是一种精神延续，一直绵延至今。
刘川鄂
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
灾难文学必须有与灾难相匹配的尊严
1月11日到15日，我以省政府参事室参事的身份列席了湖北省政协的会议。会议期间有多次大会报告和小组讨论，但不明肺炎从头至尾没有作为话题。我们讨论组有中西医名医和应急专家都没有涉及此事，那我们人文学科的代表更关注不到啦。所以后来暴发那么大的传染，造成那样被动的局面，内心里想，还是有很多值得反省和检讨的地方。我们的体制机制，本来应该做得更好。尤其是对不明原因的流行病，一开始宁可管得过一点，也不可能给它蔓延的机会。宁过勿松！
事关个人和时代命运前途的问题，每一个当事人、当代人都会思考的问题，大家都有发表看法的权利。每个人掌握的材料、所处的立场不一样，可能影响发挥、影响表达，不过这没有关系，有一些看法，哪怕是有一些不当的看法，都是很正常的。人文学者应该关注的是：这样大的灾难为什么会发生？它有没有可能避免，至少不会这么严重？各界人士怎样记录和描述灾难？人文学者在灾难面前有没有失职？是否应该再次弘扬启蒙的价值？
疫情中一些作家选择发声，比如方方、池莉、李修文等，因为他们身在疫区，就在现场，他们无法冷静，无法超然物外。很多作家此时无法动笔，他们需要安静思考，慢慢沉淀，不去做即时的表达。我理解、尊重。轻率的表达是作家的失职。灾难文学必须有与灾难相匹配的尊严，不要轻易地鸡血上身而损耗了艺术本身的尺度和尊严，《鼠疫》也好，《云中记》也好，就是例证。
战争和灾难中，人性善恶更会有极致表现，这是作家观察世道人心的最佳舞台，伟大的作家总是能够从时代和人性两个方面，书写出历史人文的深度和人性的丰富复杂。此次灾疫，对于作家的判断力、认知能力、表达能力都是考验。在灾难面前，他们需要记录、需要思考的主题是：何以为此，何以至此？
高晞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了解人和瘟疫的搏斗史，更加理性地看待疫情
疫情期间，我应邀在澎湃上开设了一个“全球疫情史”的“问吧”，将流行病的历史重新梳理了一下。因为是学历史的，而我的专业又比一般人对历史上疫情的发生发展和结果有所了解，看到过更大更严重的疫情，所以一点也不恐慌。
在我看来，历史学家或许不能直接改善疫情的发展，在危重的疫情面前，我们不能像医生、公共卫生学家和科学家那样冲到疫情第一线，但提供既往的疫情信息，人与疾疫相互博弈的历史知识，希望有助于当下疫情中的人们有个更广阔的视野，更理性地看待此次疫情。从职业与专业角度提供相关信息与资料，是我们对社会应尽的责任和关怀。
历史学家认为公元2世纪左右“安东尼瘟疫”对罗马帝国的政治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中世纪暴发的持续将近三百年的鼠疫，这场瘟疫唤醒“人”性，是引发欧洲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潮的原因之一；而15世纪由西班牙殖民者从欧洲大陆带去美洲的病毒，让美洲暴发各种传染病，导致90%的当地人口死亡。
瘟疫使人类社会付出惨重的代价，造成无法比拟的危害，但瘟疫也使人类获得对新疾病的认知，发明对付疾病的新方法和新药，国家建立捍卫生命和维护健康的新机制，教会人类懂得与自然界和动物相处的原则等，这些都是大规模传染病教授给人类的知识。因为流行病是与文明同行的。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很多人问，为何没能从17年前的非典事件中吸取教训？我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如果我们没吸取教训的话，目前的形势应该更糟。正因为有 SARS的经验，所以医务人员和国家卫生防疫机制可以立即启动，医护人员和科学家能够比较快速地行动起来，社会和民众的应对相对地理性，能够接受隔离和封城这样的措施，并有很好的自我保护意识，这都是SARS留给我们的经验。
邵丽
作家、河南省文联主席
作家要多说人话，不能企图在灾难里开出花朵来
腊月二十九，我乘上开往北京的高铁，想趁着春节假期躲到北京女儿家中安静地写点东西。在郑州上高铁时尚无意识，还没感觉出紧张气氛，甚至口罩都没有好好戴。下高铁时，看到穿防护服的人严阵以待，出站不验票、只测体温，我才意识问题严重。说起来也很是巧合，十七年前我去北京出差，也正赶上披露非典疫情，也是这样如临大敌。
十七年里的两场疫情，好像是一个剧本演了两次，还是那些套路，还是那些话语——真的，几乎连台词都没怎么变。这事儿认真想想，确实让人心惊。
初八回郑州，期间接到了采访疫情的工作任务。由于我们是紧靠湖北、全国排名第三的重灾区，几乎95%的人被控制在家中，交通阻断，去一线采访的半点可能性都没有。电话采访难度太大了，还好我还算是个公众人物，与地市的一些领导干部都是朋友关系，否则几乎摸不到任何真实状况。
作家不同于公共知识分子，不必对所有公共事务指手画脚。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灾难面前文学无所作为；恰恰相反，我觉得作家也好，文学也好，更应该看见别人看不到的，想到别人想不到的。就以汶川地震为例，让后世明白这次灾难的，可能文学比历史记录发挥的作用更大。对这次疫情，或者类似的灾难，我们的作家要多说人话，有正常人的温度和态度的话。别总是说鬼话，不能企图在灾难里开出花朵来。
那些被疫情夺去生命的病患，那些为抗击疫情而奋不顾身的医生护士，那些为控制疫情蔓延而不舍昼夜奋战在一线的干部群众……所有这些人，我们决不能让他们白白地奉献和牺牲，毕竟就我们个人而言，这次侥幸逃脱了，不会永远可以逃脱。所以，我们要努力推动社会一点点的进步，比如信息公开问题，比如责任政府问题，比如公共卫生事件的管理和社会监督问题。哪怕完全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也要尽个人能力鼔与呼。
陈楸帆
科幻作家、编剧、译者
科幻作家通过讲故事，摊薄未来的风险
在我看来，科幻作家或者科幻小说并不必然地承认“预测未来”这一功能，而更多的是通过想象性的叙事，提出种种未来的可能性，而其中许多版本的未来都是带有高度风险与挑战的，正是借由讲故事，我们传播关于科技、人文与美学的观念，引起问题意识，展开思辨讨论，以这种种实验来“摊薄”未来的风险。
我非常崇敬的王晋康老师在他的长篇科幻小说《十字》中提出一种“低烈度纵火”理论，科学狂人培养低毒性天花病毒，任其在人类中传播，让它们成为病毒世界的强势种群，以这种极端方法持续化解危险的临界状态。这也是在科幻小说中才能出现的思想实验，借此探讨一系列非常态下的科技与伦理问题。
澳洲火灾，非洲蝗灾，南极气温升过20度，新冠肺炎开始在多国流行……最近全球发生的一系列灾害，越来越像一部科幻小说的开头，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惴惴不安。
这让我想起了在许多科幻作品中都出现过的“盖亚假说”。简单说来，是指在生命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之下，能使得地球适合生命持续的生存与发展。我们常说人类是万物之灵长，但当人类活动过度破坏其他物种的生存环境，乃至于整个星球的生态平衡时，这个庞大的系统必然会通过种种方式来寻求再平衡，而人类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分子，与其他物种都应该是平等的。在我看来，今天发生的一切并非偶然，在可见的未来，倘若人类无法改变自己的生活生产方式，灾难将会以更极端、更频繁的形式再度降临。
随着疫情的演变，网络上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传言。在科学启蒙的道路上没有弯道超车，只有靠基础教育和营造开放、多元、公正的信息流通环境。我们需要更多有良知道义、有专业精神与勇气的人，不管是社会管理者、科学家、记者、各行各业的人，都来站好自己的一班岗，防患于未然。
周晓虹
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
希望那些最重要的东西不要被裁剪掉
我原准备大年三十晚上，去四川我太太的老家过年，她前两天就已经去了。但是1月23日武汉封城，我就觉得情况不太妙了。第二天跟太太打了电话，然后就把机票退掉了。
我一直持续关注疫情的进展，以及围绕疫情发生的一些事情。后者，跟我的社会学背景相关。比如说，流言和谣言的传播，2003年SARS的时候我就做过一些研究，所以就看得多一些。还有，比如说群体的恐慌、集群行为，比如大家一窝蜂地出城，这些我都会关注到。
我觉得在舆情应对、媒介宣传上，一定不要触及民众的“痛点”和“痒点”。“痛点”，就是导致民众的情绪失控、甚至愤怒的事件，比如武汉防疫工作中对李文亮等八位所谓“传谣人”的训诫。“痒点”即导致民众荒诞感产生，最终导致公信力丧失的事件，比如对日本捐赠撰写的评论“相比‘风月同天’，我更想听到‘武汉加油’”，以及对去世病人11字遗言的“删减”。
疫情期间出现的这一类荒诞事件，如果是个别人的智力造成的，你换一个人，或者说让他经历一两次以后，他能汲取教训。但事实并非全是如此，这就是盲点了。你不敢做第一个吹哨人，因为要付出代价。我建议，以后我们的相关部门，应该就突发事件建立常规化的吹哨人制度。
这段记忆会成为我们一段集体的创伤记忆。疫情之后的心理修复和重建，按道理讲，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本身的事情，而不是个人的事情。但悲哀的是，在这种回忆过程中，实际上，会磨去我们很多个人的棱角。每一个人现在都知道，再过十几年，未必知道。如果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不在这方面改进变革，那些最关键的东西就不会被凸显出来，我们仍然会把它们裁剪掉。
我最近在看的是一本云南知青的口述史，也推荐大家看看《悲惨世界》，在这本书中，可以看到一个大时代的众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