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郁

  帕斯卡尔有句名言说，人类所有的灾难都源于不想独自呆在房间里。人与人的相遇才会产生历史。相遇的历史有各式各样的，有的可以改变历史，有的留下了传奇，有的制造了冲突。当然，大多数人的相遇都是平淡无奇。所以，我们会把那些相遇产生的火花称作奇遇。

  随便举个例子吧，1969年11月，年轻的朋克诗人派蒂·史密斯在切尔西旅馆遇到了艾伦·金斯伯格。

  当时史密斯还未成名，跟几个朋友总是表演即兴创作和行为艺术，以此维持简单的生计。某天潮湿的午后，史密斯突然想吃一个三明治，她翻遍了整个房间，终于凑够了能买一个三明治的55美分。她来到自动贩卖机跟前，投币，选中三明治，打开玻璃盖，她想要的三明治没有出现。她发现了一个新的标示，三明治涨价了，变成了65美分。她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一个蓄着黑色卷胡子的胖男人出现了，帮她投了10美分，还请她喝了一杯咖啡，互相做了介绍，聊了很久沃尔特·惠特曼。这个男人就是《嚎叫》的作者、垮掉派诗人艾伦·金斯伯格。他们相遇时，金斯伯格刚从他的老朋友、同属垮掉一代的代表人物、写过《在路上》的杰克·凯鲁亚克的葬礼上回来。就这样，因为一个三明治的意外涨价，金斯伯格和派蒂·史密斯相遇了，并建立了一生的友谊。他们都是热衷于制造传奇的人物，多年之后，他们开始回忆这次相遇。金斯伯格问她：你会怎么描述我们的相遇？史密斯回答说：在我饿的时候你喂了我。

  文学史上这样的相遇数不胜数。美国的幽默作家克雷格·布朗搜集了20世纪诸多名流之间的相遇，选出了101场相遇的瞬间，通过书写他们相遇的故事集结了一本《奇遇词典》。从列夫·托尔斯泰到安迪·沃霍尔，从希特勒到尼克松、从麦当娜到戴安娜王妃、从哲学家罗素到小说家吉卜林……

  值得注意的是，既然是词典的形式，当然是按照字幕排列顺序，大概也是巧合，词典的第一篇相遇涉及到了希特勒，最后一篇也涉及到了希特勒的相遇。第一篇发生在1931年8月，其时希特勒即将迎来他的生日，他在党内的势力正如日中天，声望与日俱增，他的自传《我的奋斗》热销了五万册，成为一个畅销书作家，当他走上街的时候，经常会遇到陌生人向他索要签名。

  而与他相遇的另一方是英国贵族、刚满19岁的富家子弟约翰·斯科特-埃利斯。这位是不折不扣的纨绔子弟，读过伊顿公学，但表现很糟糕，被学校开除后，他打算去德国呆一段时间，学习一下德语。他刚到德国一周，就给自己买了一辆跑车，第一次在慕尼黑的道路上试驾，为了熟悉当地的道路和交通规则，避免任何交通违章，他还邀请了一位当地的老朋友陪同试驾。在一个街道拐弯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走下了人行道，撞上了他的车。那个路人四十出头，留着小胡子，一只脚跪在地上。埃利斯有点不知所措，那人自己费力地站了起来。他赶紧打开车窗，让副驾驶上的当地朋友跟这位行人进行交涉。幸好路人没有多大伤，两人最终握手言和，没有过多追究。路人拂去了身上的灰尘，转身而去。两人也驾车离开。随后当地的朋友告诉约翰，那人是德国的一位名人、政党领袖，他叫阿道夫·希特勒。

  多年后，埃利斯经常提起他与希特勒的意外相遇，他总是假想着各种可能性，“或许曾有那么几十秒的时间，我用我笨拙的双手握住了欧洲历史的走向。他只是被撞得晃了晃，但假如当时我把他撞死了，那么整个世界的历史都将改写。”

  可惜的是，历史来不得这样的假如，而他们的相遇并没有改变历史的任何可能性。我们用自己的想象虚构了历史的车轮方向，这大概正是这本《奇遇词典》最有魅力的地方。这些20世纪的各种名流相遇的故事，只不过是在真实的故事上进行的想象力的加工。

  ■好书试读

  这么多年过去了，在回忆的长廊上，一一唱名我教过的学生时，我总是忽略眼镜仔。想起他总是不愉快，甚至连“荣星花园”四个字，在记忆上也成了一种负担。令我不愉快的，并非眼镜仔这孩子，相反我很喜欢他，但想起他，就无可避免地，必须同时面对在他背后，那些我无力处理的人和事。

  眼镜仔的妈妈，不妨称她小圆妈好了。她给人的印象就是圆滚滚的，脸圆手圆，身材也圆。初次见面，我就见识到她强势的作风。她语速很快，连珠炮似的朝我射来，说话时手腕的摆动幅度也非常大：“老师，我跟你说，我这孩子就是笨，做什么事情就是慢，怎么教都教不会，之前的老师都放弃了。”她一抬眼，扳指一算，“你是他第十个还是第十一个家教。我跟他说，这次再没有效果，我就一个老师也不给他请了，让他自生自灭！”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吴晓乐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我的名字叫爱德华·约瑟夫·斯诺登。我曾经为政府服务，但现在，我为民众服务。我花了将近30年才明白这是有差别的，而当我明白时，我在办公室里惹出了一些纰漏。结果，我现在把时间都用于保护民众不受我以前身份的危害——一个中情局和国安局的间谍，一个自以为可以打造美好世界的年轻技术专家。

  我在美国情报系统的工作生涯仅持续了短短七年，我讶异地发现，这只比我在不是自己所选择的国家流亡的时间多了一年而已。然而，在七年的任职期间，我经历了美国间谍活动史上最巨大的改变——由锁定监视个人转变为大量监视全部人口。我在技术上进行协助，让一个政府得以搜集全世界的数字通信，长期储存，并且随意在其中搜寻。

  《永久记录》 〔美〕爱德华·斯诺登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