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孝阳在新作《人间值得》几乎彻底放飞了自我。小说里，三哥很忙，忙着喝酒、扯淡、指挥打手，操心生意……诸多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然而，黄孝阳无意去讲述江湖，也没有把小说变成《古惑仔》式的基层流氓发家史，他反而让一个江湖大哥从一个最粗鄙问题去讨论哲学，讨论“观念事实”。

  这事儿放在一个从“满脑子荷尔蒙的退伍兵，小瘪三，阴沟里的泥鳅”成长起来的江湖大哥身上有点拧巴。但不这么干就不是黄孝阳，就像他从不掩饰自己在小说里夹带私货的雄心壮志，因为他在制造那种黄孝阳式的荒唐，要让精英立场和草根话语相互缠绕，要让形而上与形而下紧密相连。这不同于那种单纯基于语言或世俗趣味的调侃，也跟19世纪文学中那些夹叙夹议的说教没有半毛钱关系，当然你也不能把它简单等同于叙述的无厘头，因为小说似乎就在积蓄某种冒犯的力量，它是抽象的、逻辑的、高高在上的、星空式的思辨对市井与江湖的冒犯，又是世俗的、情色的、江湖道义与丛林法则的、狂欢式的叙述对精英、崇高的冒犯。相比黄孝阳之前的创作，放纵到起飞的《人间值得》才更像是先锋文学诞下的不服管教的坏小子，它带着那个年代哲学大讨论的热情以及“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气势和语调，一头闯进了三十多年后的文学经验与文学氛围之中。

  正如前面所说，黄孝阳没让小说成为江湖风云录，却让它成了三哥的情史。但三哥不是韦小宝，三哥是个名副其实的恶棍。小说写了跟张三有关的七个女人，甚至一度在鹿野、小羽、许姜那里试试探探去讨论“爱情”。但在最后，小说几乎整个推翻自己有关“爱情”的叙述，因为“她们的痛苦与欢愉，我真的发自肺腑地了解吗”？

  最让张三动情的大概是小羽。小说使用了一个结实又罕见的“我们”。这个“我们”把张三和小羽绑在一起，成为某种情感、经验乃至身份认同的证据。这无疑是一种有着强烈叙述效用的表达，因为在围绕小羽展开的故事中，先是汹涌而来的“我记得——”，然后是那个灵魂出窍式的面容模糊的“他”。“我”和“他”不断切换，“我”是“爱”，“他”是“罪”，这些分裂又不断冲突碰撞的片断是一场有关记忆、有关观念、有关语言与形式的游戏，但它们最终在小羽故事的结尾统一成“我们”，也就让这貌似花团锦簇实则通往虚无的叙述最终于小说自在的逻辑中找到了某个出处或某种真实。

  如果说小羽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张三尚未“飞黄腾达”时期的镜像，那么朱璇则是徘徊在“三哥时代”里的另一个三哥。朱璇在“红磨坊”时叫作丽丽，“来自边疆苦寒处，在困窘与缺衣少食中长大，手脚犹有体力劳动留下的众多皲裂”。当然，这不能成为三哥选中她的原因，因为他所看重的是一些能够与自己真正契合的东西。在此，不要讲什么灵魂伴侣，这与感情或灵魂无关，更何况三哥已在想象中把魂儿丢在了小羽那里。他要的是野心，是工具，是赤裸裸的社会性：“朱璇有天赋，有大块的才华，有戏剧性的表演人格，有一颗不怕死，甚至是渴望死的心脏。这很好，值得给她目标，给她野心与欲望，给她资源与机会，给她一个足够大的舞台，足够她在这个台上唱念做打，以至于发出母狼一样的吼叫。”

  除了七个女人，还有一个贯穿小说始终的男人刘启明。此人在张三身边最大的用处就是拍马奉承，极尽谄媚之能。刘启明“身上真是集中了文化人这种软体动物的各种毛病”。黄孝阳在小说里把“各种毛病”写到了极致，或者换种说法，他在用张三的霸道、扭曲、反复无常和无处不在的戏弄凌辱来一刻不断地榨取着刘启明的弱点。因此，在这个过程中，着力的重点在张三身上而不是在刘启明身上。《人间值得》并非是为一个被荷尔蒙左右的好色之徒树碑立传，而是要在种种恶行里去写那声“长嗥”，所以刘启明也好，被张三以种种手段要挟的许国泰、孙平或是钟点工阿姨也好，他们都只不过是这个逻辑中的一颗棋子或一个证据。正如张三在小说最后面对朱璇的质问不得不承认：“我是在通过侮辱女性，操纵人心，以试图获得某种掌控之力……女性在我眼里就是一个物，顶多是渡江之筏——上了岸，谁还会问那张筏的下落与命运？”女性如此，小说中的男性又能有什么不同？

  《人间值得》并不是一场文学形式的实验，它反而要以传统的或现实的叙述方式展开，无边无际、不计后果，甚至让那种不安分的、带有侵略性与破坏性的情绪、暗示和语言的狂欢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小说技艺的、颇具匠心的谋划和对现实的体悟。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正如小说所讲述的人的“长嗥”，它粗犷、剽悍、暴虐、诡诈、下流，却也同时伴随着不仅仅是审美层面上的活力和意志，所谓人间值得。李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