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2019年，除了中国的李子柒，一个叫“金智英”的韩国女孩也火了。

  她平凡到不能再平凡，是韩国作家赵南柱《82年生的金智英》笔下的人物，一个为了家庭辞去工作的全职妈妈。

  尽管这是一个韩国主妇的故事，但同样让中国读者共鸣。盘点2019年的图书排行榜，金智英在无数个榜单中都亮了相。

  回望2019年，引发舆论热议的女性话题不断，诸多文学作品尽己之力围绕女性话题发声，描写深刻的生命体验，发掘舆论焦点在方向上的改变和进步，寻求反思和改善。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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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于1982年的金智英是那种每天你都会迎面遇上的普通女孩。她一直按照社会规范生活，成为重男轻女的家长眼中的“好女儿”，职场上温顺隐忍的“好职员”，以家庭为重的“好妻子”“好母亲”。直到一天她好像被附身一样，才借别人之口，说出了多年以来埋藏在心中的委屈……

  《82年生的金智英》提取了一个普通女人前半生可能遭遇的各种困境，直击韩国家庭和社会上的性别不公议题，成为亚洲10年来罕见的现象级畅销书，但也引起了强烈的争议。

  在韩国，很多男性公众人物、政客都在公共场合推荐这本书，而当女明星表示她们在阅读这本书时，却遭到了男性粉丝和网友的疯狂辱骂。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上映后的对比更加鲜明，上映首日即成为韩国当日票房冠军，80%都是女性观影者，在韩国电影评分网站NAVER上，女性观众为这部电影打出的平均分数是9.46，男性则是1.76。

  尽管在中国读者看来，这种极致的性别不公现象有些不可思议，但中国女性看了金智英的人生故事，依然会“心有戚戚焉”。书中压倒金智英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她生孩子后被迫辞职成为家庭主妇、买一杯咖啡还要被喊作靠老公养的“妈虫”。

  “妈虫”用于贬低无法管教在公共场合大声喧闹幼童的年轻母亲，但被不分青红皂白使用在大部分母亲身上，造成了普遍的恐惧和伤痛。

  “金智英感觉自己仿佛站在迷宫的中央，明明一直都在脚踏实地地找寻出口，却发现怎么都走不到道路的尽头。”读完全书不难发现，作家书写和剖析的金智英面临的最大困境正是令人窒息的舆论环境，让女性对自己所受的伤害与歧视沉默，且将问题归结于自己，甚至因为自己无能而深感自责。联想到2019年韩星崔雪莉和具荷拉在网络暴力和男权文化下的自杀事件，极具现实意义。

  而书的附录中女性主义研究学者金高莲珠的话指出了该书另一层意义，“希望阅读这本书的读者朋友们一起思考，寻找方法，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金智英”；译者尹嘉玄也引用英国女演员艾玛·沃特森在国际妇女节的发言“女性主义从不等于厌恶男性，但凡相信平等的人，都是女性主义者”，期盼本书在华人圈能有更多男性读者，让男性对女性的处境能够有所了解，互相体谅、帮助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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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另一部颇有热度的女性题材作品是日本作家角田光代的《坡道上的家》，改编成了同名日剧，同样引发了激烈的社会讨论。

  这部作品通过揭露丧偶式育儿困局，探究女性生存真相——新手妈妈里沙子，被选为了一名陪审员，接受审判的是一名杀害幼女的“恶母”。随着庭审的深入，里沙子却发现被告和自己是如此相似……为了育儿放弃职业生涯，失去了最后一点属于自己的空间；再多的辛苦都被认为是理所应当，丈夫帮忙再少都会被外界赞扬；育儿中有无数的疑问和困难，只会被敷衍“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里沙子开始怀疑：“是不是每个母亲，都有可能因为这些遭遇，变为被告席上的嫌犯？”

  作品以细腻的笔触描摹了年轻女性养儿育女过程中难以讲述的困苦，呼吁社会各界进一步理解身为人母的艰难，引发更多女性在共鸣中说出自己的心声。

  2019年上海书展期间，复旦大学讲师、作家张怡微和日本作家角田光代做过一场有关“当代女性的困境与救赎”的对谈，谈论应该怎样理解当代女性的困境。角田光代谈到创作初衷时表示，一位母亲推着婴儿车走上坡道的这幅画面是她写作时想到的女性处于困境的场景，作品也因此得名。在她看来，女性很大的一个困境是交流的不易，她们讲话没有人听得懂，要正确地用语言来表达自己想说的是非常难的事，而且也没有一个实际的办法。

  《坡道上的家》中文小说版在2020年1月由磨铁图书推出。书封上的话非常醒目，“我是妈妈，是妻子，是女儿，可是我也想做自己。”“女子本弱，为母则刚，是世界对女性最大的恶意。”

  张怡微认为，《坡道上的家》带着平实的情感和真诚的困惑提醒年轻女性，人生目标的设定、亲密关系的沟通、自我教育的准备不应只做到婚前为止。生活的考验静水流深，幸福的旅程是漫长的上坡路。

  作家郝景芳在推荐语中写道：“现代社会往往鼓励母亲、赞扬母亲，却鲜少有人看到并理解女性的孤独和倦怠。家庭内部的日常琐碎而繁复，社会的压力无形而持续，而这些本不该由她们独自背负。”

  类似题材的作品，还有英国作家蕾切尔·卡斯克（Rachel Cusk）的《成为母亲》。身为女人，成为母亲是什么感受？照顾一个幼小的婴儿又是什么感觉？而当孩子长大，有了自己的意识，母亲又作何感想？卡斯克记下成为母亲那一年的经历：个人自由、睡眠和时间的终结，对人性和艰苦工作的重新认识，追寻爱的真谛，游走在疯狂和死亡之间，对婴幼儿的情感体验，对母乳喂养的思考……这些洞幽察微的生育记录，道出了一个女人的焦虑与煎熬。

  该书问世之后的热议中，不乏反对的声音：女人生孩子难道不是天经地义吗，为什么还要宣扬这种东西？诸如《洛杉矶书评》一篇名为《“一切艺术中的唯一形式”：论蕾切尔·卡斯克的自传体小说》的文章中称，蕾切尔·卡斯克的《成为母亲》和另一本回忆录《余波》为她在英国媒体界带来了为数众多的批评者。

  但令人欣喜的是，有男性网友阅读后呼吁所有做了爸爸的男性去读一读这本书。这种观点也得到了该书译者黄建树的认同。他坦言，通过翻译这本书，有机会以旁观者的角度去更深地了解与他朝夕相处的妻子。他说，读得越深入，越能体会到女性，尤其是成为母亲后的女性许多没办法与哪怕是最亲密的人分享的感受，甚至是困境。“我相信，如果不是读到这本书，我没办法去想象成为母亲对于我妻子来说真正意味着什么，也没办法去真正体会女性的种种角色，种种生命阶段之间，居然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别。”他在译后记中说：“阅读《成为母亲》是审视亲密关系的过程，甚至也是自我审视的过程。”正因为

  这样，他和儿子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因为他养成了换位思考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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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社会把“母亲”和“妻子”默认为一种义务劳动，普通女性想要摆脱这两个标签的束缚而拥有自己的生活，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职场女性也面临着不平等的权利关系。当性别歧视和性别暴力的阴影笼罩在女孩的头顶时，舆论的习惯性沉默或“完美受害者”论调，也让我们审视当代女性的处境。

  2019年12月18日，日本独立记者、《黑箱：日本之耻》作者伊藤诗织在遭遇原TBS记者山口敬之的性侵案中胜诉。案件历经四年时间，克服了警方态度暧昧、取证艰难等众多困难。这可能是过去一年众多性别事件中最令人振奋的一桩。

  2015年4月3日，记者伊藤诗织就工作签证问题与当时TBS电视台华盛顿分局局长、首相安倍晋三传记作者山口敬之相约进餐会谈，却在用餐过程中昏迷，被对方带往酒店，并遭受性侵。之后的一年，面对司法调查、取证、起诉过程中的重重壁垒，她以无比坚韧的勇气与毅力，不断诉诸法律，不断探寻真相。

  直到2017年9月，检察厅作出的审判都是“本案不予起诉”。但作为当事人，伊藤诗织觉得有必要将她所知道的细节公之于众，并带来社会层面的改变，让更多人听到事实的声音。伊藤诗织将正义诉求推向前台，使之变成一个公共社会事件。她根据自身经历，写出了非虚构作品《黑箱：日本之耻》。在理性克制的笔调中，伊藤诗织用坦诚态度记录内心感受，用冷静笔触解析事件全过程，用莫大勇气反思社会沉疴。日本法律体系的漏洞、受害者维权的艰难、社会认知的冷漠，都在“黑箱”中一一被聚焦、呈现。

  事实证明，伊藤诗织的勇敢发声并不是徒劳，而促成了积极的改变。伊藤诗织事件之后，日本已在41个地区建立了强奸危机中心。日本首次对刑法中关于强奸的部分进行了修改，法定最低刑从3年增至5年，男性也可作为强奸罪的控告方。《朝日新闻》评价《黑箱》：“这就是她写下这些经历的缘由，为了谁，为了读者和这个国家。”

  在中国，《黑箱》中文版在去年3月底上市后已加印两次，豆瓣评分高达8.9。一位豆瓣读者的评论或可作为该书的注脚：“篇幅很短，可读性不强，但它有出版的意义，应该感谢伊藤诗织的勇敢。”

  大众媒体与社交媒体上，国内性别议题的舆论的确表现出了进步，对于受害者的共情，对于制度的反思在增强。不论是针对沱沱和宇芽家暴还是疯狂英语李阳家暴案，观察中国这么多年舆论的变化，会发现人们开始倾向于把这些所谓的私人领域或者亲密关系里发生的冲突，理解为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加上伊藤诗织胜诉、上财教授因性侵被取消教师资格，相信未来有成效的改变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