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踏进黄荭位于南大和园的家，记者就被她满屋子的法国文学书籍以及《小王子》的周边所吸引。黄荭如数家珍般向记者介绍这些书籍以及周边的来历，“我的朋友们知道我喜欢《小王子》，他们总是会给我带世界各地与《小王子》有关的东西。”

  最初怀抱着文学梦的黄荭，在法语文学中找到了栖身之地，她翻译自己喜欢的文字，同时也写下自己在翻译、阅读、研究的文学生活中的感悟。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中，她以匠人精神细细打磨语句，为读者们传递法语文学的浪漫与热烈。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张垚仟 实习生 刘敏/文 牛华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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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杜拉斯的资深研究者，黄荭刚开始并不太喜欢这个法国女作家。

  “我最初接触杜拉斯，是和袁筱一一起翻译《外面的世界》。”这是一本杜拉斯的报刊文章、序言、书信、随笔的合集，内容非常庞杂，黄荭当时翻译得非常辛苦，因为涉及的专名和背景知识特别多，而当时的网络和搜索引擎又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散文这一类的文本，文学性可能呈现得并不多，所以当时并没有认为她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作家。”

  随着黄荭对杜拉斯研究的深入，她越来越觉得杜拉斯的确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作家。“一方面杜拉斯是一个很正义的作家，她关注社会现实，她描写贫穷、描写一些社会上不公正的现象。另外一方面，她又很自我，她对爱情不顾一切地追求，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还是非常打动人的。”

  黄荭是国际杜拉斯学会的会员，在这个规模并不大的学会中，黄荭收获的不仅仅是学术上的交流，“围绕着杜拉斯研究，但又像家人朋友的关系，很多会员之间都结下了非常深厚的情谊。”

  学会的第一届会长——米歇尔·波尔特，是杜拉斯生前的好朋友。杜拉斯1970年代拍摄《印度之歌》的时候，波尔特就担任过杜拉斯的助手。后来，米歇尔·波尔特自己也成为法国非常有名的一位导演。2004年，波尔特将杜拉斯的作品《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搬上了大荧幕。黄荭第一次参加杜拉斯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组织者在会上就安排放映了这部电影。“电影给我的感觉跟书给我的感觉特别契合，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一个改编。”这部电影的取景地是位于法国南部一个用石头砌成的房子里。

  在午餐会的时候，黄荭对米歇尔·波尔特表达了对这部电影的喜爱。波尔特当即邀请黄荭夏天到她位于南部的家中做客，也就是《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的拍摄地。那年夏天，黄荭来到导演的家中度假。“我睡的床是杜拉斯到她家做客睡的那张床，床头柜上还放了一本帕斯卡的《思想录》，波尔特说这本书也是杜拉斯睡前会看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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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杜拉斯，黄荭还翻译过很多法国女性作家的作品，其中有波伏瓦的回忆录《岁月的力量》、科莱特的《花事》、内米洛夫斯基的《星期天》、萨冈的《冷水中的一点阳光》和她的女友写的《萨冈之恋》……作为一名女性，黄荭一直很关注女性生存状况，她所翻译的《两性：女性学论集》就是继波伏瓦《第二性》之后，法国女权问题研究的旗帜性著作。

  2016年初，黄荭去巴黎参加一个关于菲利普·福雷斯特创作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她拜访法国女性出版社，社长向黄荭推荐了女性出版社和女性书店的创始人——安托瓦内特·福克的这部代表作《两性：女性学论集》。安托瓦内特·福克，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是法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精神领袖之一。

  在《第二性》中，波伏瓦把女性受到的压抑比作“半个人类的奴隶制度”，认为女性一直受到男权社会的压制，只有让第二性获得和第一性一样的权利才能得到解放。而到了《两性》，福克却颠覆了波伏瓦的说法。她提出，根本不存在什么第一性、第二性，人类天生有两种性别。男性有男性的特点，女性有女性的特点。

  在书中，福克也区分了平等和均等的概念。福克还提及了女性从政可能会有的一个陷阱，“很多女性一旦走上领导岗位，她虽然是女性，但她可能会呈现出她男权的一面。所以福克又造了一个词，‘女儿子’。因为她认为这个世界是属于儿子的，是属于男性的，一旦女性获得了领导权的时候，她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女儿子’。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因为她非常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也是女性追求自由平等的道路上尤其需要警醒的一个问题。

  谈及女性写作的意义，黄荭引用了西苏在1969年获美蒂奇奖的作品《里面》中的两句话，“人必须保护生者和死者，因为死者也可能被杀死，他们可以被湮没，可以被无止境地抹灭。人必须通过写作或相当于写作的任何工作，想方设法‘向已逝的一切伸出救援之手’。”“写作是一个生命与拯救的问题。写作像影子一样追随着我、延伸着生命、倾听着生命、铭记着生命。写作是一个人一生也不放弃对生命的观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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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成为一名译者之前，少年的黄荭一直怀抱着成为作家的理想。初中、高中的时候，黄荭写了很多诗歌，中间也有零星的发表。进入南大法语系后，单词语法等基础而又枯燥的学习也曾让黄荭觉得兴趣索然，但走进法国文学的世界之后，黄荭就真正爱上了这门语言，回归了自己最初向往的文学天地。

  “我一直认为翻译家其实也是作家的一种，只是不像传统意义上的作家那么纯粹。我自己也写过一些随笔、书评类的作品，但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到底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已经说不清了，很多时候阅读和创作，或者说翻译和创作，它其实是糅合在一起，没有办法区分彼此的。”

  对黄荭而言，工作与生活同样也是没有办法区分彼此的，就如她的微信签名——“无事花草，闲来翻书”。不在学校上课的时候，黄荭会在家做研究、做翻译，写写一些自己喜欢的文章、书评，等等。闲暇之际，在家中的天台上打理花草。

  去年陆续翻译出版了《两性》《童年》《猫语者》，她愈发觉得闲来翻书是一件奢侈的事情，“现在感觉不是闲来翻书，而是忙来也翻书！时间真的如流水一般，不经意间它就流走了。现在要做的事情有很多，自己喜欢的作家、喜欢的作品也有很多，希望能够更多地译介到国内。所以相对来讲，可能和以前比起来会忙很多。”

  对话

  美好的翻译值得等待

  读品：从事翻译工作这么多年，您对翻译的认识有没有变化？

  黄荭：会有变化，而且我觉得包括自己的翻译风格可能都会有一些变化。年轻的时候比较喜欢那种文字优美的文学，在翻译的时候，自己也会尽量去追求这种文字上的漂亮。但随着自己阅读量的增加，对文学的理解更加多元化，在翻译的过程中也会去尝试更多的风格。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更加直白朴素的语言，会更加打动读者。

  读品：您曾经说过，自媒体时代和快餐文化把整个社会的语言水平拉低了，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文学和语言平庸化的时代。应该抵御这种平庸化吗？

  黄荭：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阅读经典、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要回望？因为回望我们曾经有过什么，才知道我们现在缺少的是什么。或者说我们可以看到以前的高峰在哪里，我们才会知道现在的低谷在哪里。在某种程度上，经典不是一成不变的。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需要一代代读者不停地去阅读，需要一代代的读者重新注入自己个性化的阅读感受，只有这样经典才会得以流传。如果说经典只是供在那里，那么很快就会消亡。为什么莎士比亚到现在还经久不衰，是因为每一个时代都会上演莎翁的戏剧，都会用自己的方式，或者说以自己的语境去重新诠释同样的文本。包括为什么我们现在还会去看《荷马史诗》，那是因为《荷马史诗》里面描写的战争、冒险、迷失和回归，其实都是非常现代的一些主题。

  读品：从整体上您怎样评价国内现在对外国文学的翻译情况。

  黄荭：我觉得还是非常了不起的。从19世纪末开始，经过新文化运动，到民国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译介外国文学，一方面作品数量非常多，涉及的作家也非常多。而且中国出版社或者说中国的译者对外国文学的选择，眼光很高。翻译质量的话，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现在是一个快餐时代，出版社引进得快，出版也很快，所以必然会要求译者翻译得也很快。追求速度，译文可能就缺少了必要的打磨过程，有一些翻译就会显得比较粗糙。想要有非常好的译作的话，真的是要译者能够静得下心来，然后花时间进去。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是值得等待的东西。

  读品：您会出于什么标准来选择翻译作品？

  黄荭：从1990年代以后，译者的主体性体现得越来越充分，越来越全面。现在很多译者，像我自己，常常可以直接介入到选题这个环节，选择自己喜欢的作品来翻译。把自己想要翻译的国外的作家和作品介绍给国内的出版社，然后国内出版社买版权，跟你签合同，然后你去翻译。在这一点上，我很幸运。我自己做了很多翻译选题，也得到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比如圣埃克苏佩里妻子龚苏萝·德·圣埃克苏佩里写的《玫瑰的回忆》，就是我自己做的选题。我本来是希望2020年可以推出自己独立翻译的圣埃克苏佩里作品全集，作为作家诞辰120周年的献礼，但因为这些年教学工作和各种翻译都很多，所以这个翻译计划一拖再拖，所以我现在把规划又往后推了10年，希望2030年可以推出我翻译的圣埃克苏佩里作品全集。

  黄荭

  法语文学译者，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国际杜拉斯学会会员。译有《小王子》《人类的大地》《外面的世界》《然而》《薛定谔之猫》《花事》《猫的私人词典》《冷水中的一点阳光》《星期天》《波伏娃回忆录：岁月的力量》《多拉·布吕代》等作品，著有文集《一种文学生活》《转身，相遇》《闲来翻书》《经过》《杜拉斯的小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