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19年10月14日，伟大的当代文学批评巨擘、世间最真挚的读者哈罗德·布鲁姆去世。他于25年前写下的书，预言了我们今日的“走火入魔”：“我们这个时代充斥着各种屏幕（电脑、电视和电影），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神性尽失，我担心他们中间会产生变异的神魔，让视觉文化成为终结想象文学的力量。”

  以小说名世同时拥有海量散文创作的叶兆言，今年出了一部非虚构的《南京传》，他在回答记者“你怕被人当成散文家吗？”这个问题时，表达了相似的感喟：“其实没有多少人读过我的小说，也没有多少人读过我的散文，今天就没有多少人读东西。”

  真相让写书的人、做书的人狼狈，也让站在书籍和读者之间的人，比如我们，感到狼狈。过去常说，对于经典读物的理解，“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现在，上哪里去找这“一千个读者”？

  这个采访结束后不久，南京加冕了“世界文学之都”。在文学走向绝境的时刻，这样的命名重要且及时，它提醒我们：文学，或者更宽泛地说阅读，在人们生活中依然紧要。而像《读品》周刊这样的媒体，对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生活负有隐约而深远的责任。

  2

  今年4月，《读品》周刊刊发了对作家李洱的专访。他用13年写成的80万字《应物兄》，甫一问世即问鼎各大文学排行榜榜首位置，随之而来的是争议，界面文化的一篇文章直指其“性话语泛滥”，某媒体记者以私人名义发布的《坚决反对〈应物兄〉得茅盾文学奖》一文，也在微信朋友圈流传。凡此种种让《应物兄》溢出了文学界和出版界，成为一起“文学事件”，于是，带着困惑，我们和李洱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李洱认为，从“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西方价值就有一种自然的倾慕，从此时到对中国文化再次确立身份认同感，大概走了100年。于是，李洱以更为宏观的知识分子境遇为依托，梳理出：最近30年来，尤其是最近20年，人文知识分子要处理的主要问题，就是所谓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小说里，围绕筹办儒学研究院上演的种种剧情最后演变为一场闹剧。这似乎也镜鉴了一种现实——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之路并不平坦。对此，李洱表示：“小说没有回避它的紧迫性和严峻性，也揭示了一些应该避免的不良现象，但归根到底，它呼吁着勇气，期盼着智慧，当然也承担着写作者的责任和义务。”

  8月16日，褒奖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重要奖项——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公布，《应物兄》与另外四部作品登顶，位于风暴中心的李洱似乎格外需要安静，他在回复记者的短信中说：“我想，评委们对《应物兄》的现实品格表示了鼓励，对艰苦的文学探索表达了信心。”

  事实上，在第十届茅奖10部提名作品中，我们近年专访过的作者有八位，他们是梁晓声、李洱、徐则臣、叶兆言、刘亮程、叶舟、孙惠芬、葛亮。

  新疆作家刘亮程是2019年我们访问的首位作家。他的《捎话》虚构了一千年前发生在西域的故事，以寓言的方式揭示了人类沟通的暗区。“几十种语言在通行，一种语言就是另一种语言的黑暗。”位于东边的毗沙国与西边的黑勒国势不两立，从一句“毗沙西昆

  寺的高墙挡住了黑勒的太阳”的谣传开始，种下了仇恨的种子，开启了几十年的战争。在刘亮程看来，“历史并没有过去，我们穿透千年的尘埃，看到的似乎是历史，但它更是今天。我们生活在历史事件的结果中，所有历史事件的滋味，我们都正在品尝。”

  甘肃作家叶舟对敦煌历史文化和前世今生几乎是了如指掌的熟悉，而且是“每个手指都睁开了眼睛”，这种熟稔缘自叶舟和他笔下的人物精神契合，也缘于他充满激情的写作，这使得《敦煌本纪》自始至终保持了一贯的活力和凝练，也使他在借助敦煌书写少年中国的气象时，呈现出飞沙走石、苍茫无边、荡气回肠的博大气象。他说：“我想我的使命就是重新发现边疆，重新发现中国少年时候的那些可爱、那些美，那些少年的奔跑、义无反顾，哪怕是死。”

  梁晓声的茅奖作品、皇皇120万字的《人世间》，以北方某省会城市一个平民区为背景，刻画了从这里走出的十几位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展示了波澜壮阔的中国社会巨变。这是作家40年创作生涯的总结性作品，标志着其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新高度。但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他说：“大仲马晚年时候读着自己的作品，会情不自禁地说‘写得真好啊’。如果我也找到这种感觉，我就愿意停下笔，不写。但写了这么多年，写了这么多次，还是没有找到这种感觉。”

  为什么读它们？其中自有身为媒体“同步现场、同步时代”的不言而喻的使命。也让我们继续引用布鲁姆的话来作答：“如果长篇小说确实注定要消失，那么就让我们为了它们的美学价值和精神价值，也许甚至还为了它们的英雄主义（主人公的英雄主义和作者体现的英雄主义的一面）而向它们致敬。”

  3

  2019年，一些经典作家又有新作、新动向。茅奖得主格非继《望春风》之后推出新长篇《月落荒寺》，延续了作者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关注与呈现。主人公是在北京五道口某高校任教的大学老师，他活动的地理范畴、社交网络，想必是格非十分熟悉的。书中人物看似体面的社会身份与按部就班的日常背后其实涌动着危机与变数，这份不安其实也是现代人、包括作家本人内心的某种写照。格非表示：“就像王国维当年写《浣溪沙》，‘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滚滚红尘那么多人，但你又何尝不是他们的一部分？”小说格外“好读”，因而被视作“最难懂的前先锋作家写的一部最好懂的小说”。

  基本每两年就会写一部长篇的阎连科，今年出版了2017年发表的旧作《速求共眠》。小说讲述了一个叫“阎连科”的作家，“一面说着淡泊名利，一面渴求某一天名利双收”，想自编自导自演一部电影的故事。很多人认为作品分量轻了，作家本人却认为是一部重要之作——“作家冒犯生活，但我们没有想到生活永远在冒犯作家，生活是如此地冒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如此地接受它。从这个角度去看，会发现《速求共眠》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巨大的真实，被小小的轻松的故事表达出来了。”

  已有10年未出长篇的“新写实”流派代表人物池莉推出新作《大树小虫》，近40万字的篇幅，是她迄今为止体量最大的一部作品。新作一方面延续了自己对市井人情、饮食男女的细腻描摹以及对武汉这座城市带有地域色彩的书写，另一方面，从时间跨度到人物设置再到叙事方式皆有不同以往之处，算是某种程度上颇有勇气的探索。

  另一位先锋小说家马原，2008年查出肺癌而不愿意躺在病床上进行常规治疗，搬到云南的山上生活，近两年推出了新作《姑娘寨》和《黄棠一家》，今年又再版了藏区小说系列《冈底斯的诱惑》《拉萨河女神》。当被问到为何20年后又重拾旧业，马原表示：“写作这个职业是地球上最好的职业。因为我们模仿上帝。”

  还有曾经的先锋作家、如今以文学活动推广人身份活跃的孙甘露，他和同仁们创建的思南读书会，已经成为沪上文化地标之一。他对读书会的比喻，也可以用来诠释我们这种读书媒体的功能：“岸边的灯塔就伫立在那儿，这是它的职责和使命，人们在漆黑的地方看到航灯，有指示航道和抚慰人心的作用。或者走夜路，在山野看到远处有灯光，有人家，心里就定了。”

  4

  2019年，我们继续关注文坛新生力量。70后作家李修文的新作《致江东父老》集结他近期陆续刊发的专栏，为不值得一提的人和事建一座纪念碑。他希望在散文这一文体中，恢复中国其来有自的文章传统，抢夺各个文体的元素建立新的散文的主体性。

  黄昱宁的目标是像意大利导演费里尼那样“打碎现代都市人的生活现状和心理困境，重组具有审美意义的艺术奇观”，《八部半》这部中短篇小说集，证明了她达成这一目标的潜力。

  郭爽的《正午时踏进光焰》，写的是一些日光下“活着的脏脏的人”，个个携带着暗夜中的秘密和不堪，作家以传神之笔把他们从时间之流的湮没中“拽了出来”。

  班宇的《冬泳》以七个短篇小说，描写极寒冷的北方，那些“孤绝的灵魂”生而为人的尊严，为这个世界传达他们的“体温”。

  在复旦大学英文系任教的包慧怡是一名译者，也写诗和评论，她的关于欧洲中世纪文学的阅读评论《缮写室》获得了今年首届《钟山》之星文学奖“年度青年佳作奖”。

  还有我们持续关注的江苏青年作家孙频，在新作《鲛在水中央》中，“她向那些生命荒芜但又不断向上的人，向那些身陷泥沼又渴望清洁的人，向那些披着头发渴望脱离凡尘的人致意，她的作品已经生成独属于孙频的复杂而又深具魅力的小说调性。”

  5

  不仅仅是作家，这一年著名历史地理学者葛剑雄，著名文学评论家吴俊、许子东、张柠、毛尖，诗人臧棣，漫画家朱德庸，身兼媒体人与科幻作家双重身份的韩松，以明清史研究著称的民间学者张宏杰，著名类型文学作家蔡骏，非典型网红作家马伯庸、刘晓蕾，译者袁筱一、包慧怡，导演张纪中……都走进了我们的阅读视野。

  1年。41期推送。50多位作家、学者。感谢他们的善意与信任，感谢他们扩展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对人性的认识、对我们的世界的认识。

  为什么读？最后，让我们回到文章的开头，重温布鲁姆对这一问题的终极回答：“只有深入、不间断的阅读才能充分确立并增强自主的自我。除非你变成你自己，否则你又怎会有益于别人呢？”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陈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