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在你的伴侣面对死亡之时，你会为TA做些什么，作为告别的仪式？

  1929年，波伏瓦和萨特在索邦大学教室第一次相遇，他们都是来参加法国教师资格考试的年轻学生。最后，他们分别在这场考试中取得了第一名和第二名的成绩。从此，这对“学霸情侣”的命运彼此相连，再难解分。

  萨特晚年时，健康状况不断恶化：高血压、牙病困扰、缺氧症、视力下降几近失明、脑损伤、尿毒症——

  我的健康资本已经耗尽了。我活不过七十岁。

  我想我完不成《福楼拜》了。

  我的眼睛再也好不了了吗？

  事实上我没有死，能吃能喝。然而作品已经写完，在这个意义上，我死了……

  萨特的眼病严重恶化，后来几乎失明，虽然他有心写自传，却无法完成。

  在最后的岁月里，波伏瓦提出了一个非常符合他们“人设”的建议：将两人的谈话用录音记录下来，整理成文，再加上波伏瓦的日记、友人的笔录和口述，最后形成了一部完整的作品。

  这部作品，就是萨特与波伏瓦最后的对谈录——《告别的仪式》。它是20世纪最神秘、最忠诚、最亲密的伴侣之间的对话，是这对情侣关于哲学、生命、世界万物的思考相互碰撞的产物，是20世纪人类“最强大脑”之间擦出的火花。

  对谈由波伏瓦引导，萨特在回答前者的问题时回顾了：小资产阶级的童年生活；作家角色与哲学家角色的冲突；普鲁斯特、卡夫卡、季罗杜对他的影响；与加缪、贾科梅蒂、热内之间暗流汹涌的友谊；对食物、金钱、性的态度；与女人的关系；最后以自由、死亡和上帝收尾。学生、追随者和萨特研究者的必读书。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念认为，萨特和波伏瓦的学说主要有两个维度，一个维度就是人与自我的关系，这里牵涉到人与亲密伴侣的关系。萨特和波伏瓦在读大学时就已经签订契约，立志反抗婚姻制度，建立一种开放式的伴侣关系。他们想要通过这种训练，来建立起人和自我的关系，来克服“他人即地狱”。

  “他人即地狱”究竟是什么意思？张念解释说，波伏瓦跟萨特处在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之中。这个传统认为，眼前的世界必须是确定的、清晰的、可预期的，所以才有各种实证的社会科学知识，包括我们的伦理关系。因为在这些关系的背后，有一套伦理秩序或者像婚姻制度这样的东西来作担保。

  但是，存在主义者认为，我与他人的关系，不是经由那个制度来建立的。不是说因为我们之间是夫妻关系，我才了解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直接的，尤其在亲密关系之中，绝不可以用理性主义的方式去理解我的伴侣。

  所以，这种“他人即地狱”的观点，主要针对的是理性主义认识论。这个世界并不是清晰的，他者在我面前是一堆杂乱的表象，这就使得我在世界当中的处境带有一种道德的模糊性。

  实际上，这种体验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里都有，比如在亲密关系里面，每个人都说过这样的话：“他不理解我”“他不懂我”。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不理解”“不懂”？萨特和波伏瓦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他人即地狱”，相当于一个目标立在那里，他们试图通过实验的方式，在亲密关系里面攀援这种模糊性，攀援这种不可认知性。他们能做的，就是从青春到老年，至死都彼此保持坦诚。

  “萨特和波伏瓦的情感是非常感人的。实际上，他们是一对非常忠贞的情侣。萨特死了以后，她静静地在他尸体旁边躺了很久。”张念说。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闳赞同张念的大部分观点，但也认为她美化了这种理论和这种关系。

  萨特有一部自传式的作品叫《词语》，他说：“言词不由我们支配，它比我们来得更加狡猾。”所谓“彼此坦诚”，仅仅是愿望而已。

  “当我们企图说出某种东西的时候，语词已经在遮蔽那些东西。我并不是希望大家都对你相爱的人撒谎，而是说我们尽可能地坦诚，但是也要知道这种坦诚的限度、边界以及它的不可能性。只有我们知道它的限度、边界和不可能性的时候，彼此坦诚才是可能的。”

  正是这种对于人性本身的幽暗性、残酷性的认知，我们才会知道波伏瓦及萨特做了多么艰难的努力，他们不经常是顺利和成功的。

  “即使是在《告别的仪式》里，萨特弥留之际，虽然波伏瓦有你讲的那种感人的情绪，她可能一辈子跟他彼此相连、不可分割，但也有不可理喻的地方，甚至是冷漠的、厌倦的一面。虽然她透露得非常少，但是依然能感觉出来。”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陈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