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严歌苓空降南京。这次回国是为了宣传新作《穗子的动物园》，这是继《妈阁是座城》之后，她于今年推出的第二部作品。
记者吃惊于她的美丽，由于早年练舞且长期坚持锻炼，她的双腿修长纤细，脚踩恨天高，走路丝毫不吃力。她目前住在柏林，在去伦敦领了一个奖之后，飞到上海，未作停留就一脚来到南京。由于缺觉和倒时差的关系，她的神色有些疲惫，但无论说话还是动作，都有一种远超常人的敏捷。在德基美术馆的讲演结束后，她同时应付着多家媒体的采访，而且彼此之间呼应得很好。她可以迅速抓住你说话的要点，也能敏锐地捕捉到一些问题的“进攻性”，坚定回应。
写作将近40年，她始终将自己定位为“讲故事的人”。她没有控诉的欲望，在她看来，那不高级，而“表现荒诞远比控诉荒诞高级”。她说：“作家不要扛起使命感，但一定要诚实。”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陈曦 张垚仟/文 牛华新/摄
1
写作将近四十年，严歌苓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生命力。翻看她的作品简历，大约有20多部的长篇小说，70多部的中短篇小说，还有大量影视作品的剧本创作以及改编。这一方面与她所接受的专业训练有关——作为一名职业作家，她每天如同工作一般准时坐在书桌前写作的故事已经为读者熟知。另一方面，这也与她的天赋、经历、性格有关。
严歌苓的父亲萧马是著名作家、剧作家，父亲非常丰富的藏书，她小的时候也喜欢翻一翻，这促使她很早就走进人性，走进人的情感世界。
12岁时，严歌苓来到了成都部队，每年都会随部队去西藏演出几个月。“很早就看到了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对比，现在的生活也一样经常换地方，这促使我反观中国的文字以及文化，也搜集了很多故事。”
严歌苓形容自己从小就是一个多思寡言的孩子。“很少说话，基本没有表情，外号叫做‘小木偶’。我妈说我从小就是心事重重、思考密集的人。想得多，写得必然多。”
她在不少小说里面写到父母离异再婚后子女所遭受的心灵创伤。她坦承，这也与她的个人经历有关。
“那是发生在一个少年人身上最大的悲剧，”严歌苓说，“我分别在再婚的父亲和再婚的母亲家里住过，那种异乡人的感觉，那种加缪小说中的陌生人的感觉，都催化了我写这种感情和关系的冲动。我人生的悲剧感、喜剧感、荒谬感都来自这种不够真实的伦常关系。”
父母离异这样的事件，在当时的部队环境里面更是“耻辱”。“我的家庭是一个在当时看来很不主流、不过硬的家庭。所处环境，特别歧视婚外恋、离婚这种情况。”所以严歌苓对集体的“虐他性”总是格外敏感。她在不少作品里探讨着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问题，那种相互怀疑，相互渴望的靠近，相互同化的艰苦。
严歌苓说，作家不可能摆脱自己的经历去写作。“作家总是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受自己经历的影响。经历不可能不影响到你的写作、你的人生观。”
2
严歌苓塑造过很多形象鲜明的女性角色，多鹤、王葡萄、扶桑，这些人物的坚韧、宽容以及力量感，带给读者很大的震撼。严歌苓说，其实她们都来源于她生活中的女性。“我祖父自杀后，是祖母和她的婆婆撑起了这个家族。包括我的前婆婆、李准的太太，她作为一个‘反动文人’的太太，她的忍辱负重。女人在很多时候是非常坚韧的，她们没有豪言壮语，有时候甚至是消极、被动的，但女性的宽容、接纳，她们藏污纳垢去爱的能力是伟大的。”这是因为，“在一个父权社会里，女性必须隐忍、坚韧。”
在写作的时候，严歌苓还会有意识地将自己“放进去一点”。“我觉得每个形象都有一点我自己，如果不把自己放进去那么一点，我找不到这种认同感。王葡萄身上有我对生命神圣感不加区分的认同，无论什么样的生命，首先他得活下去。还有少女小渔，有我自己对人性自由的看法。”
严歌苓是一个对故事、对他人的痛苦非常敏感的人。“我是那种心很软的人，很容易对别人的苦难或者痛苦产生共鸣。我喜欢观察别人，听别人的故事。”三十多年前，她从另一个作家那里听到了一群修铁路的铁道兵与一只熊的故事，她一直记在心里。“最近几年我问他，我说这故事你打算写吗？他说‘这是我告诉你的吗？我早忘了。’我的记忆就不会忘掉故事的，我听到好故事就放在心里，就老在琢磨这个故事我能不能写。”
3
严歌苓的很多小说都有一段历史背景，比如《金陵十三钗》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小姨多鹤》以伪满洲国为背景，这也赋予她的小说深邃的时代感和史诗品格。那么作家如何处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
在严歌苓看来，文学首先有着审美的作用，不要将其他历史、政治、社会的因素掺杂进来，这对于文学创作是一种干扰。
“我只对人物的命运感兴趣，人物的命运正好和民族的命运平行往前走，我也不回避当中遇到的运动或者灾难。那么就是看这会对人物的命运产生怎样的影响，我偏爱大的、史诗性的题材，我能够把自己对很多东西的看法，逐渐地编织进小说中去。”
她说：“我是躲在虚构的人物和故事后面说真话的人，你们看懂了故事，就看懂了我的真话，我不可能比它更坦诚。”
她无意通过文学作品反思历史。“艺术是种很纯粹的东西，不能有任何杂念，说要表现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历史责任感、伟大使命，那就完了。”她“不是要控诉的人”，“控诉很低级，而表现荒诞远比控诉荒诞高级”。
严歌苓说，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首先要做到诚实。“作家不要扛起使命感，但一定要诚实。你认为哪些是错误的、哪些是正确的，你肯定有你的推理、逻辑。哪怕你的观点和大众的看法不一样，你也要诚实地书写。”严歌苓说。
对严歌苓而言，创作就是一种单纯的艺术行为。“我的创作并不是为了影响什么，创作者想创作，是一种孕育和分娩的感觉。孕育成熟，你必须把它生下来。至于这个作品出来，它教育了谁，或者别人喜欢不喜欢，你真顾不上。”
对话
从时代表面的平淡
挖掘惊心动魄的故事
读品：您的很多作品都有着类似的军旅青春或者说“芳华”的书写。如何看待相同主题的反复书写？
严歌苓：我过去有一种想法，我觉得要把同一个故事隔十年写一次，因为你的阅历、读过的书和你的成长都会改变，肯定写出来不一样。在美国做一个作家，政治正确非常重要。现在我发现这也是一种束缚，一种不自由，一种极其不诚实的东西，我也要摆脱掉。
读品：您是在海外写中国故事。有一种声音说，这是在把我们的苦难写给别人看。
严歌苓：我觉得一个民族没有乐趣，任何一种物种没有乐趣，它是繁衍不了、壮大不了的。中华民族人丁一直兴旺下去，这个民族全是苦难、没有乐趣，是不可能的。犹太民族从来没有停止向外族人展示他们的苦难，这个民族伟大不伟大？我觉得一个善于记住自己民族的苦难，一定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因为苦难不是我们的屈辱。
读品：不像你们这一代作家经历丰富，现在年轻人的生活普遍平淡，没有大起大落的人生，他们应该书写什么？这个时代是否还能产生好的文学作品？
严歌苓：我觉得焦虑感到处都有，卡夫卡在写《变形计》的时候，他的物质生活不痛苦，但是他的精神生活非常痛苦，只是表面看上去平淡。其实是每个人都有可写的，都有创伤。这个时代在前进、在转型，人的焦虑感、这种被异化的感觉（都值得书写），（只是）还没有一个人去从这种表面平静的生活里挖掘出来惊心动魄的故事。
读品：您有很多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是否介意被说是“商业写作”？
严歌苓：很多评论家说我小说写得太快了，快得我们来不及看，你下本书又出来了，我就只能慢一点。我每天没事干，就只能接这个电视剧的。只要是原创的电视剧，我认为还是可写的，因为你还是能够得到那种惊喜，你写的这个人物忽然出现你没想到的行为，对吧？这是我写作最开心的地方。
读品：创意写作班真的能够培养作家吗？
严歌苓：我觉得国内的创意写作班在编教材的时候，压根就没有想好应该怎么教他们。你都没有一个教学的一个方案或者系统，你用什么样的书，怎么去教学呢？在美国每个学校都有他们自己的独特的教学办法。国内目前的这些写作班都不是特别成熟。
严歌苓
小说家，电影编剧。1989年赴美留学，获艺术硕士学位。旅美期间获得十多项美国及台湾、香港地区的文学奖，并获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编剧奖、美国影评家协会奖。2001年加入美国电影编剧协会。代表作有《扶桑》《第九个寡妇》《金陵十三钗》《小姨多鹤》《陆犯焉识》《妈阁是座城》《芳华》及用英文写作的《赴宴者》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