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史上，格非是个绕不过去的名字。继2016年《望春风》之后，他又有新作《月落荒寺》。这是他2015年摘得茅盾文学奖之后，四年间推出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相比同时代作家，格非的勤奋令人关注。
近日，在南京参加凤凰作者年会期间，格非接受了现代快报记者的专访。谈到《月落荒寺》这部描写当下知识分子精神迷惘的小说，格非表示，他是以平视的目光，带着尽可能理解他们的姿态去写作。他不是完全的批判，很大程度上也包括对个人生活的反思，因为“书中人物的优点、缺点、欲望，以及在欲望中的挣扎，在相当程度上我也有。”
至于很多人反映的“小说好读”，格非表示，他不介意读者将它当成通俗小说来读。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陈曦
1
《月落荒寺》的主人公叫林宜生，他是苏州人，在南京学习十年，然后北上，成为北京一所理工科大学的哲学教授。受益于市场经济和国学热，他在各地讲课，收入和地位跃升，名也有了，利也有了，却仍感到虚无，尤其是在妻子出轨白人汉学家派崔克，婚姻破裂，儿子不服管教后，他走到了生活的十字路口，感受到无力和彷徨。就在这时，一个叫做楚云的女子出现了。他被她的神秘所吸引，坠入了爱河。然而，有一天，当宜生服用了抗抑郁药入梦时，楚云消失不见了……
除了这条感情线，小说还写了林宜生和他的朋友们之间的故事。这个部分主要是描述不同的人，有知识分子、官员、生意人，还有艺术策展人，写他们的生存状况。
小说非常好读。格非提到，有朋友说花了四五个小时就读完了，然后问他，“林宜生最后跟谁结婚了”，其实他在小说里面已经埋下了伏笔，仔细的读者并不难发现。当记者表达了同样的阅读感受，并问他，介不介意新作被视为“通俗小说”时，格非表示，“我不介意，为什么要介意？”
他说，作家有两种策略和手法，一种是把读者拒之千里之外，一种是跟读者保持直接的对话。随着时代的变化，作家和读者关系也会发生微妙的变化。“我自己也有这方面的想法，作家写作，首先要找到巨大的动力，觉得自己能写，有信心有激情去完成这个工作。如果读者读得很快，他喜欢读，我觉得没有什么好意外的。”
小说里的林宜生，和格非有着相似的经历和背景，都是在南方读书工作，后来去北方定居。为了不让读者将小说主人公当成作家本人，格非将林宜生的读书背景换成了南京。
但林宜生这个人，身上无疑有着当下知识分子的影子，包括格非自己。所以格非不是居高临下地审视笔下的人物，而是以平视的目光在描述他们，以尽可能理解这些人的姿态去写作，因为“他们身上的优点、缺点、欲望，以及欲望中的挣扎，在相当程度上我也有”。
2
2000年，格非离开读书、工作将近20年的华师大，调入清华大学。格非说，他是个不爱动窝的人，早就准备在上海扎根的，他妻子是地道的北京人，当时也已从北京调到上海，有了正式的工作，可家庭发生了变故，家中的老人需要照顾，他们又不得不匆匆忙忙调到北京。之所以选择清华，是王元华先生的推荐，王先生对他说：“你应该去不那么热闹的地方，清华就是这样的地方。”
来了以后，格非就发现北京对他太合适了，尤其是北方人大大咧咧的性格。“你在北京生活，你跟朋友之间，不会因为说错一句话，对方会生气，甚至跟你断交，这样的事情在北京从来不会发生的。可是在南方很多，南方人相对来说容易激动。我在上海生活的时候，这种事情发生了很多。”格非说，这是他作为一个南方人，才能体会到的北方人的品质，那就是情感的稳定和包容。
“当然如果你明天让我调回上海，我也会很高兴，没有问题。我在北京生活，那就充分享受北方的优点吧。”格非说。
20世纪90年代写完《欲望的旗帜》后，格非有近十年时间没有发表作品。格非说，这其中有很多的原因。他一直在考虑用现代主义的方法，创作一部大的作品，历史跨度稍微长远些。但后来写不下去了。一方面中国社会在变化，80年代先锋文学的氛围已经不在了；还有创作方面的原因——他对现代主义这种方式也有些怀疑。还有一个他鲜少提及的原因，是他当时正读博士，其间又有了儿子。
直到来到清华，孩子也上学了，各方面都安定下来。2003年，格非开始了《人面桃花》的创作，并用一年时间写完。这也是他后来摘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江南三部曲》中的第一部。评论界将这部小说视作先锋作家退场、转型的标志。但格非不这么看，他不认为《人面桃花》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品。他说，《人面桃花》与他80年代写的先锋小说之间是紧密关联的，当然里边有很大的变化，“步子可能跨得大了些，仅仅如此”。
3
《月落荒寺》是格非2015年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推出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在外界看来，相比同时代作家——苏童、余华未见新作，麦家十年出了一部，毕飞宇主要在讲“小说课”，格非近年来的勤奋令人关注。
对此，格非表示“不能这么看”，“因为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工作节奏，有的人喜欢放个大招，几十年酝酿一部巨大的作品；有的作家觉得状态不好，就稍微停一停，我觉得这很重要，我当中也停了，十几年不写作。这都很正常。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格非觉得，他的这种写作节奏，很大程度上因为他是“业余写作”。他在高校当老师，人突然轻松下来就想写作。“可能是受工作习惯的刺激，好不容易把课上完了，学生的分数批出来，硕士博士把他们送走，有了间歇期，我就本能地会去写作，就觉得特别舒服。”“但是对专业作家，或者对一个不受工作折磨的作家来说，他时间有的是，时间长了以后，他也觉得不着急了。我不行啊，如果这半年时间我把它放掉了，就要再等很长时间才会获得这个半年，这也是为什么我会特别在乎时间。”
当然，最主要的动力，还是写作带来的快乐。“我妻子就老是说，你能不能就不写了啊，你身体不是太好，教教书过过安静日子不很好吗？你老那么拼命写干什么？但是写作对我来说，这个快乐是不能剥夺的。”
格非在清华主要教授两门课，“小说叙事学”和“文学名作与写作训练”，后者是给本科生开的，学生很多。“每年讲的内容都不一样，不是说一门课我把它背下来，然后讲一辈子。每年都会有变化。”
在格非看来，教师是个严肃的职业。“我从来不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学者，我就是一个教师”，而所谓“学者”这个部分，是为上课做的准备。他最近写的好些文学评论，都是他为了讲课，花几个月时间备课而写的。
“你如果不去认真给学生讲课，你也不会那么认真地去读作品。你的竞争对手就是学生，一个班上有八九十个人，小的班也有五六十人，他们也在读你读的作品，如果你的阅读还不如学生仔细，你怎么讲课？所以这是一个严肃的工作。你讲课讲得好不好，学生眼里很清楚。
“你如果十年前读过一本《罪与罚》，你怎么可能去给学生讲《罪与罚》？你起码得读两遍。这对创作有没有作用？当然也是有作用的。”格非说。
对话
很多悲观，反而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乐观
“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读品：《月落荒寺》很好读，您写作的过程是不是也很顺畅？
格非：我跟别人有点不同，我是持续性的写作，写一个作品的时候，会有太多的东西放不进去。在写《隐身衣》的时候，有很多我想写的人物、场景、事件没有办法纳入到里面，但我也不能扔掉，所以就搁在那儿，慢慢的它就会有新的写作冲动。所以整个创作过程还算好吧，开笔的时候，一个礼拜有两次课，中间写作五天，不知不觉就把它写完，前后写了五六个月，那段时间我刚做完心脏手术，也不能太劳累，比较从容，也不太可能像过去那样熬夜，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
读品：小说开写了四个家庭、四对夫妻，身份是知识分子、官员、生意人、艺术策展人，基本代表了一个中间的精英阶层，他们物质充裕，精神生活上很享受，肉体也挺放纵，但内心比较空虚，您对他们的生活满意吗？是在反思些什么？
格非：也谈不上满意不满意。他们身上的优点、缺点，包括你讲到的欲望，以及欲望中的挣扎，在相当程度上我也有。所以我还是以平视的角度，带着尽可能理解这些人的姿态去写作，不是说完全地批判他们。就像王国维当年写《浣溪沙》，“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滚滚红尘那么多的人，但你又何尝不是他们的一部分？对文化也好，对一个群体也好，这种反思，也是对个人生活的一个反思。
读品：保姆老宋无意给狗喂了洋葱，结果狗死了，老宋被女主人赶走了，但老宋其实跟男主人德坤通奸。还有德坤家救狗比救人还尽力，最后还逼得人给狗下跪，这样的情节是想表达什么？
格非：阶层关系小说里面带到一点，但不是这个小说重点描绘的部分。还有狗的问题，因为我自己不养狗，我在写作的时候也问过一些朋友，我说如果我要写这个的话，会不会触动那些养狗人的神经。所有的问题在今天都变得非常敏感，所以我在写这个部分的时候，实际上也非常小心。
读品：大家都知道您对《金瓶梅》的喜爱超过了《红楼梦》，楚云这个名字就是移植《金瓶梅》的，她很美，但结局很惨，让人感到美是那么脆弱。楚云这个人物代表什么？
格非：《金瓶梅》确实有楚云这样一个人，这个人物出场的时候，小说就快结束了，她在来的路上，西门庆就死掉了。但是说到楚云这个名字，白居易也写过“楚云易散”，也是一个典故吧，所以也不能说完全来自《金瓶梅》。
在今天，人们通常所认为的美，实际上是“不美”，是非常做作的东西。真正美的东西，它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的。说到美，就会说到事物，如果放到人当中来看，就是在街上看到一个女孩很美，我会看她两眼，就觉得跟这个人有一种关系，因为这个美震动了你，不经你同意，它已经影响到你了。生活中会有一些东西强烈吸引你，为它付出情感，甚至我们很难用语言来描述它，生活中这样的东西越来越少。这种东西我觉得很珍贵，它代表着某种激情。如果没有这种激情，生活是很枯燥的。这种东西在今天确实如你所说越来越脆弱，有些东西是转瞬即逝的，所谓“彩云易散琉璃脆”，确实如此。世界上好的东西它都是不牢靠。
读品：楚云的哥哥是黑社会一个死而复活的死刑犯，这不由让人想起不久前云南孙小果案，《月落荒寺》其实两年前就差不多写好了，当时新闻还未发生。在新闻越来越超越小说家想象的今天，小说家为何还要写小说？小说的价值是什么？
格非：有人说新闻比文学更真实，我从来不这么看。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记录社会生活的方式，它有各自的规定性，不能混为一谈。首先，新闻诞生的时候，小说就已经诞生很长时间了。第二，新闻通常描述的是观念和道德，一个人杀了人，是非是很清楚的。文学要处理的，远比新闻更为复杂，它包含着非常多的观念，作家需要对这些意见和观念做一个综合。这是文学和新闻最大的不同。作家依附于新闻，通过新闻事件来刺激想象力，放弃了自己观察生活、思考生活的能力，放弃了小说家这个天然的权利，把自己新闻事件的再加工者，这是很荒谬的。
读品：小说应该干预现实吗？
格非：小说可以干预现实，问题是怎样干预？一个事件发生了，新闻会很快直截了当地表达看法。但小说不是这样，小说考虑的问题更加复杂。小说不光是对一时一地一事发言，它可能是对漫长历史的综合描述，所以小说最重要、最核心的就是时空。托尔斯泰在写《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他的看法跟新闻差不多，这个女的通奸了、出轨了，他很生气，他想我的妻子要是这么做，那这个社会就乱套了，所以他本能地会对安娜很反感。但是《安娜·卡列尼娜》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放弃了原来的看法，他写着写着发现自己爱上了安娜。安娜有自己的道理，他对她具有深刻的同情。他需要把一个现实的道德的自我，跟过去的保留他对象的自我，以及他想成为未来的一个对象物，形成一个综合。这样一来，在某种意义上，小说会反抗作者的固有观念。说到新闻跟小说最大的区别，小说处在一种巨大的矛盾之中。很多小说家写到最后，走到了自己的道德和观念反面。这样的小说非常多。小说提供的是一个巨大的空间，促使我们对问题进行深入全面的思考，这是小说的光辉所在。
很多悲观，反而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乐观
读品：《望春风》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吗？
格非：写《望春风》是因为老家的房子被拆了，乡村成为一片废墟，这对我的刺激非常大。就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我要把这些人写出来，不能让他这么消散了。我们老家原来是从河南迁居到这里，这个姓刘的村庄里面全是北方人，他们世世代代居住在乡下，突然赶上了这个巨变的时代，进了城，身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他们都垂垂老矣，已经极大地被边缘化了。可是他们的生命，在某个特殊的时间段里面是焕发出光彩、光亮的，他们也年轻过。你不能因为时代的变化，就把这段时间省略了。如果省略了，这些人怎么来交代自己的一生？他们大部分是不识字的农民，我觉得我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我有责任把他们的事情固定下来，或者说通过我的写作让他们活下来。这是当时比较强烈的一个冲动。这种情感的浓度，是我以前写作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所以写的时候也是酣畅淋漓，没有觉得任何的障碍。
读品：您的小说是有明确是非观念的，但善良正义的一方总是吃苦、吃亏、失败的，而不那么善良的人却成功当道了。《望春风》里，德正早死，春琴晚景凄凉，为人阴狠的赵礼平却富贵得势。为什么这么写？
格非：这个问题也可以给卡夫卡、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加缪、鲁迅。所有的作家都是这么写的。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写？这是因为作家需要去描述个人生存和社会风尚、时代趋向、道德规定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是小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本来就应
该由小说家来承担。小说并不完全否定社会道德，但是它一定会在一种紧张关系当中去思考。不是所有的关系都是天然的，或者说它就一定是对的。比如文革时期的道德，对挣钱、对欲望，完全是鄙视的。但这个道德在今天已经被新的道德取代。道德也是不断在变化的。小说家就是在不断变化的道德风尚之间，进行比较深的思考，来重新构建关系，使得社会在不断的发展中，反思我们自身的生活。
读品：无论《春尽江南》《望春风》，还是《月落荒寺》，结尾都笼罩着悲伤的气氛，《望春风》里土地和人心的荒芜，《月落荒寺》的“楚云易散，覆水难收”。为何小说常给人以虚无和绝望之感？
格非：我们往往把绝望和虚无看得太重了，这样就没有办法了解我们自己的生存。说到绝望和虚无，人最后都会被死亡战胜，最后孤独地死掉，这个结局肯定是不好的。那我们怎么来解释？比如说杜甫的诗歌，有很多激愤和伤感之词，那他为什么还要坚持他的看法？他一定有他所追求的某种价值。你读杜诗就知道了，杜甫见到那些官员，他永远不可能去迎合，他永远会有牢骚，这意味着他对某种价值的坚守，这不完全是绝望。你坚持了你的价值，你的价值不为社会所容，你也会感到一种淡淡的满足。
萨特说过一句话，很多悲观的东西，反而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乐观。一个人看透了世事，会获得一种新的境界。这种境界，不免是伤感的、悲剧性的，可是同时也会提供给你美的享受，提供给你真正的安宁。一个人如果对生活缺乏思考，他就会随波逐流，就不可能获得安宁，永远在恐惧之中。生老病死，哪有那么容易摆脱的呢？
读品：对《望春风》和《月落荒寺》这两部近作，您还满意吗？
格非：如果你觉得有信心把它拿出来给读者见面，你至少认为它还过得去。至于别人说好说歹，这个我也不管，对得起自己良心就可以了。
对音乐的热情和喜爱超过了小说
读品：“月落荒寺”这个如此中国的名字，其实取自德彪西的曲子，“望春风”也是来自台湾歌曲。您的小说中对古典音乐也多有涉及，音乐对您的文学创作有何影响？
格非：我听音乐差不多三四十年了，这可能是我唯一的一个爱好。很多人会有误解，觉得我听音乐，好像是为了给写小说提供某种东西，其实压根就没有。我从来没带着某种功利性的目的和想法关注音乐，让它来帮助我写作，或是帮助我来理解历史、人生。纯粹的喜欢，有这个愿望浸透在其中。比如工作完了以后，每天回家，我就坐在沙发前听两个小时，有的时候会听四个小时。我一直觉得音乐的复杂神秘性，是小说远远不能比的。所以我一般不会把小说跟音乐相提并论。
读品：您觉得音乐比小说更高？
格非：当然要高很多。音乐跟我们情感的联系，那种直接性、瞬间性，带给我们的震撼，是小说不可比的。我们有很多心仪的小说家巨匠，也有很多音乐界的大师，但是我一般不会把他们放到一起，比较哪个更高。但是我对音乐的热情和喜爱超过小说，这是肯定的。
读品：这会对您的写作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吗？
格非：我觉得没有。说有影响都是在瞎胡扯。比如说有人从小说里读出了三重奏、四重奏结构，以昆德拉为例，这都不太对。音乐当中的对位关系、复调、曲式，跟小说完全是两回事。很多人不懂音乐，把音乐的结构跟小说结构来做一个比附，而且成为时髦。通常意义上说，巴赫是任何时候都能听的，不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巴赫从来不会错。还有一些音乐适合心情平静的时候，当你情绪激动的时候，可能不会去听肖邦的夜曲。音乐跟我们的关系，是一种更为直接的关系，听多了以后，会觉得它跟吃饭一样的，会有一种需要。
《人面桃花》不是跟80年代的切割
读品：《人面桃花》是一部带着先锋走进传统的作品，有人将它称为先锋退场的标志，您为何回归传统和写实？这种转向传统和写实，在您看来是一种必然吗？
格非：我的看法跟他们的都不一样。我觉得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写实主义，所谓现实主义也是一个神话。我不认为《人面桃花》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品，它跟我80年代写的所谓先锋小说之间，是有非常紧密关联的，不是说我把原来的东西扔掉，另起炉灶来写东西，当然里边有很大的变化，步子可能跨得大了一些，仅仅如此。当中也确实停了十多年，你要找回十多年前的感觉，你也找不着了呀。这个变化我也很难说得清楚，你的认识、心态，以及社会发生的巨变在你身上的投影，都能说明这个问题。一个年轻人激情飞扬写的东西，肯定跟到了中年不一样。但我不认为是跟八十年代切割，切割不掉的，里面很多东西不是纯粹现实主义的。
读品：这段时间诺奖开奖、布克奖公布，大家对得奖的渴望接近癫狂，您对当下的文学现状怎么看？
格非：莫言得奖的时候，我正好在伦敦；鲍勃·迪伦得奖的时候，我正好在纽约，都是第二天就有一个讲演。我当时就想，讲演当中可能会有人会问我对诺奖的看法。但最后情况截然相反，没有一个人向我这个中国作家问起莫言，也没有一个美国人问起鲍勃·迪伦，就像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一样，大家都在讨论文学，跟我交流对文学的看法。今年我觉得还好一些，尤其前几年，我们对诺贝尔奖，对在国际上获得承认，确实过于关注了。这个关注使得文学的生态变得很不正常。但这也是一个过程，随着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辨识度日益提高，这些问题会回归一个比较合理的范畴。获奖总是一个让人高兴的事情，但是也没有必要过于关注，还是让它变得正常。
读品：您对诺奖会有所期待吗？
格非：年轻的时候，对荣誉会有一种超过对生命的看重。艾略特说过一句话，荣誉和安宁不能共处一室。我觉得在今天，我对安宁，对我自身的生活不被打扰的这种想法，可能会超过你说的得奖、被大家热捧。
读品：最近有没有看一些作品，觉得还不错的？
格非：当然在看，班宇和双雪涛也给我推荐过，班宇给我开了一个很长的书单，我全部都买回来了。我喜欢那个理查德·耶茨，是由于张悦然的推荐。他是伟大的作家，也许是海明威、福柯之后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还有约翰·欧文也是他们推荐的，像这本《寡居的一年》，我带在路上看的。我想了解年轻作家在读什么书，了解他们为什么会喜欢，他们创作的来源。我的书架里面好多的书，就是这样得来的，全是年轻人给我推荐。
格非
原名刘勇，1964年生于江苏丹徒。1981年入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85年留校任教，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2001年调入清华大学。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主任。著有《欲望的旗帜》《江南三部曲》《隐身衣》《望春风》《雪隐鹭鸶》《文学的邀约》等。《江南三部曲》2015年获茅盾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