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凤凰作者年会公布了2019年“凤凰好书”。每本好书都凝结了作者、编者的大量心血，我们特邀每本书的责任编辑代表，呈现好书诞生的幕后故事。
组稿、整理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陈曦 张垚仟
为知名出版家出一本长篇小说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煤炭部队成立，在盆县地区担负大型煤矿建设任务，用贵州的煤炼四川的钢，让盆县的煤炭保证攀枝花钢铁生产基地的需求。
樊希安老师多年前开始构思《乌蒙战歌》，几年前开始动笔，因为创作过程中激动和疑惑并存，他在多个场合提及本书。在社领导介绍下我联系上樊老师，表达了出版本书的渴望。虽然樊老师出版过很多本书，但《乌蒙战歌》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鉴于长篇小说这一文体的地位，以及作品内容的厚重感和自传性质，樊老师非常期待这本书能做好。我们则一边反复优化相关方案，一边坚信这是一次提升自我的机会。
拿到书稿后，我最激动的不是拿到书稿，而是拿到了知名出版家的书稿。作为读者，我在很多三联版图书上看到樊希安的名字，印象深刻，但仅此而已，如今拿到这位出版界前辈的书稿，往小处说是缘分，放大说，是一种传承，两代出版人之间的传承。同时，从出版家到作家，樊希安老师也是在延续出版业的人文传统。现代出版业在陈独秀、鲁迅、叶圣陶等一大批作家文人手中开创并迅速达到了一个高峰，几十年之后，樊希安等多位老师都在传承编辑作者一体的传统。
因为构思良久，书稿在大的方面无须调整。编辑集中在文字方面，第一次写长篇小说，樊希安老师非常用力，字句上稍显繁复庞杂，如何说服樊老师把众多的长句子改短是一个重点。对此樊老师十分谦逊，相信我们的水准，听出版方指挥，恍惚间，他又成了当年那个奔赴三线建设一线的新兵……
亲历《南京传》的诞生与荣光
当代文学史中，讲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代表作家和作品，叶兆言老师的“夜泊秦淮”系列位列其间。毕业后，告别文学史上的只言片语，却幸运地走到了文学发生的现场，亲历了叶老师《南京传》的诞生与荣光。
虽具有高度的写作自觉，《南京传》却是叶老师的“命题作文”。这也是叶老师首次与译林社结缘，他戏称自己半开玩笑间便与译林签下了合同。听起来像是充满了偶然因素，其实作为地道的南京人，叶老师“对南京的方方面面都有一种特殊的兴趣”，提笔写《南京传》，他做足了准备，下足了功夫，最终皇皇二十余万字，一气呵成。
拿到书稿时，除了兴奋，心里是有点惶惶然的。叶老师“征引资料宏富，涉猎论文广泛”，甚至连“南京乡邦文献，王少华的文章，逯钦立教授的论文，汪士铎的日记，都注意到了”，这对编辑来说，是享受，也是极大的挑战，考验的是编辑的历史人文综合素养。具有深厚家学渊源，又曾做过数年编辑工作的叶老师，对自己的文字和写作有着极度严苛的诉求，“增一字便多，减一字便少”，编辑时更切身体会到这一点。而封面设计无疑是一次更具挑战性的工作，封面如何将南京元素与厚重历史相结合？在结合本书的定位以及与叶老师沟通后，封面交由著名设计师朱赢椿设计。南京，可利用的元素太多，可以大做文章的地方太多，但又都不足以代表南京，都不足以说尽南京。而城墙，朴拙无言，静默挺立于历史长河，恰如南京，不悲不喜，悄然承受着数千年历史的涤荡。最终，封面选定了有质感的城墙砖和橙色相结合，仿佛一抹夕阳照在城墙上，诉说着历史的沧桑感。
拿到《南京传》样书，很少去看自己出版后作品的叶老师又重新读了一遍，说了一句：还不错。
致敬“敦煌的女儿”
做到《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这个选题，对于我们编辑来说，可谓幸甚至哉。我们最初先和北京大学顾春芳教授相识，她是博学多才的青年学者，也是樊锦诗先生的“忘年交”。顾教授和樊先生通过多次的当面访谈和无数次的电话深谈，花费数年，积累了近二十万字的访谈稿，打算加以扩充润色，以樊先生自传的形式交给译林社出版。樊先生将此项工作视为她晚年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从2019年3月初到5月底，刚刚获得“改革先锋”称号的樊先生，大部分时间都悄悄住在北大的一个宾馆里，和顾教授一起，以考古学人的严谨态度逐章改稿。尤其是书中涉及不少考古和文保的专业知识，每一页的文字、数据都需要精心核对，仔细推敲。两位老师每天都熬到深夜，终于把书稿修改完毕。
为在“十一”之前保质保量地把书做出来，在社委会的部署下，我们迅速组建了一支编校骨干团队，安排了严密的出版计划表。樊先生和研究院的专家团队以及顾教授也不分昼夜、争分夺秒地同步校稿。在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些跟樊先生本人和敦煌相关的新的重大事件，我们亦同步对文字内容做了实时更新。就这样，敦煌、上海、南京三地十几位人员披星戴月、昏天暗地忙碌了好一阵子，终于使得这部书稿在9月初顺利付印。
顾教授请敦煌资深摄影师孙志军先生专门为樊先生拍摄了封面照，又请出了书法界泰斗沈鹏先生为内封题写了书名。敦煌研究院赵声良院长亲自为腰带挑选了莫高窟第103窟《化城喻品图》，认为这种青绿山水图最能体现樊先生清雅的气质。封底图案，我们精选了敦煌学大师史苇湘先生亲摹的莫高窟第320窟飞天，巧合的是，这个飞天也出现在了国庆大阅兵的甘肃花车上。
历时四年终告大成
明末，文人雅士写信用纸效仿唐宋时期的形制，喜欢在信笺纸上加上图案。为了便于选购，制笺者将各种图案的笺纸汇订成册，时人称之为笺谱。明代以胡正言的《十竹斋笺谱》和吴发祥的《萝轩变古笺谱》最具名气。鲁迅在致郑振铎的信中说：“《十竹斋》笺样花卉是最精绝的，这种艺术手法超过了现代的很多名家；里面的山水刻得也很好。”
《十竹斋笺谱图像志》是目前为止第一部系统研究和解读《十竹斋笺谱》笺画图像的大型图书，收录的笺谱是以郑振铎先生捐赠的明代初版原图为底本，它们代表了中国古代笺谱印刷的最高水准。
所谓图像志是美术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对图像所表现的题材或主题进行确定、描述和解说，主要手段是文献考证。这是一件复杂繁琐的工作，《十竹斋笺谱图像志》的笺画内容充满了隐喻，为了让这些图像的原典水落石出，编纂工作历时四年。
全书对123幅笺画的用典出处进行了解读。内容涵盖历代贤哲名流、历史典故、古人诗意、山水、花卉、文物博古、清供雅玩等，题材丰富，所选笺画系统涵盖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精神追求的方方面面，所引掌故典籍从《诗经》《尚书》《史记》《汉书》，到唐诗、宋词、元曲、名人传记、神仙传说，无所不包。
本书近千页，以笺画、出处、释义为基本结构，以中、英、日三种文字呈现。著名艺术理论家范景中先生、韦力先生为此书作序，范景中先生题写书名，著名平面设计师赵清先生为本书做了整体设计。此书的出版为读者呈现了东方传统文化“集古今大成”的精美画卷，对于挖掘我国古代艺术文化宝库具有深远的意义。
书内书外，“大桥精神”贯穿弥漫
《大江之上》是第一部专门反映长江大桥建设历程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文学家很少触碰这个选题，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长江大桥建设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光是弄懂那些专业而“晦涩”的建桥术语，就够人花一番功夫的了。章剑华先生却敢于“啃”这个“硬骨头”。据介绍，创作期间，他阅读了不下几十万字的桥梁建设专业材料，请教交通和桥梁建设专家专业问题更是成了他的“家常便饭”。事实上，这部书的初稿，我们的确请了交通和桥梁建设专家从专业技术角度予以审读，他们都认为作者的技术细节描写是过关的。正是这些文学性的“精准”描摹，使得长江大桥建设的那些“峥嵘岁月”得到有力的再现。
《大江之上》全书内容纵贯70年，体现了国家意志与共和国历史，有些重大敏感内容难以避免要涉及。尺寸如何拿捏，对作者对编辑都有很大的挑战。在冷静理性高效地研究之后，作者与编辑达成一致，终于通过了权威审读。
本书的封面设计方案是采用手揉纸进行四色印刷，加烫白、烫金工艺，但印厂在印刷调试时，竟发现封面屡次出现文字“重影”，不得已，我们只好换一家水平较高的印厂去印。时间紧张，没想到，新换的这家印厂仍然大呼难印，强烈建议改手揉纸为柔娟纸。“绝望”之际，作者与编辑一起直接赶到印厂车间，打破砂锅问到底，最终找到工艺症结与印厂“痛点”，关键时刻解决了难题，保证了“临门一脚”时“依计而行”。直到现在，我仍清晰地记得与作者一起走出印刷厂时轻松的心情。
作为编辑，我们有幸在审读书稿的过程中、在与作者一起推动图书出版的过程中受到这种“大桥精神”的感染，并将这种“大桥精神”转化为我们工作的推动力。
前前后后的校样，至少有十四份
江苏凤凰文艺社早在1995年就开始出版《池莉文集》，这套七卷本的文集大受欢迎，销售超过十万套，成为现象级畅销书。江苏文艺社也赢得池莉百分百的信任，成为她数十年的至交，种下深厚情谊。大约在五六年前，听闻池莉正在创作新长篇，时任江苏文艺社社长黄小初便开始向她约稿。
这部《大树小虫》，算是池莉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碑，不仅耗费心力最多、最难产，也是她自己迄今为止最看重的作品。小说从构思到写作再到出版，数易其稿，从70万字删到40万字，最终在2018年12月交稿，2019年5月出版。
熟悉池莉的人都知道她颇有主见，拿定主意便再不动摇，生平又最憎恶别人胡乱改动她的文字，作品出版前她都会一字不落地逐句审定。而《大树小虫》在编校中遇到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文字修改的尺度。在这部新作中，池莉一改以往用词风格，刻意对当代汉语做了大胆“重塑”和“革新”，大量使用“去虚词化”的语汇和网络流行语，以契合对当下时空的写作。
《大树小虫》前前后后的校样，至少有14份。印象最深的是，对我建议的似乎更符合汉语规范的修改，池莉几乎都一一驳回，她觉得“与其平庸，不如‘错误’”，写作就是要确保每一个动词和虚词都有它的用意，绝不让可有可无的字存在；对于一些名词说法的讹误，我找出依据后，她欣然接受，也感叹了下时常变化的审核标准。最终，长长的勘误表一条条对下来所剩无几，往往是作为编辑的我被作者说服，然而，也正是这个不断往返的沟通和不断重读文本的过程，让我作为第一个读者，逐渐理解也认同了池莉在写作中的煞费苦心和“革新汉语”的“野心”。
都“火急”了，莫老师还在发邮件
我和凤凰出版社同龄，而立之年我们相遇，六年间编的书不多，有幸的是给莫老师编过文集。
《莫砺锋文集》作为迄今为止对莫老师学术生涯最为完整的回顾和总结，其蕴含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经验在学术史、教育史以及传统文化推广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社里对这套书非常重视，皇皇十卷，五百万字，两年时间，八位编辑，需要一个人统筹负责，社里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2019年1月，新书面世，因我人在日本未能第一时间亲自把样书送到莫老师府上（同事主动代劳）。1月28日，我去莫老师家拜访，问及对《文集》的看法，莫老师表示满意。
回顾编辑过程，很多事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由于书稿规模较大，抑或是为了集思广益，在看二校时莫老师请了一些学生帮忙。如此一来，进度得到保证，我们很快收到了返校，翻阅各卷，非常钦佩。他们不但校出许多此前我们疏漏的印刷错误，还发现不少原稿在引书或注释等方面的舛误，更有甚者引经据典对乃师的学术观点进行商榷。看着校样上动辄数百字的校改意见，不禁感慨，名师出高徒。
莫老师喜欢“延时通讯”。传言莫老师没有手机，其实是有的，只是不常用。日常联系主要是电子邮件，我偶尔会给莫老师打固话，也告诉过莫老师我的固话和手机号，莫老师从来没有打过。2018年11月26日早晨8:46，我收到莫老师的邮件，标题叫“火急！！！”其时全书已经下厂付印，我一面回复邮件，一面赶紧翻出校样核对，联系出版科、排版公司、印刷厂，终于确定可以修改，给莫老师打了电话告知已办妥。我心想，都“火急！！！”了，莫老师还是发邮件。当然，也正是因为有这些邮件，我现在可以从容地写编辑手记。
让哲学烛照人生
叶秀山先生是对哲学有贯通性成果的大家。2016年9月7日，惊闻叶秀山先生仙逝，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同仁在悲痛之余，为纪念先生，开始梳理他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准备重新设计再版。期间，叶先生的弟子、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黄裕生表达了希望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叶秀山全集的想法。
黄教授说，叶先生非常看重“纯粹哲学研究丛书”，所以他的全集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他一定会很高兴！这是一份让人悲喜交集的沉甸甸的信任和嘱托。江苏人民出版社立即投入紧张的筹备工作，调集骨干力量，组成由社领导带队的编校团队，与叶先生弟子组成的编委会磋商编辑原则、工作进度等细节。之后，书稿按照工作进度，一环紧扣一环地按计划完成。在编校前，编校团队充分考虑全集的特点，制定了统一的编校原则。在编校过程中，一遍又一遍地核对原著，与叶先生的弟子们反复交换意见，希望既尽量保留叶先生的时间跨度达60年的不同著述的原貌，又使先生在不同著作中的同一概念在表达上相对一致。
在图书装帧上，设计师、责编细心揣摩，与叶先生弟子反复沟通，力求全集不仅呈现的是先生的学术思想，而且是先生的学术品格和个人审美爱好。为了达到最佳呈现效果，设计方案在草稿阶段，就由印刷厂按实际制作工序在不同材料上反复调试烫印效果。终于，在叶先生逝世三周年那天召开的《叶秀山全集》发布会上，在贝多芬降B大调第十三号弦乐四重奏作品130第五乐章的开场曲中，映入大家眼帘的12卷《叶秀山全集》，恰似藏蓝色夜空中的星辰熠熠闪耀着它不朽的思想光芒！
代表德国史最前沿的学术水平
《德国通史》系钱乘旦教授总主编的“大国通史”之一，知名德国史专家邢来顺、吴友法主编，由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多位国内十六位著名德国史专家，历时十年撰写而成。全书共六卷，300万字，是国内唯一一部原创多卷本，迄今内容最全的德国史，代表最前沿的学术水平！它以欧洲文明进程和世界历史进程为背景，叙述从史前到21世纪初（2010年）的德国历史，是中国的德国史研究标志性、总结性成果，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研究成果、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本书全面反映德国历史的发展脉络与进程，深入揭示作为欧洲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的德国历史发展内涵，尤其注重阐发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对德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以及德国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策源地的详细过程及其原因。
从2009年项目启动，到2019年最终出版，整个项目历时十年，倾注了作者团队和出版单位的大量心血。2009年1月项目启动，江苏人民出版社召开第一次作者会，讨论写作宗旨，规范写作要求，进行任务分工。2009年9月，写作提纲交主编，主编审阅。2010年3月，召开第二次作者会，讨论写作提纲。2010年7月，修改过的写作提纲交主编审核。2010年12月，提纲返回，作者写样章。2013年7月，第三次作者会，讨论书稿样章。2014年7月，第四次作者会，讨论书稿。2014年7月—2016年7月，修改书稿。2016年7月—2017年9月，主编审稿。2017年9月—2019年1月，编辑出版。
儿童文学向现实题材靠拢
王一梅曾是一位以童话见长的作家，她笔下诞生的木偶、鼹鼠、猫咪、恐龙等角色，都成了孩子们的知心朋友，受到小读者的极大欢迎。
在和她长期合作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她的童话之所以这么吸引人，是因为它们有一个质朴体贴、温暖积极的情感内核，这个内核并不来自虚构，而是来自作家对现实生活的关怀与体悟。近年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人、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阐释的需求愈加迫切，儿童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作品备受重视。于是，我们建议王一梅的创作向现实题材靠拢，向她邀约了一系列作品，其中包括列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的纪实小说《一片小树林》，以及“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乡愁里的童年”三部曲。《合欢街》是其中的第一部。
这部儿童小说以一座江南小镇为背景，讲述了两代人艰辛的童年历程。唐丽的痛苦来自父亲负债出走，沙小雨的痛苦来自家庭矛盾。她们都是小镇的孩子，在不同的时空各自努力，最终被乡土的温暖牵引而回归小镇，重拾人与人之间的真爱，获得真正的成长。小镇的原型，就是王一梅故乡——苏州岳王。
王一梅的创作十分成熟老到，《合欢街》的初稿如期完成。我们反复审读，觉得情节架构、人物塑造、主题表达几乎无懈可击，但总有锦已成、花未添之感。王泳波社长看稿后认为，如果作品能呈现浓郁的苏州水乡风情，就会更有独特性、现实性和厚重感，也更具文学审美意义。经过双方沟通和对书稿不厌其烦、精益求精的修改，《合欢街》终于打磨完毕，以尽可能完美的形态呈现给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