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义”是君子所行所宜。所谓“由义”就是顺随、遵从“义”而行事的意思。于是“行”就成为“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之一。《论语》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由仁义行”（《孟子-离娄下》），荀子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诚心行义则理”（《荀子-不苟》），又说：“义，理也，故行”（《荀子-大略》）。行走就要有路，所以，孟子将“义”解释和形容为“路”。“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由上可知，义是人行之路，更为重要的是，行义乃是君子的行为处事者也。那么如何“行”呢？这正是“义”以及君子“由义”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义”的本质意蕴一定是《中庸》给出的那个定义。《中庸》说：“义者，宜也”（《中庸》第20章）。《释名-释言语》说：“义，宜也”。并认为“义”与“宜”古义相通，即“裁制事物使合宜也”。可见，这是对《中庸》“义者，宜也”的详解。所谓“宜”突出的是“合宜之应当性”与“合宜之适当性”之两层意思，我谓之“两当性”。所以，义又获得了“宜”的内涵。

  由上知，义之涵义就在“行”与“宜”上得到了反映。而将此二义结合起来给予定义和把握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有两个，一个是唐代的韩愈，一个是宋代的朱熹。韩愈说：“行而宜之之谓义”（《原道》），朱熹说：“义者，行事之宜”（《四书集注》）。

  2.行而当者的君子之义。在儒家思想体系中，“亲亲为大”和“尊贤为大”被首先认为是“仁”和“义”合宜的行为，同时也被认为是君子必须首先应当修身的内容。《中庸》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中庸》第20章），这是告诉人们，仁就是做人的道理，而亲爱自己的血亲家人乃是做人的头等大事；义就是做事要合宜得当，而尊敬贤能的人乃是做事的头等大事。所以，作为有德有才的君子不可以不修养自身的品德；想要修养自身的品德，就不可以不尽心地善事父母双亲；想要尽心地善事父母双亲，就不能不了解人理人情；想要了解人理人情，就不能不知晓天道。要之，亲亲尊尊既是儒家的头等大事，又是君子所行的头等大事。行而当者的君子之义其次欲处理和解决的是“义利”问题。儒家从来不认为君子不要利，而是强调如何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问题。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虽然孔子在这里是以“仁”德来要求君子的，但按儒家思想的逻辑，能行仁者且合宜者就是义。“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韩愈语），此之谓也。所以，孔子这里所论亦可看作是他对君子处理义利关系的最好论述。简单地说，君子是人，所以“欲富贵而恶贫贱”乃是君子与所有人天生之人性的表现，所以也是自然和合理的需求。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自然合理的要求之下，还有个合乎道义的问题，而此正是君子始终需要思量和最终选择的底线。“思义”而行事已然成为君子的本质规定性和不变的思维方式。这就是为什么孔子反复强调这一点的原因所在。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也就是说，君子对于天下之事，没有必定要这样做，也没有必定不这样做，所做唯求合乎义。又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还说：“君子有九思……见得思义”（《论语-季氏》），即君子当见有得的时候应该考虑是否合乎道义。

  “义之与比”“见得思义”这是君子在面对“利”的时候必须遵循的原则。君子之所以为君子，那是始终要以“义”为其本质，为其根本，为其所尚。“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此之谓也。君子在“利”、在“得”、在“名”面前，思考的、懂得的、明白的、看重的、奉行的一定是义，反之，小人思考的、懂得的、明白的、看重的、奉行的一定是利。孔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说出了那句名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于是，尊道义而轻功利形成了儒家思想的价值取向，同时亦成为行而当者的君子之义的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