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法国文学的读者应该对袁筱一并不陌生,作为一名译者,她架起了通向《杜拉斯传》《生活在别处》《流浪的星星》等书籍的桥梁。作家毕飞宇认为,20世纪的法国文学与哲学的联系过于紧密,因而国内高校能够将这两者放在一起讲述的学者屈指可数,而袁筱一则有能力清晰地为读者展现20世纪法国文学的面貌以及与法国哲学的关系。
昨日,袁筱一携《文字传奇:十一堂法国现代经典文学课》来宁。在分享会上,她表示希望能够通过这本书和读者分享自己进入20世纪法国文学的经历,“虽然阅读给人带来某种虚幻的东西,但阅读这种感受可能还是最好的感受之一。”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张垚仟
实习生 孙笑寒 / 文 施向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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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传奇》初版于2008年,大部分内容来源于袁筱一在华师大开设的课程“法国现代文学”的讲稿。
《文字传奇》的体例与写法却与读者平时阅读的文学史不太一样。以杜拉斯为例,在《一本舍我而去的书中》章节中,袁筱一描述了自己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阅读杜拉斯的感受变化以及对于她的不同认知。可以说,《文字传奇》更像是一本袁筱一“私人法国文学阅读史”。
“这本书选的九个小说家、一个文论家,除了加缪和萨冈会亲切一些,大部分作家的小说是非常难进入的。”袁筱一希望能通过一种亲切的方式将作家写作品的过程作为一个故事来讲述,而不是讲述他们作品当中的故事,“这样能带领更多读者有兴趣地进入,而不是一下就被法国20世纪文学困难的面貌拒之门外。”
20世纪法国文学是不存在流派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流派的概念在19世纪就结束了,20世纪的法国小说家们在创作时都有意识地与19世纪的小说家们进行区别。尽管20世纪的法国文学没有流派,但可以说存在一种“波”的现象,这是袁筱一选择作家时的考量之一。
“就像石头投进湖里的时候,一个中心会泛起一圈圈的波纹。一些作家会拒绝贴上标签,但你会发现他们都同样在一个波的涟漪当中。影响力最大的一个波还是萨特,波伏瓦显然就是最亲近的‘小波’。当然还有加缪,他与萨特间尽管有很多争执,但也是在这个波里的。”
“我为什么把萨冈选进来,她的作品从技术上或主题上,现在看来不见得是最前沿的。这也是出于‘萨特之波’的考虑,因为经常有人认为萨冈是最后的存在主义小说家。”袁筱一说。
书中所选择的法国作家,袁筱一认为他们还存在一个共同点:“虽然他们不能代表20世纪法国文学的全貌,但应该说代表了20世纪法国文学一种对于文学自身的思考——在今天小说要完成怎样的任务。”
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文学最主要任务是记录并见证时代,司汤达、巴尔扎克都是法国现实主义作家的代表人物。到19世纪末的时候,自然主义文学对现实已经有了一种科学、严谨的描述。“自然主义文学已经能够做到这么客观细致地描摹,小说还能走向什么样的未来?当现实的残酷程度、沮丧程度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相对于现实是滞后的小说,在这个时候承担的任务已经不是描述现实。”
每一个小说家对这个问题都有不同的答案,如果一定要概括,袁筱一认为20世纪法国文学给出的答案是小说终极的任务在于它能够以陌生化场景的呈现让我们重新认识自己和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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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字传奇》腰封的评论上,作家孙甘露和评论家毛尖不约而同地表达了相同的意思:法国文学塑造了袁筱一,也定义了袁筱一。
被问及如何看待这个评价,袁筱一笑着说: “我觉得人是不断地变化,以及不断地被定义、定义。我和20年前的我,或者和《文字传奇》第一版时候的我肯定是不一样的。一方面是生活的经历,另外一方面可能是你阅读、研究、翻译的经历。翻译其实就是一种经历,进入文字又从文字出来,这些经历会改变你。不仅仅是外貌,更多的是心灵。阅读史其实就是心灵的成长史。”
对袁筱一而言,翻译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经历,也是一种进入他人世界的过程。“翻译给我带来了非常多的乐趣和思考,翻译这件深入文字的过程是一个理解的过程,永远是一个向他人走过去的过程。这个过程面对的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而是文字与文字之间的对话。不断进入其他人的世界,尽管是一个虚拟的世界,这个过程对于一个人的完善很重要。”
从事翻译工作多年,袁筱一也曾被问及是否会考虑写作。她坦言,随着年龄的推移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
“写作还是要有一个很强劲的动力,这个动力包含强烈的感知力和情感因素。强烈的感知力我可能还没到退化的时候,但强烈的情感因素,我觉得是越来越淡了。我经常怀疑我以后不会再写作了,翻译工作多多少少还是会继续,在未来几年里工作重点会是自己的研究。”袁筱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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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筱一16岁考上华东师大法语系,本科毕业后就在南大法语系任教,同时读完了硕士和博士,并正式开始了自己的翻译生涯。然而在25岁的时候,她选择离开校园,进入了一家外企。
“从5岁读书到25岁博士毕业的这20年当中,我所有的生活都是在学校度过的,难道我以后的生活环境再也不经历任何改变了吗?那个时候的我无论如何希望有别样的生活经历。”离开校园,不仅仅是与许多年轻人一样,渴望体验不同于当下的人生,同时,她也希望能够“重新树立自己的价值”。
“当时在学校还很年轻,所有人都是围着你转的,都会承认你的价值。我有相当长时间怀疑自己的价值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你到了完全陌生的环境,它不会看你以前的经历,你要重新树立自己的价值。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收获。还有就是我在南京读硕读博阶段,已经是南大老师,高校教师非常以自我为中心。我当时很害怕自己的以自我为中心,假如你视自己为中心,有一天确立自己价值的基础不见了,你可能什么都不是。经历过这一切,我更多地了解身份带来的差异,至少不会认为自己是唯一真理。”
短暂的离开之后,袁筱一回到了校园,于她而言,翻译及研究还是最适合的工作。她寻求人生价值的道路也还在继续。
“我前段时间重译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里面探讨自杀这种行为,部分人因为找到了人生的价值而觉得没有活着的必要了。我可能不会完成寻找人生价值的这个句号,但我觉得人是可以在可能的时候不断地变化角度,这样你可能找到某些相对永恒的东西。我喜欢翻译的工作,也是因为可以让我不断设身处地变化自己的视角,尽管这是一种虚拟的变换。”
对话
对外国文学的接受
有相当大的偶然成分
读品:很多20世纪的法语作家都曾在中国掀起阅读热潮,这是为什么?
袁筱一:我经常觉得翻译文学和真正的本土文学不太一样,本土文学从传统走到现在的脉络非常清晰。一个作家不断地写 ,有了一定的量和质以后,他如何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作家,大家会很清楚。但外国作家在中国的传播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他们的成功除了作品本身以外,有一些很偶然的因素,比如《情人》里面所谓的“中国情人”的形象。还有昆德拉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传播,是因为有一批以作家为首的翻译,给他奠定了一定的传播基础,再加上昆德拉本身写作的方式,虽然他有对于八十年代来说很新的叙事技巧在里面,但和我们传统上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阅读没有非常违背的地方。萨特更是这样,他作为一个哲学家,当时大热是哲学的热。虽然读者不一定能读明白,但当时他就是哲学上一个时髦的标签。能够从这么多的、有品质的、在一定水准之上的外国文学当中脱颖而出,在一个陌生环境里面成功,真的是很偶然。
读品:您会出于什么样的标准来选择作品进行翻译?
袁筱一:现在大多是看出版社的建议,建议之后我会再看一下内容。现在是拒绝的比接受的多。我也会看它是否符合我当下对于翻译想要完成的愿望,因为不同时期通常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我很少接受名著复译的工作,这可能和我的习惯有关,也可能和我前段时间着重于20世纪的文学工作有关。我不太会给出版社建议,我觉得出版的工作是一个我能够理解到但又不能左右的工作。有时候个人趣味上很喜欢、想挑战,但是它是否能成为出版的一个很好的题材,我觉得可能未必。
读品:您个人喜欢什么样的作品?
袁筱一:我个人在近几年里喜欢非虚构。我翻译的作品大部分是小说,我很想在哲学、社会学这些领域进行尝试,这种尝试本身是艰辛的。当你如果真的要进入哲学类书籍的领域,那么要进行长时间的准备,也不是我眼下这个状态说完成就能完成的。在整个翻译生涯中,尽管外界有这样那样的评价,我也不认为自己每本书都是成功的。
读品:还有没有哪些法国当代作家尚未译介到国内,但您比较想推荐的?
袁筱一:法国当代文学虽然不见得像对英美文学译介那么快,但基本也是跟着大奖走。现在资讯非常发达,出版社会先你一步寻找这些人。当然也不能全部都介绍过来,写作的门槛不是那么高,写作的人很多。现在也有不错的法国当代写作者,介绍的不是很全面,但是我觉得,国内对于20世纪之前一直到20世纪末比较重要的作家,都已经多少有所译介。
袁筱一
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院长,教授,多年从事法语文学及翻译理论研究。主要译作有《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杜拉斯传》《生活在别处》《法兰西组曲》等。译作《温柔之歌》获第十届傅雷翻译出版奖文学类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