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终究还是开辟了药学研究道路。想象有时还有意外的收获。

  历史上，人类治病手法千奇百怪，除了致华盛顿死亡的灌注水银法和放血疗法，还有水蛭疗法、砒霜疗法等。今天为人们痛恨的鸦片，历史上更是风靡6000多年。已被各国纳入毒品目录并严厉打击的海洛因，历史上曾是德国知名药企拜耳公司引以为傲的拳头产品……

  身为牛津大学医院主治医生，同时又站在讲台上“释疑解惑”的德劳因·伯奇笔下的这本书，从古巴比伦的鸦片、教皇的奎宁，跨越到强大的德国制药工业、百药之王阿司匹林，可谓呈现了一个包罗万象的药物世界。

  德劳因直言不讳地指出，“世界上第一批医生根本就是骗子”。医学界也确曾留下许多今天看来是“草菅人命”的奇葩医学案例。毫无疑问，限于那点可怜的自然知识，早期人类对药物的想象充满主观臆断。也正是因为人们对药物疗效缺乏科学认知，所以比较容易获得的鸦片能长期被人类当成包治百病的“神药”。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想象也是医药发展的一种启蒙力量。虽然历经曲折，但想象终究还是开辟了药学研究道路。想象有时还有意外的收获。英国牧师爱德华·斯通对柳树皮可帮助治疗疟疾的发现，则纯粹来源于他那脑洞大开的“灵感”。

  医药发展告别漫无目的的想象，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便是染料的发明。“化学家们(还因此)造出了各种各样的‘打靶’药物，这是抗生素时代的开端，这种思维方法也是‘化学疗法’的开端。”德劳因认为，医学界认识到奎宁能有效治疗疟疾，主要还是凭运气。而在化学疗法大门开启后，随着化学科学的突飞猛进，药物才算正式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随着化学研究的进步，人们逐渐认清了罂粟、金鸡纳树皮、柳树皮等传统“药物”的面目。水银、砒霜、水蛭等“伪药物”或伪治疗术被大多数人摒弃。另一方面，从金鸡纳树皮、柳树皮等中分离提炼有效成分，也为近代西药发展奠定了基础。

  当然，仅仅有实验室理论还不够，最后一关是临床试验。这也是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屠呦呦当年“以身试药”的伟大意义所在。

  当然，并不是新药就一定能成功。即便是推向临床治疗，经过广泛使用后仍有可能因副作用太大而被淘汰乃至禁止。在结核病治疗方面，医学界对金元素疗法(硫代硫酸钠)的夸大其词持续了15年以上;非那西汀研发于19世纪80年代，将近一个世纪后人们才注意到它对肾脏的伤害;拜耳公司研发的二醋吗啡(海洛因)，在投向市场15年后便因致瘾而停止生产……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试验仍将是人类寻找新药的重要路径。

  源于心理情绪等因素，患者往往对医生的服务态度极其看重。然而在德劳因看来，早期医生的“药物与建议毒如砒霜，他们真诚、满怀善意，却能置人于死地”。善良并非是治病良药。

  寻找真理离不开怀疑与批判。在威廉·哈维、托马斯·西德纳姆、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弗朗西斯·高尔顿等敢于怀疑传统且不厌其烦地进行医学统计分析的医生们的努力下，循证医学最终得以建立。

  令人玩味的是，“批判”有时也会偏离正轨。“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了国家的命运，也影响了药物的命运。在英国，走在路上的腊肠狗会被人扔石子儿，就因为它们有德国血统，而阿司匹林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暂时失宠。”

  即便在医学界，“有色眼镜”也是一种阻力。美国家庭医生劳伦斯·克雷文虽然发现阿司匹林对心梗的疗效，但因为人微言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被学术界采信。

  当历史被扭曲时，原应严谨的学术亦可能被各种因素所左右。

  在“百药之王”阿司匹林发明过程中曾起了重要作用的阿图尔·艾兴格林，因其犹太人身份，被迎合纳粹势力的拜耳公司刻意隐去。尽管法本公司曾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大行活体实验，但在战后的审判中，他们却以“(被关押的囚犯)无论如何都会死掉”的蹩脚托辞卸责。

  相比之下，另一段历史很少被人关注：曾一手建立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的石井四郎，竟然获得了美军同意，“把731部队的情报资料数据全部提供给美国，作为交换条件，免除其全体人员的战犯罪”(《零年：1945》，广西师大出版社2015年版)。

  德劳因在结尾写道：“试验与数据能揭示真理：它们是理解世界的工具，也是改良世界的利器。”这意味着，他认为应当让药物研究回到学术研究本身。换言之，只有将药物研究还原为一门免受其他杂音干扰的学术，其发展才能步入正确的轨道，并在砥砺中前行。 禾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