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二十几岁因小说得名，冷艳清丽的文字俘获了一茬又一茬的读者，小说里对于人性禁忌的触碰，又让读者对他的个人身世猜了又猜。中年以后的他，着迷于昆曲，几乎以一己之力让古老的昆曲重回大众视野，并在年轻观众之中生根，继而走向世界舞台。

  白先勇走到哪里，就把昆曲带到哪里。或者说，昆曲走到哪里，他追随的脚步就到哪里。不久前，他携《白罗衫》《红娘》回到南京。一并来的，还有他新近主编出版的《正本清源说红楼》。无论昆曲还是《红楼梦》，于他都是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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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1日晚，《白罗衫》在江苏大剧院演出，有白先勇加持，座无虚席。演出结束，谢幕完毕，他很自然地转身和两位主演说戏。

  《白罗衫》是一出公案戏。明代兰溪知县苏云带着妻子郑氏赴任，途中遇上水寇徐能。苏云被投入江中，郑氏被劫掠。徐能的弟弟偷偷放了郑氏，郑氏逃亡途中生下一子，用罗衫裹起来丢在路边。孩子被随后追赶来的徐能发现，收为己有，并取名继祖，养大成人。十多年后，继祖做了监察御史，亲生母亲郑氏来诉冤。真相大白，徐能被杀。

  传统的《白罗衫》，爱憎分明，主线清晰。继祖发现徐能的真实面目后，当即将他处死。但在白先勇看来，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人性不是那么简单，功过是非好恶，不是那么简单。养父对他十八年有恩，但是法理又不容。所以在情与法之间，冲突很大。”

  在排练新版《白罗衫》时，白先勇借鉴了西方戏剧中对冲突的表现，“他们对人性的研究，比较敢正视，正视人性中的罪恶、邪恶。我们有时候在传统的戏剧中，把它简化了。”

  白先勇关注中国传统文学中那些被忽略了的小人物，即便如罪行累累的水寇徐能，他也有对养子的几分柔情，有人性善的一面。最近，白先勇和他的团队又制作了昆曲《义侠记》，在这部戏里，他希望重新定义潘金莲。“传统上，潘金莲是一个负面女性人物的代表，可是我们这个潘金莲，比较采取对她同情的观念。潘金莲谋害亲夫，其罪不可赦，其情可悯。”

  同样的人物，还有《红楼梦》里的赵姨娘，“在儒家的宗法社会下，她做妾，身份不高。一直受到打压、歧视。所以她表现出来的有些坏心思，不能谅解，但是从她的角度出发，能理解，她也有可悯之处。人性不是那么单一、制式化，可能还有很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角度来看。”

  在白先勇看来，曹雪芹的高妙，也正在于隐藏在文字后面的悲悯情怀，“一个伟大的作家，大概都有很深广的同情心。曹雪芹是以天眼看众生，下面的芸芸众生，都值得怜悯。虽然用天眼，但写的时候是他和人物站在一条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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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先勇对昆曲的执著，可以溯源到对《红楼梦》的热爱。

  “如果说文学是一个民族心灵最深刻的投影，那么《红楼梦》在我们民族心灵构成中，应该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十九世纪以前，放眼世界各国的小说，似乎还没有一部能超越《红楼梦》。即使二十一世纪，在我阅读范围内，要我选择五本世界最杰出小说，一定包括《红楼梦》。”

  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白先勇读《红楼梦》读到了不一样的感觉，“真是一部天书，都是密码。这一次，我到了七八十岁，暮年的时候，因为在教书，再细细看，还会发觉以前没看到的，不少地方。它是一个无穷尽的、挖不完的宝藏。”

  年轻时读《红楼梦》，白先勇关注到了里面的昆曲，“元妃省亲，点了四出戏，《家宴》《乞巧》《仙缘》《离婚》。后来清楚这些都是昆曲，而且来自当时流行的本子。曹雪芹成书于乾隆年间，正是昆曲鼎盛的时候，上至王卿贵族，下至市井小民，对昆曲的热爱，由南到北，举国若狂。”

  白先勇把《红楼梦》里的昆曲写进了小说，早期著名的短篇小说《游园惊梦》更是直接用了昆曲名。在这部以南京为潜在空间背景的小说里，他塑造了钱夫人、窦夫人等一众闲人的戏曲情缘及家国旧梦。而之所以在其中屡次写到南京，是因为他的一段亲身经历，“抗日胜利后我们飞南京，吃饭的时候，第一顿就在南京很有名的清真馆子马祥兴，现在还在。那时候在秦淮河畔，我有印象。小说里写秦淮河的歌姬，一些清唱的女孩子的命运。如果我没到过南京，没到过秦淮河，可能也想不到写这些。”

  一九八七年，在离开大陆将近四十年后，白先勇重返上海和南京。他必须要看的，就是昆曲，从上海看到南京，从《长生殿》看到《三梦》（《惊梦》《寻梦》《痴梦》）。当听到江苏昆曲名家张继青唱到《皂罗袍》里“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悦事谁家院”，他说自己“早已听得魂飞天外，不知道想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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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醉心于古典文化的白先勇，其实出身于台湾大学外文系。他早期小说作品的结构、人物以及技巧，都会让人联想到西方现代文学的名篇。他自己也坦陈受西方文学影响颇深。

  “那时候的阅读，好多都是西方现代主义大师的小说，潜移默化受了他们的影响。可是我常常自觉地文字上非常不喜欢西化的那种语法，我写的时候尽量避免翻译式的或者西化的语法，所以写出来还是比较纯正的中国文字。但是受西方影响，可能对人性、人物的看法和观点，一些小说的技巧方面，有形无形会受到影响。”

  中国的古典文化像一根红线，始终牵绊着白先勇的脚步。“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很震惊的。比较起来，人家很强势。久了之后，发现自己的东西也有很多值得研究，值得提倡。很多我同辈的朋友作家、艺术家，都是这样子。开头走西方去，然后走一圈回来，回到最后，回到自己的传统来。”

  年届82岁的白先勇，一生都在漂泊。桂林六年、台北十年、美国几十年，地理上的故乡，于他确实很难定义，但他始终认为，心理上的故乡就在传统文化里。“故乡在《红楼梦》里面，在《牡丹亭》里面。听昆曲的音乐，就觉得回家了，有那种心灵上的安稳。”

  对话

  我不写自传

  给人家猜去吧

  读品：如果选择五本世界最杰出的小说，会是哪五本？

  白先勇：《红楼梦》是天下第一书。再下来，我个人觉得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三本的话，可能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第四部，我想我会选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第五部我选美国的福克纳《声音与愤怒》（注：又译《喧哗与骚动》）。

  读品：《卡拉马佐夫兄弟》为什么这么靠前？

  白先勇：第一，它的人物的刻画，四个兄弟代表人性的圣、魔、理、情。四个兄弟相生相克，非常惊心动魄。当然很重要一点，最后有基督教的宗教式的悲悯，这个很动人。

  读品：在中国小说中，第二是什么？有没有被埋没的小说？

  白先勇：下面就难排了，因为《红楼梦》太高，像喜马拉雅山。《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都是很好的小说。中国文学里面，被埋没的小说，我倒不大觉得，都有人研究。可能有些诗和诗人的地位，还没有得到比较公平的评价。我们的诗人太多了。我自己不是研究古典诗词的，可能也没有资格来评断哪一个。

  读品：很多古老的剧种都式微了，您复兴昆曲被称为“一个人的文艺复兴”，有现实的意义吗？

  白先勇：当然。现在是时候对我们几千年的古文明进行重写，不管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这些年来，那么多出土文物，三星堆的出现，对我们文化的震动有多大！现在当务之急，邀请国内外一些专家，比较客观地对我们的中华文明做一个重评，从宗教哲学文化，从音乐戏剧艺术、科学史等方面，整个地做一个新的21世纪的重评。给我们的文明一个定位，我们文明中的优点缺点，好好地研究出来，写一套中华文明史，让我们对自己的文明有一个重新的认知。现在是一个科技挂帅的时代，更需要对我们自己的传统有个重新的认知。应该有一本教科书，所有大学生，不管学哪一科，都要学。美国也是科技大国，文史方面注重的，他们的学生都要学《西方文明史》。从两河文明、希腊文明一直下来。我们需要这样一个《中华文明史》，很客观的，而且国际性的。

  读品：您会不会有兴趣做这样一本书？

  白先勇：我个人完全不可能。我的能力知识有限，需要很多专业的学者、专家，这需要国家的力量，群策群力。我觉得应该做，也必须做。

  读品：最近有什么写作计划？有没有考虑写自传。

  白先勇：手上要做的，是我父亲的传记，第三本。写完了这个，心愿也了了。回到我的创作，还是我的最爱。自传不会写了，很难写真正的自己，给人家去写吧，猜去吧。

  白先勇

  小说家、散文家、评论家、剧作家。1937年生，广西桂林人，名将白崇禧之子。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著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长篇小说《孽子》，散文集《树犹如此》《蓦然回首》《明星咖啡馆》《第六只手指》，舞台剧剧本《游园惊梦》，电影剧本《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玉卿嫂》《孤恋花》《最后的贵族》等，并撰有父亲白崇禧传记《白崇禧将军身影集》。近年来致力于两岸昆曲复兴与古典名著《红楼梦》的重新解读与推广，重新整理明代汤显祖戏曲《牡丹亭》、高濂《玉簪记》、无名氏《白罗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