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香河的这一事件，虽然认定见义勇为并无波折，但对见义勇为细节的苛刻审视，是另一种设置高门槛的表现

  昨天媒体报道的一起事件，让很多人难以接受——3月9日，在河北香河县，一名4岁女童独自过马路，眼看着一货车驶来，侯振林老人去抢抱女童，结果二人被撞，老人去世，女童颅脑损伤但无生命危险。侯振林被授予“见义勇为”称号。但当地交警认定，老人横过道路未确认安全后通过，负同等责任。

  当地交警的这一认定显然是依法作出的。问题是，没有关切常识，从而犯了糊涂。

  千钧一发之际，救人必须以秒为计算单位，而不允许有任何迟疑和延宕。假如在那种极度危险的情境中，救人者还得一慢二看三通过，还得考虑哪种通过马路的方式比较科学合理，甚至得考虑哪个动作有没有到位，那还是救人吗？

  即使一秒都没耽搁，这场个体的救援也还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说明现场的形势和条件对救援提出了极为苛刻的要求。要想两人都能全身而退，或许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侯振林明知道这一点，却还是毫不犹豫地冲上去，这让我们更生崇敬之情。

  交警的评判，当然应该基于法律。但不顾现实情境机械照搬条文，作出令人瞠目结舌的结论，只能说太苛刻了。

  看上去，具体细节显示出法理和人情的冲突，而人情必须“服从”于法理。但是人们的质疑，并非蛮不讲理地呼吁在此案中让人情“超越”法理。事实是，即使只从法理层面展开技术分析，救人者也完全有理由与所谓的“同等责任”脱钩。如前所述，救人细节所带有的“硬伤”，系救助危难或紧急避险造成，而这种“硬伤”又是无可避开、无可选择的。要是只强调过马路“违法”，而不考虑这些因素，那就显失公平。

  这就很容易形成“不敢救”“救不起”的顾虑。若这种顾虑加深，对危急关头敢于挺身而出的氛围会形成消解。

  当前，某些地方存在一种认定见义勇为过难的情形，引起了很大争议。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孙谦谈及“福州赵宇案”时表示，不能对正当防卫和见义勇为有过高要求。这种表态，呼应了主流民意。

  发生在香河的这一事件，虽然认定见义勇为并无波折，但对见义勇为细节的苛刻审视，是另一种设置高门槛的表现。事实上“制约”了个体的勇气，不利于在全社会激发见义勇为风气。

  希望当地警方能够顺应民意，作出应有“改变”。要知道，这种“改变”并不是妥协，看上去，它更是一场“纠错”。

  现代快报首席评论员 伍里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