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历史学的诗人，由史入诗，由诗返史，将真与假、实与虚化作《爸爸谣》，勾勒了一个远去的时代

  1981年，龚学明和我一起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那是一个抱团取暖的时代，八人一间宿舍，晚上十点准时熄灯。长夜漫漫，饥肠辘辘，有诗宵夜。冬天湿冷，门窗须关严实，诗在缺氧中呼吸。夏天溽热，没有电扇和空调，诗在辗转中咀嚼。半饥半渴，是思考的最佳状态；似睡非睡，是写诗的绝好时刻。我们相互砥砺，同时同刊发表诗作，着实享受了一番小小的喜悦。四年不短，过得飞快。毕业后，学明进报社当记者，笔耕不辍；我留学当教师，以学术为业。彼此渐行渐远，相忘于江湖。当年南园诗友，尽皆琵琶别抱，唯学明初心不改。

  龚学明的诗集名为《爸爸谣》，吟诵的是泾上村爸爸的故事，带有自传体性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有两段文字谈诗论史，大意是说历史记录已发之事，文学描述未发之事，文学追求普遍性，因而更富哲理。史诗不关心时序，可以倒置先后。古希腊的历史概念，意为采风或调查，与今日作为表象的过去径庭有别。《爸爸谣》兼而有之，建构的既是定格于过去的由事件构成的泾上村，也是将“不在”的泾上村呈现于“现在”的知性活动。不是吗？诗人打开了通向泾上村的一扇扇门扉、一道道窗口：泾上村一如夏夜的萤火，时而眩目，时而暗淡；泾上村犹如池边的虫鸣，或清脆或细弱，最后归于枯寂。

  《爸爸谣》结构宏大，人事交错，如一部史诗。既然作者可以被宣布死亡，那么，读者就可以反客为主地诠释《爸爸谣》。卷一“泾上，泾上”，呈现的是感觉的世界。泾，清澈之水；上，“送我乎淇之上矣”。泾上村似水，自由无碍，在晨光中展开，在薄雾中升起，可视的风景绵绵不断。在这一底色上，是明暗不一的人文世界：这么多年了/少有人衣锦还乡/更多的故事/中断在异乡。诗人跟着感觉走，小心求解；我跟着诗人走，穿越陌生。“为什么叫赵浦江/泾上村150个乡亲无人姓赵/它的起始和终尾谁能知道”。不必外求，作为实在的泾上村，就端坐在诗人意识深层的集体无意识里。记忆保存过去，回忆唤起过去。只需打开回忆之门，唤起形象，抵达记忆深处的府库，便可捕捉可知的世界，于是卷二呼之而出。

  卷二名曰“复原”，篇幅不长，承前启后。人是社会的动物，但人和动物有根本的区别，人知道爸爸的爸爸是谁、儿子的儿子是谁。如果说，卷一的泾上村呈现的是匀质化的世界的话，卷二则凸显了个性化的世界，爸爸名副其实地成为泾上村的化身。爸爸平淡的人生，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波澜不惊。转机来临，1981年，“我”考上了大学。原本应该成为“爸爸”背影的我，因而离开泾上村。历史断裂了。但是，断裂给了重返/回忆泾上村的诗人以独在故乡为异客的自觉，在生命意志的驱动下，诗人继续追寻令其魂牵梦绕的泾上村。

  在诗人的回忆中，卷三“颂歌”、卷四“爸爸谣”和卷五“唱段或妈妈的泪”一体三面。所谓回忆，是对事物或语言内容的知觉，爸爸的身体——额头、手指、眼睛、头发、皮肤，爸爸的身份——村支书、党员、龚学明父亲，爸爸的表情——微笑、慈祥、害羞，所有这些表征构成了作为知觉的存在，伴随爸爸肉身的消失而隐没。诗人在时空中穿行，或沮丧或亢奋，爸爸没有远去，在诗人的心念中，在妈妈的泪眼里。

  卷六“公开的，隐藏的”是“后”爸爸时代——“我”的故事。面对故人龚学明，诗人为自己竖起了墓志铭，以此作为“生”的起点。恰如古罗马一则墓志铭所道：昨日之我即今日之你，明日之你即今日之我，面对路人/读者投来的目光，诗人在狡黠地微笑。诗是借助文字的语言游戏，游走于语言与文字之间，出乎经验又超乎经验。诗内含预言，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播下记忆的种子。诗反常识或非常识，将本真置于假象中。

  古今中外，虽不乏赞美母亲的诗文，但母亲成为自然的和家国的象征是晚近的事情，确切地说，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现代主义诗学屏蔽了父亲的功业，父亲的诗学意义被漠视久矣。泾上不在，随爸爸远去；爸爸未走，在诗人的吟诵中归来了。《爸爸谣》唤回了被忘却的父性，这一自持而自尊的文化隐喻。

  文学家虚构故事，历史学家发现故事。出身历史学的诗人，由史入诗，由诗返史，将真与假、实与虚化作《爸爸谣》，勾勒了一个远去的时代。通过《爸爸谣》这一镜像，不难窥视一个内在化的他者世界；随着《爸爸谣》，穿越陌生，我竟与自己不期而遇。 孙江